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与大众消费话语

二、都市报与大众消费话语

1．都市报消费话语的复杂性

在一些学者的眼中，大众文化从来都是一种让人爱恨交织的历史存在，因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形式具有同时服务于冲突目标的功能，这是现代社会复杂性的表征”。（胡大平，2002，第4页）在现代社会，它承载着相互冲突的双重要求。一是资本方的自我增值要求；二是劳动方的解放要求。对于大众文化的评判也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向度。其中纠集的核心问题是“自由”——大众直至人类的自由。具体到消费变换成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大众消费对于大众而言究竟是压制自由还是获得解放。任何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还原为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问题，都市报在中国消费现象中的表现也呈现出这样的复杂性。在某个层面，都市报的积极意义体现为扩展了当代普通中国大众的自主空间和自由意识；另一方面的消极作用在于，成为资本方的“共谋者”控制大众意志。

都市报的积极作为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性前提，在转型的中国社会，消费问题包含了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消费问题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具体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中，虽然有消费行为，但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消费问题，消费只是一个从古至今都存在的一般行为，并不具有连接社会各个领域的实质意义。现代消费概念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又牵涉民主政治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消费者权利是为国家法律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消费者问题，“实际上就是本来所拥有的自由领域被侵占，即权利被侵害的问题”。（铃木深雪，2004，第19页）消费者保护运动被普遍看作一项具体而微的人权运动。同其他在全球普遍展开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保护运动和女权运动相比，中国的消费者运动表现出非常特殊的性质。一是与西方国家的同类运动没有明显的关联（其他两项运动则不同，大多从西方国家获得大量支持，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二是得到政府全力支持。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原称消费者协会，现称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是群众组织，但实际上和政府有密切关联。县级以上各消协的雇员均由政府提供工资，活动经费也由政府相关部委划拨。消协主要负责人也主要由政府机关的党员干部承担。中国消协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半官方机构。三是大众参与度高。消费者保护运动得到一般民众的认同，因为中国消协为消费者争取相应赔偿的成功率高达90%，赢得消费者的广泛信赖。消费者的投诉量持续上升。（Yuanxiang Yan，2004，第11—12页）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消费问题，实质是转型社会在推行市场化机制和与之相匹配的民主意识时遭遇的矛盾。政府、企业、个人的利益，在这个层面得到最充分的展示，政府试图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并以此为切入口完善中国的市场化机制。三者之间形成的张力构成都市报的活动空间。由于都市报在中国的特殊运作机制，政府、企业、个人（消费者）都有自身独特的渠道对都市报形成影响，都市报也在三者之间摇摆，产生的社会效应也十分复杂。

都市报的突出表现在于通过自身的运作，在大众意识中设置了消费这个特殊议题。以《华西都市报》“奇迹”在中国报业成名的报人席文举，曾评说消费对于都市报的意义，“从市场经济流通消费的领域里抓老百姓最感兴趣的一切新闻，即指导消费是都市报的终极新闻关怀”。（席文举，2001）席文举的这个观念及其具体实施在都市报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华西都市报》创造了中国报业突出的市场成绩后，它的理念和模式为全中国各个城市的都市报竞相效仿。席所言都市报注重消费的观念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思想：一是揭示了都市报以通俗报纸乃至大众传媒的角色融入消费社会的必然性；二是点明都市报与其他大众文化在消费活动中的区别，以新闻主要是实用消费信息参与大众的消费生活。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的都市报，在产生之初就将自身定位于市民报纸，都市报赋予读者的一个显著身份是消费者，都市报通过各种方式刻意强调读者的消费者身份，以突出自身市民报纸的特征。这里的“消费者”有双重意义：一是读者是报纸的消费者，都市报以此强化自身区别于传统报纸忽视读者，甚至轻视读者的习惯做法，企图建立报纸与读者的新型关系，“卖方”与“买方”的关系，体现了新闻业传播中心的转移；另一层意义更为宽泛，都市报预示读者在当代中国获得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身份，他们是消费者，他们有着国家法律、制度赋予和保障的权利，都市报突出读者在消费方面的个人权利和合法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几乎所有的都市报都明确将服务和引导读者消费作为自身的重要功能，消费成为都市报在内容方面的重要表现。从一般意义的新闻报道，到专版、副刊，直至消遣、娱乐、休闲，消费成为一个贯穿都市报的主线。

都市报倡导消费的动机十分复杂，中国的普通大众也并非在一夜之间意识到自己获得了一个崭新的社会身份。在此，都市报的推动力来自于多个方面。办报者最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由市场导引的市场卖点。“消费”信息在“买”和“卖”两方面都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出卖消费信息的是那些在生产一端的企业，购买消费信息的是在消费一端的大众；当然还有周旋于其中的广告代理机构。都市报自身的利益就纠缠在这多重的利益之中。就现代报业的运作模式论，都市报与企业以及广告商的利益共同性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但就此判定都市报仅为实现一己私利，为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狂潮推波助澜，它的行为仅仅表现为损害公众利益，违逆历史的可能性，那也是失之简单的。

现代报业建立的通过市场和广告的运作模式，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在于，使报纸脱离集团控制获得了独立，现在看来这样的独立是有限的，报纸又遭遇资本控制的严重挑战。姑且不论目前尚未找到有效的替代性模式，——人们为此的努力从未停止过，比如公共新闻学在美国以及部分西方国家的出现，但新闻传媒私有化的模式仍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公有模式未能有效地接近自身设定的目标——即使在当前建立的模式之下，报纸仍然具有表达公众利益的空间，否则就不可能理解报纸在历史上进行公共利益诉求的作为，也不可能解释报纸作为社会公共领域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独特角色。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消费问题中，都市报正是在这个空间中有限地表达自己，虽然这样的表达经常不是出于自觉意识的。因为这个现代报业的模式对都市报形成了各种制约，来自各方的力量彼此牵制，通俗报纸在其中须兼顾各方保持平衡，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即使我们不考虑现阶段都市报从业者的职业理想和社会责任（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存在），纯粹从现实的利益出发，也不能仅从都市报依赖于广告的事实，推断企业、广告商得益，必然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在消费问题的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市报的表现十分微妙。

无论在“买方”和“卖方”，都市报的表现都有积极和消极的意义，呈现出极端的两面性。以“买方”论，都市报既服务消费者，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消费者的真正利益诉求，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空间。

2．都市报对于社会消费的积极作用

都市报的积极作用至少有四大表现。

一是传播大量的消费信息，其中既有实用信息，又有对于消费环境的基本描述。从读者的个体层面论，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得到维护。因为消费者知情权的获得是保障消费者直至公众利益的必要前提。（铃木深雪，2004，第21页）在当前的报纸格局中，传统大报被边缘化是既成事实，一般市民的信息来源部分是都市报，而其中实用信息特别是消费信息是都市报最大的卖点。虽然都市报对于消费环境的描述基本局限在微观层面，但也在这个层面承担了新闻传媒监测环境的功能。比如在近些年来通俗报纸的报道中，食品的安全问题是一个被凸现的议题。2004年的安徽阜阳“婴儿奶粉”事件、2005年的肯德基“苏丹红”事件以及最近几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这样的议题中，都市报的基本出发点是：提醒读者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警觉意识，时刻警惕外界环境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侵害。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维护消费者的权利，成为都市报争取一般市民读者的一面旗帜，从都市报成功运作的经验看，这样的诉求在某种层面深得民心。从社会发展的层面看，都市报对于消费信息的大量散播，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就经济增长这个目标看，传播消费信息被认为是新闻传媒促进经济发展、激活消费需求的正功能。（李良荣，2001，第140页）如果局限于一种经济学的观点，在某些局部的社会问题中，都市报刺激消费的努力确实有着积极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高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符合传统经济学对于消费的社会功能的解释：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二是唤起一般市民的消费者意识，提出个人权利的问题。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包含一定的价值理念。在都市报的视野中，消费者权利虽然常常局限于市民个体的日常生活范围，但消费者的观念一旦建立，必然以消费者的个人权利为依托，以市场秩序的确立和维护为诉求。中国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的逐渐展开，就同时伴随着消费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利。（Yuanxiang Yan，2004，第12页）都市报在高举维护消费者权利的旗帜时，经常以遵守法律作为报道的诉求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消费者的个人权利意识。这集中体现了都市报的市民意识。市民意识被一些学者理解为报业的平民化取向。（孙旭培，2004页，第56页）虽然在新闻传播业内这种平民化取向被更多地理解为一种操作技巧，比如版面设置、新闻语言、报道角度、题材选择等等的接近普通市民，但在这些报纸版面呈现内容的背后，必然意味着个人权利观念的支撑。比如，在新闻传媒有关著名的“王海打假”的报道中，都注意开掘这一事件的意义，不局限于以猎奇态度描述事件本身，而是以类似事件启发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参见东方网：《王海自述“3·15”改变了我的一生》）

三是监督市场秩序，提出消费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个体消费者相对于企业，处在极端不平等地位，也是消费者保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都市报在消费问题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也是因为在解决消费者问题中，通俗新闻传媒有特别的优势。因为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是，消费者与企业在信息方面的差别。（铃木深雪，2004，第13页）企业所掌握的信息与消费者所掌握的信息，从质到量都有很大差别。世界性的消费者运动都以此作为重要诉求点。在美国，较早倡导消费者教育运动的斯瓦罗称，由于虚假广告及不合理的销售方法造成消费者的信息不足，因此必须保证公众能够无障碍地获得信息。在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使消费者进入自由选择的时期，这个时候消费者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消费者不明事实真相。“消费者的‘不知道’，不是因为消费者不想知道，而是无奈和不可避免的。”（铃木深雪，2004，第13页）除却制度层面的原因，对于那些个体的消费者而言，怎样让他们最大限度地获知与消费有关的信息，是一个维护消费者权益必须解决的问题。都市报在这个方面有独特优势和突出表现。从目前情况看，都市报获得市民支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在市民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发挥舆论监督之作用，给消费者以公正舆论的支持。在许多都市报的消费专版上，帮助读者解决消费问题成为最重要之内容，也是都市报争取读者、提高公信力的有效方法。

四是从个人消费生活出发，强调在社会层面观照个人消费行为，在消费角度将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开启一般市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大众的社会责任感。在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层面，将个人消费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是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日本、韩国、美国都有这样的历史事实。大众传媒以公民的社会责任为诉求，鼓励大众高消费确实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培养大众公民意识方面有所贡献。一项社会学调查表明，在当代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人相信，高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大众的这一意识与大众传媒的灌输有直接关联。（陈昕，2003，第158页）这样的观点并非是大众传媒的凭空想象，或者只是在生产商驱使下设置的骗局。按照传统经济学的一种观点，在某些情境下，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发展有赖于大众消费。与韦伯著名的“节俭带来资本主义”的观点有相提并论之说的“奢侈带来资本主义”，是这一论点的集中代表。桑巴特历数雅克·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思想家的观点，并以大量的翔实资料阐述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作用，并揭示了“奢侈消费损害公共利益特别是普通大众利益”话语的偏执与片面。他指出有些形式的奢侈消费能极为有效地促进普通人的利益，所谓“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他认识到奢侈消费对国家的繁荣有巨大的意义。（桑巴特，2000）桑巴特的这一思想在中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界有许多的呼应者。这个思想也以各种方式表现为都市报的一种典型的消费话语，一些传媒舆论认为，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对消费以及奢侈消费应该做细致分析，绝对的批判或认同都是片面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古典消费”，即耗费公共资源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其社会背景是政府官员的腐败；而由市场社会培育的现代奢侈消费即个人性消费却十分缺乏，现代社会的奢侈观念应该在个人消费领域里倡导“挥金如土”，因为这样能为更多的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张柠，2003）都市报甚至将个人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建构为它的主要读者群——“白领”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应当看到，都市报的上述表现并非是出于完全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完全专业化的职业精神，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表现只是在都市报各种牵制力量的综合平衡中实现的。以都市报的“假日经济报道”论，比较典型地呈现了个人消费是对社会发展尽责的大众消费话语。这样的话语之所以出现在都市报中，是有着特别复杂的原因的。

在目前的报纸格局中，都市报的特殊性在于它连接政府宣传和市民生活的两极，许多都市报的成功经验都涉及在这两极中寻求平衡的可能性。“假日经济报道”是一个绝好的题材。在宣传一极，“假日经济”的背景是政府“拉动经济、启动消费”的政策推行，近年来实行的“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春节的三个长假制度，旨在刺激假日经济的发展。所谓“假日经济”，基本等同于假日消费，都市报的宣传责任在于配合政府这一政策导向，积极推进假日经济的发展。在市民读者一极，假日消费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市民提升生活品质的必然诉求，其中涉及的主题如旅游、购物、餐饮、娱乐、休闲运动、文化活动等等，都是适合都市报的城市生活题材，因此，都市报在处理这一题材时显得比较得心应手，通常将报道重点放在市民消费行为的服务和指导上。早期报道集中于经济消费活动，近年来转向文化消费活动，但“消费”始终是报道的中心。都市报大力渲染个人的假日消费对于个人生活和国家发展的双重意义，经常借用经济学家的言论向读者告知假日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试图达至双重功效：一是提升报道层次，力求赋予一般市民的假日消费行为的政治意义，以完成宣传政府政策的任务；二是为市民的消费活动提供一个合法化的解释，以减轻假日尽情消费的读者违反中国传统消费观所引发的负罪感，提供社会舆论的支持。都市报在假日报道中表现得毫无保留，它的质疑只是针对假日消费中出现的微观层面的问题而发，假日消费包括非理性的、奢侈性的消费从来不受到任何的怀疑，因为这个主题实现了政府政策取向和市民读者需求的高度重合。

都市报呈现这一话语的另一原因是出于市场利益的考量。都市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行市场化经营。（孙旭培，2004，第219页）将个人消费与社会责任感连接，能将企业和传媒本身的商业利益诉求合理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化解纯粹经济利润的追求引发的负面效果。但应该看到，都市报建构的这一话语有强大的现实基础，并非完全是都市报为追求自身利益的一厢情愿。因为“高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是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道德和理论基础（陈昕，2003，第158页）。如果仅仅在经济发展的层面看，这样的观点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另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个观点在当下中国社会成为主流群体的主流价值观，因为知识分子是首先实践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群体。（黄平，1995，第138页）而知识分子和都市报的读者群有相当的重合，特别是那些新生的、年轻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都市报的这个话语也是对这个社会主流话语的回应。在这个问题上，都市报的复杂表现再次体现出来。

一位新闻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这样为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出现进行合法性的解释，称大众文化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因为它“以其特定的实践形式对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作了一种合理性的肯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个体生活价值的一种肯定。这种合理的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是不应该抵触的……”（孙旭培，2004，第64页）这种态度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舆论对于大众消费的相当清醒的认识，这也是我们理解都市报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对于消费问题的积极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历史看，中国大众的物质欲望长期处在极端压抑状态，这种合理的需要被旧有政治意识形态以革命的名义加上了邪恶的罪名。在社会转型期，这样的需求以各种方式在各个社会生活层面爆发出来。都市报的积极作用在于以通俗新闻传媒的可能的作为，敏感而有效地回应了这一变化。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都市报必须以自身的特殊方式呈现新型社会的特质。都市报肯定了消费对于大众的意义，局部实施了大众在消费层面的民主。我们在评价都市报的消费问题表现时，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西方理论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只能部分地适用于中国当下社会，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中国大众的很多合理消费需求根本没有得到满足，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都市报对于现代消费观念的鼓吹，对于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还是有值得褒扬的内涵。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在论及大众传媒与消费关系时，频繁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陈力丹，1997）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大陆学者在考察这个问题时的历史性取向，当下大众消费的合理性，必须以中国以前的历史歪曲为一个基点，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3．都市报消费话语的批判

对于都市报的批评乃至批判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已属于非常热门的主题，这个批评浪潮甚至波及了其他人文和社科领域，在社会舆论中也有反应。“批评热”的出现首先是因为都市报在现实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前中国的报业格局中，传统大报的边缘化，精英报纸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专业报纸接触受众面的狭窄，致使都市报这样的市民通俗报纸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报纸，都市报的缺陷在这样的局面中被凸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另一值得考虑的理由是都市报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引起别样的关注。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重要社会事件，都市报是新闻传播领域对于大众文化的一种具体回应方式，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大众通俗读物，都市报的负面效应成为社会舆论评判大众文化的一个尺度。因此对于都市报的评判应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面是新闻传媒的社会角色，另一层面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样式，两者的侧重点略有不同。

就消费问题而言，仅仅就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都市报受到的最尖锐的指责应该是，都市报的市场化取向导致平庸现象。但如果批评停留在平庸现象的表面就显得软弱无力，缺乏真正的社会批判作用。这种平庸现象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都市报内容的琐碎、无聊甚至严重的低级趣味，这种平庸的最为关键之处在于，都市报热衷于渲染消费快感，至少在客观上有时是刻意为之，掩盖了在仿佛是纯粹消费关系的背后隐藏着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贫富分化的加剧、分配的不公正等等。

对于包括都市报在内的中国新闻传播业市场化表现的评价，在业内和业外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并非绝对，但两种意见的分别是非常明显的）。业内操作人士包括一些倾力于传媒对策研究的学者，多持肯定态度，强调市场化机制对于新闻传媒的巨大积极作用，都市报的繁荣也比较多地被归因于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而在一般人文和社科知识分子眼中，市场化则是都市报媚俗表现的罪魁祸首。如果仅仅以市场化对于新闻传媒运作的双面影响为结论（即所谓“双刃剑”说），恐怕不能完全揭示这个问题的实质。这种迥然有异的评判，还在于审视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层面。新闻传媒的操作者的出发点是都市报到达大众的数量，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加强都市报的商品化，努力赋予都市报更多的市场价值，这个观点暗含的假设是，报纸的真实发行数量（所谓“真实”，又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相对于公费订阅，报纸操作者、广告客户和广告商，包括许多大众特别注重报纸的自费订阅和购买，因为这才意味着报纸真正地为读者所阅读）是报纸成功的标准；经济发展是无可置疑的合理目标。但知识分子的评判视野则宽泛得多，他们关注的重点是都市报的存在及其表现在社会中造成的总体影响，不仅仅是某个层面的影响，其中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终极的标准。这两种视野对于我们考察都市报的表现都是有益处的。一方面，我们只能从存在物的合理性出发，分析都市报消费报道和消费宣传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现实为必然合理的存在，因而放弃质疑精神和批判态度。因此，对于都市报的批判应该分为操作层面和文化层面。操作层面的批评在于可以提供在现实层面改进的可能性方案；而文化层面则是设定理想目标，给社会以警示。

具体说来，都市报作为新闻传媒在消费问题方面的失误有如下表现。

传播消费信息的不均衡现象。这是市场化传媒未能克服的一个顽疾。传媒资本总是在市场的导引下寻找自身增值的可能。这样传媒的总体指向包含经济价值的传播行为。对都市报而言，首先是传播对象的不均衡，某些社会群体能获知更多的与他们需求相适应的消费信息。这是初步市场化的中国新闻传媒集中于新兴“中产阶层”的重要原因。随着都市报在大城市的分化，那些面对较高层次读者的都市报传播的消费信息与一般市民的生活产生疏离，虽然一些综合性大众化的都市报仍注意传播一些消费信息以贴近一般市民读者，但广告商强调吸附消费能力强的读者的主旨，对都市报选择高端消费信息产生重大影响。这个矛盾还来自于中国报纸市场化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于商业广告的极端依赖。一般西方国家的商业化报纸，商业广告占报纸整体经济来源的70%以下，而中国目前较为成功的市场化运作的报纸，有超过75%的经济来源是商业广告，而且特别集中于某些产业，比如房地产、汽车等产业。这种模式造成的后果是，报纸面对广告商的强大压力，缺乏回旋余地，只能完全根据广告商的意图选择高端消费信息的传播。其次是传播的信息内容不平衡，比如负面信息和宏观信息的严重缺乏。都市报在现有的报纸格局中，在维护消费者权利方面有一定的积极表现，但就社会现实看，它仍存在严重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失误。表现为大量的揭露有损消费者利益问题的负面信息不能被快速、准确地呈现出来。以至于那些揭露企业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新闻传媒得到大众极力推崇，比如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质量报道”。这也从反面说明大众对于一般新闻传媒在这方面表现的失望和不满。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都市报为自身的视野所局限，它的市民报纸定位，以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与广告主密切的利益勾连，妨碍了它触及重大的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迎合小市民心理，将消费问题琐碎化，切断复杂的社会联系，遮蔽了隐藏于其中的权力关系，消解了问题背后的制度性追问。在消费者遭遇不公正待遇时，比如购买了假冒伪劣商品，都市报的典型话语是，归因于卖方的“黑心”，买方的幼稚。这个话语的展开模式是，都市报以贴近大众的立场出发提醒读者，提高辨别伪劣商品的意识，典型表现是传播一些防范技巧。对于“卖方”的谴责以“丧失道德、没有好报”为基本诉求，将违法行为仅仅归因于个人道德的缺失。如此具体化、局部性地处理消费问题，极易造成对读者的严重误导。一是掩盖事实的真相，给读者以错觉：这样的现象是个别的、偶然的，通过消费者个人的努力就可避免，导致读者放弃思考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将中国当前消费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个体化，放弃了对制度层面原因的剖析。都市报作为新闻传媒，肩负守望环境的功能，但都市报过多注意微观环境，忽视对于宏观环境的把握，这使得都市报对于环境的监测失之片面。处于剧烈变动的转型社会的成员对于把握宏观环境是有迫切需求的。这一状况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形。处于发达国家社会，普通市民对于硬新闻的需求较少，加之新闻传媒发达，有各个层次的新闻传媒可供选择，通俗报纸对于宏观环境的呈现责任相对较弱，读者也不会有太多的期待。但都市报在当前中国承担了大众新闻印刷传媒中很重要的责任，如果仅仅在微观层面描述环境，疏于对社会整体状况的把握，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就非常严重，因为许多都市报的读者只看一份报纸，都市报的影响特别是新闻信息方面的影响就非常大了。

盲目的乐观和无知，缺乏科学发展观，将社会进步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丧失了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这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通病，即盲目跟从流行思潮，缺少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表现在对于消费的态度方面，都市报一味倡导非理性消费，都市报的消费版面和有关消费的报道，洋溢着人类放纵欲望、无节制、无边界的消费意识。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盛行的错误消费观在大众传媒的集中体现。在涉及人类无尽的消费欲望与消费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有限性的矛盾方面，都市报表现了它的极端幼稚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层面，都市报倡导个人的高消费在当下中国社会呈现了积极作用，但问题的另一面长久地为都市报所忽视，即限制高消费的话语。都市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它的极端不平衡性。环境意识是高消费话语在现实层面遭遇的最有力的挑战。环境意识从科学精神出发，反对高消费将人的无限欲望的满足建立在对环境毁灭性的利用上。环境意识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态势中，更呈现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遭遇的不平等状况。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果是建立在对于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基础上的，并且用各种方式将这个不良后果转嫁至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状态下，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可能完全复制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除却其他因素的考虑，我们也不可能获得相同的环境资源。这种思想我们几乎不可能在都市报的话语中找到稍许清晰的表达。令人惊奇的现象是，环境意识却又是都市报着力表现的主题。这个主题无论在哪个层次的都市报上都有表现。都市报呈现这一主题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从读者个人的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阐述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比如市民周围的生活环境被破坏：毁坏绿化、空气污染、噪声危害、食品不卫生等等。二是从个人生活方式出发，强调环保意识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都市报设置的话语是：环保意识是现代文明人的基本素养，是有教养的中产阶层分子的标签。比如动物的饲养和爱护、环保物品的使用、符合环保意识的日常生活习惯等议题的设置，都以这样的话语作为基础。都市报的这种努力有积极意义，它有意识地以新闻报道和其他方式，努力设置环保议题，培育市民的环境意识，因为主要是从市民的日常生活切入，说服力强，容易为市民理解、认同，并整合进个人的价值体系。可惜的是，都市报的环保主题很少涉及人类消费有限性的话题。为什么都市报未能有效地建立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正是都市报的局限所在。一个通俗的、以市民为主要对象、极端依赖商业广告的新闻传媒，对于世事判断的眼光只能局限于个人和微观层面，并且常常是片面的。都市报对于现实的敏感在这里表现出极端的幼稚和浅薄——对于流行思潮毫无保留的顺从。都市报在将自己奉为大众消费指导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字眼是“理性消费”，都市报在消费方面倡导的理性集中于个人算计，及其与之相配合的操作技巧，比如怎样买到性价比最高的商品等等，而不是超越个人眼前利益的考量，在这个宏观层面则是非理性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都市报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有所改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发展政策的调整，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资源破坏为代价，国家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上；二是部分都市报向中、高级层次转型，那些逐渐转向严肃报纸的都市报开始以科学审慎的话语处理有关消费主题的报道和宣传。

崇尚西化，忽视中国社会现实。在很多都市报的视野中，消费的标准总是超越自己身处环境的水平。消费总有“向上看齐”的倾向。消费信息的流向是从信息高地（较发达地区）向低地（较不发达地区）流动。都市报绘制的消费模式流行的走向图是这样的：美国——欧洲——日韩——香港——大陆发达城市（如上海）——大陆内地城市。如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内容成为中国人，当然主要是比较富裕的那一批人（居住在城市，收入水平高，有现代消费观念，具有一定享乐主义价值观）竞相模仿的范式，也成为他们一成不变的终极目标。反映在都市报的话语中，就是西方消费模式的完美化。任何消费方式，只要被贴上“西方”的标签，就获得了充足的合法权，成为模仿的理由。盲目西化（包括近年来的哈韩哈日），是中国大众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障碍，都市报遭遇同样的陷阱。在尽情呈现西方消费模式时，都市报只能回避一个尖锐的矛盾，中国现实的境况并未提供普通大众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实施这些模式的可能性。此外，像一般的大众文化样式一样，都市报尽量避免触及刺激读者神经的敏感话题，大众文化是“肯定的文化”，它的主要作用是麻醉而非警醒人的心灵。都市报呈现不切实际，甚至远离中国大众的西方消费景观，正是履行着大众文化的使命。因此，在这个议题中，那些让人感到不“舒服”、让人想起来不“如意”的现实的有关主题，被都市报过滤了。比如对于西方消费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对于西方消费背后隐藏的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对于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贫穷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