报业整体结构中的缺失

一、报业整体结构中的缺失

上文指出了都市报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作为及其积极意义，但批判立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仍是必要、恰当而且有重要价值的。我们不能以极端排斥的立场抹杀都市报的政治作为，同时也不能忽视都市报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存在的严重偏差。

从客观层面看，中国报业的整体结构不甚合理。如果将报纸简单分为三种，一为严肃报纸（指以党报为主的传统主流报纸），二为精英报纸（指以民间立场做严肃新闻的报纸，如《南方周末》），三为通俗报纸，在报业结构中通俗报纸占据显著位置，这不仅指它的市场份额，更意味着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普通民众正在逐渐远离传统大报（即是业内讨论的党报影响力下降的问题）。精英报纸也没有在普通民众中形成广泛影响，自身也基本处于成长初期。考虑到精英报纸的特质，主要读者是社会层面较高的精英而非大众，发行量不能作为一个单一的衡量指标，但即使是在精英层面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如上海两家勉强可算作精英报纸的《东方早报》、《外滩画报》，无论在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力方面都谈不上成功。报业的如此局面，使得报纸创造的普通民众的舆论空间主要由通俗报纸支撑。虽然如上文所析，这是逼迫都市报施展政治作为的一个因素，但就新闻传媒系统的政治参与的社会功能论，存在重大弊端。这不仅意味着都市报不可能承担的政治责任将完全失落，也意味着丧失了严肃、精英报纸的参照、互动和平衡，都市报从日常生活层面展开的政治行动也失却了许多重要意义。而且，都市报的负面表现也因此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影响。强调个体诉求（即生活形态政治的“个体化”政体）的政治作为必须以强调群体诉求（即传统政治的“集团”政体）的政治作为为参照，才能凸现其影响的积极方面。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发展尚不十分成熟的状况下，两者的同时并进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形势中，如果说当前都市报在生活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应该是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情形下出现的非正常局面，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任重道远，都市报的当前作为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都市报生活政治的作为大致有这些作用：其一，以快速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报道源源不断地将政治的主题引入公众的视野，开启普通大众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和热情；其二，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培养公众的社群意识，以启发大众以利益集团的成员的身份参与公共决策；其三，在较低水平上建构公共领域，以形成有价值的公共舆论影响公共决策。在生活政治方面，都市报的政治作为总体而言也是限于表面的，有待于严肃传媒在深刻性方面的提升，中国当前的政治不但需要有表面冲击力的通俗传媒的鲜活报道，也需要进入问题内部揭示深层次原因的实质性的深刻报道。很难想象，像“孙志刚事件”这样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和公共利益的事件，如果没有后期严肃传媒的介入，可以凭借都市报的单薄力量，提升到改变国家现有法律的公共参与水平。二是就通俗报纸本身的表现看，有一些失误严重影响了它的政治作为。总而言之，中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需要严肃传媒与通俗传媒合力而为才能达到。

都市报在政治作为方面的缺陷表现在：忽视对公共事务的全面关注，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参与；缺乏整合舆论的能力，未能形成主流价值观。

这样的批评是以两个因素为前提的。

第一，是以都市报的通俗报纸的定位为基本标准，毕竟我们不能以严肃报纸的政治功能来无限制地要求都市报，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因为无论是作为人文的批判还是作为可操作性的对策，以严肃传媒的标准要求通俗传媒都是没有意义的。批判必须以恰当的对象为前提，我们且不论批判理论的重要人物霍克海默坚决地反对把他的批判理论付诸革命实践，（陶东风，2002，第140页）仅仅源于对现代传媒业的内部格局缺乏了解，绝对地从否定的意义上展开都市报的全面批判，在当前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作为可操作性的建议，并非是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在都市报仍然定位在通俗报纸的位置上是不适用的。解决的方法是，都市报改变通俗报纸的定位，或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看到这样的努力正在实施中。

第二，是以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为出发点。中国的民主政治处在起步阶段，普通大众的政治意识相当缺乏，而在这个所谓“新启蒙”阶段，又伴随着极其复杂的政治景象，如在追求发展效率掩盖之下的社会不公正，对于普通大众民主政治意识的培养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展开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民主政治意识有很大的冲突：比如强调群体的价值感，强调盲目的对权威的服从，对公共事务的隔膜感（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情大于法律等等。这就是都市报所面对的由普通大众构成的读者，及其生存于其中的复杂环境。如果研究者不能对此有深刻、细致的体察，仅仅以精英姿态对都市报做取消性的批判，就可能违背批判的初衷，走向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