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危机形成的一般原因
危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一般意义上危机产生的原因既有主观认识上的局限，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当然也有主客观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
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危机是系统的失控或变态。有人认为，现代社会系统中导致危机的诸多因素中，有四种因素普遍存在并且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分别是:
日益提高的机器复杂性（简称复杂性）；
始终存在的使用者认知能力局限（简称局限性）；
日益增强的极限竞争市场环境（简称极限性）；
日益紧密的多维利益相关者（简称相关性）。
四种危机因素相互作用，又产生四种冲突状态，它们是:
人机互动的冲突；
供求关系的冲突；
市场环境的冲突；
商业策略的冲突(7)。
现代社会危机频发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这就是所谓的“开放社会”。“开放社会”这个词是亨利·柏格森在其于1932年公开出版的《宗教和道德的两个起源》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柏格森认为，伦理的起源一个是部落（tribal），另一个是宇宙（universal）。前者使社会封闭，后者使社会开放。这一概念在卡尔·波普那里得到了发展，波普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指出，开放社会正在受到那些声称拥有终极真理的万能意识形态的威胁，波普为我们提供了开放社会的认识论基础，即我们的认识总是存在着天生的不完善之处(8)。
现代社会基本的现实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机器的演化上，而且体现在人类的各种活动和各种关系中。与世界的复杂性相对的是人类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现代社会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本身的局限性这对矛盾是危机产生的一般原因，它使得危机的爆发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
1.外部世界的复杂性
机器越来越复杂，意味着机器部件和内部程序的增加，意味着准确度要求的提高，意味着系统整合要求的提高，这样一来，机器使用过程中的危险性也就随之增加了。工业化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模式，其总的特点可以用托夫勒提出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以及集权化这六个原则加以概括(9)，其显著的特点是分工越来越细，而产品却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综合。各种现代化的生产线和生产流程，各种高精尖的技术与工程，各种古老的抑或现代的生产行业，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无一幸免地按照上述六个原则加以整合，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极大地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危机以更大规模在更大范围里的爆发成为可能。
大到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以及生产事故，由于机器的复杂化导致的危机随处可见。至于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导致的危机更是层出不穷，而且也往往在更大的规模和范围里爆发。流行全世界的疯牛病和各种工业中毒事件都与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模化有关，或者说是生产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必然结果。至于生产事故方面的危机，由于工业社会生产过程具有标准化的特征，一个环节上的细小失误往往也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危机，各种各样的生产事故不断重复发生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
除了机器之外，人类生活的整个体系也变得日益复杂。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等，无论是规模、组织形式还是交往的过程都日益复杂，这种复杂的体系使得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整个世界的复杂性还因为技术的“加速效应”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关于技术的加速效应，未来学家托夫勒有一段精彩的总结:“如果把人类经历过的5万年分成世代，每个世代62年左右，那么到现在人类大约已经经历了800个世代了。在这800个世代里，整整650个世代是在山洞里度过的。只是到最近70个世代，由于文字的出现，世代与世代之间才得以.通无阻；只是到了6个世代前，人们才开始看到印刷文字；只是到4个世代前，人们才开始比较准确地计算时间；只是在2个世代前，人们才开始使用电动马达。而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绝大部分物资，还只是在最近这第800个世代里发展起来的。”(10)
“我们可以想一想，这200年尤其是近100年、50年，世界是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推动着前进的:一个是科学，科学带动了工业；工业则带动了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工业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问题、题目，由科学家来研究解决。科学研究也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20世纪发展起来的统计学，在农业、工业、医学等方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使得更多地投资在工业。科技、工业、经济这三个相互连锁的因素，是近代世界发展的总的趋势。”(11)加速变化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它同样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正如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所指出的:“今天的发达经济主要的惊人成就就在于能够随心所欲在极短期间决定其所需资源的种类、规模……不再是资源限制人的决定了，而是人的决定创造资源。这就是根本性的革命变化——也许是人类史上最革命的变化。”(12)
技术的加速效应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具有了“短暂性”的特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快速的产品更新，商业运作的周期缩短，创新成为时代的主题，高频度、高强度的创新对人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挑战，同时使得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除创新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这样无疑会带来很多危机隐患。事实上，整个现代社会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复杂，而社会系统又由无数个子系统构成，子系统还可以进一步分化为更小的子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或者其中的某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大系统的危机，这是现代社会危机频发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是与多元性和自主性同步发展的。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各种政治、文化和宗教矛盾在这样复杂的系统中也很容易滋长。而系统的复杂性还使得各种破坏活动的危害性和破坏力得到指数的增长，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得个人和小型组织本身的力量得到扩展，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当今社会各种破坏活动造成的危机越来越引人注目。美国的“9·11”事件，各种邮寄细菌病毒和投毒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破坏活动等都是新闻媒体经常报道的话题。
2.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与外部世界越来越复杂相对的则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种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是危机得以不断发生的又一个源泉。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第二个部分包括研究生物有机体的那些科学，如生物学、医学等；第三个领域即历史科学，是用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观念的上层建筑。在恩格斯看来，即使在认识领域的第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极真理也变得罕见；至于认识的第二个领域和第三个领域，终极真理根本就不存在，尤其是第三个领域，也就是有关“人”的科学，“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13)。
既然真理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发展过程，每一个真理都是这个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真理都是相对真理，都是对事物及其规律近似正确的反映，需要不断修正。因此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任何思想、理论和制度都是不完善的，需要我们时刻对各种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改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承认了人类的可错性和不完备性，也就是承认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承认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因此社会需要保持危机意识，我们的各项制度和事情都需要批评和挑错，这样一个社会才能不断完善和进步。
上面论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认识的局限性，是从人类认识的可能性的角度来思考的。就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他的认识过程还受到多种先天和后天条件的制约，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千差万别。就先天条件而言，人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首先受到遗传的限制，大脑的生物结构与运动规律造成的认知局限是所有人都摆脱不了的，当然人的大脑本身也是人类认识的一个盲点。就后天条件而言，后天的教育和实践是人类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知识总量的激增和人类认知能力局限性矛盾的日益突出，每一个人事实上都被限制在特定的领域和行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专业和实践范围之内和之外的认识盲点，因而在现代化剧烈的社会实践中难免出错，并因此造成各种各样的危机。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人的认知有四种系统的盲点，分别是:
关系的盲点:看不清楚所处系统中的各方利益相关者；
空间的盲点:看不清自己处在系统内上、下、左、右的联系；
时间的盲点:看不清每个事件都有时效性；
过程的盲点:看不清每个事件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化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事实上，人类对于自己的认知局限本身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当前的复杂的世界面前尤其如此。即使是当年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虽然曾经探寻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但是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微观粒子运动的随机性。概率论的出现本身就是承认了事物运动的不确定性，各种学科的不断发展也是人类认识能力局限性的一个佐证。自18世纪中后期的实证主义兴起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种学科并不是普适的，而是因地而异的、可变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最终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共识。
二、中国危机多显的特定语境
1.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
上面阐述了危机产生的一般性原因，即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当然，就具体的危机事件而言，危机的爆发又需要特殊的社会环境。一颗种子能够发芽需要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湿度和一定的养料，危机也一样，它的发生是因为特定的组织结构、社会环境、矛盾激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激发。一个社会如果具有合适的社会“温度”、“湿度”和“养料”，那么这个社会危机的发生就会比较频繁。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一轮危机显现期，其中具有特定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既符合危机发生的一般性规律，也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阶段特征。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危机显现是这个时期的必然特征。国内三位著名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撰文警告，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14)。
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处于500美元至3 000美元是危机频发的“不稳定状态”，中国2003年人均GDP刚突破1 000美元，刚好处于这个阶段。从小的方面来说，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粗放型”增长，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过度破坏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受追求超额利润的驱动、官员的腐败和缺失的监督机制，使得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也为社会危机的彰显提供了土壤。
我国的危机形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危机涉及的重点领域突出
虽然中国社会经历着四大变迁，但在变迁过程中社会的各个领域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而且引发危机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也非常清楚。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而腐败又是中国诱发危机的头号的社会问题。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和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中高级党政干部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15)。
仅2003年，就有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原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丛福奎，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和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等一大批高官落网。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铲除腐败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腐败确实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2）突发公共事件呈现较高频次、较大规模
仅以安全生产领域为例，据国家安全监管局统计，近年来全国每年发生的各类事故都在100万起左右，死亡人数近14万人。2004年上半年全国安全生产存在着四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部分地区特大事故多发，二是一些行业和领域事故发生率上升，三是某类事故在一个阶段里集中发生，四是职业安全卫生形势严峻(16)。
中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接二连三的校园暴力案件、此起彼伏的恶性刑事案件，都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而连续发生在河北辛集市蒙太梭幼儿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江苏苏州小剑桥幼儿园和山东莒县第一实验小学发生的针对幼儿和小学生的凶杀案更是让人感到无比震惊。
此外，中国近几年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心理危机频发的一个明证。目前自杀高居中国人口死因的第五位，占15～34岁人群死因的第一位。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15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其中有13.5万小于17岁的孩子必须承受父亲或母亲自杀带来的伤痛。每年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有1 700万人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因他们所爱的人自杀而受到严重影响。而作为沟通长江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南京长江大桥声名显赫，但是它也同时成为众多轻生者首选的“自杀圣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大桥建成至今，已有1 000多人在此自杀。
（3）危机的社会影响增大，全球化程度加深
现代社会，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具有高度敏感性和轰动性的危机事件能够迅速传播到千家万户，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互联网的放大效应，更是增大了这种影响。通过网络媒体的信息整合，信息以一种更为有机、更为人文、更为系统的方式被组织在一起，对于一个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新闻，通过专题、相关新闻、受众参与讨论以及检索的方式以及后期的人际传播等方式被放大，各大网站即时转载使得事件一下子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危机事件也具有了一定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危机全球化程度加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生在中国的危机事件可能具有全球化的背景，比如“法轮功”分子在天安门前自焚事件；二是发生在中国的危机事件可能扩散到国外，比如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三是发生在国外的危机事件与国内相关，2004年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害事件以及两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被绑架事件（后1人遇害1人获救）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2.转型期我国危机显发的具体原因
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四大变迁。中国经历的四大变迁可以概括为: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
从“人治”向“法治”的变迁；
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变迁。
社会变迁引起的种种阵痛及产生的种种问题成为社会危机频发的主要根源，这些问题可以从经济、政治和道德文化三个方面加以具体分析。
（1）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从经济的角度上看，诱发危机的主要因素包括片面追求GDP、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健全。
多年以来，由于缺乏科学的干部评价机制，出现了一批批“GDP干部”。中国经济在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片面追求GDP的偏向，这种并不科学的发展观在某些方面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们往往重视GDP等指数化的发展，忽视政治民主、参与社会生活以及人身健康和安全，而后者对社会提高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能力，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对于开拓更美好的未来往往是至关重要的。错位的发展观，使得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而无视施政成本，无视GDP背后所隐藏的环境代价，无视社会公平的丧失，无视人民权益的保障，甚至对数字背后所蕴藏的鲜血的代价也习以为常。长期以来，以国有经济为基础和由各级政府统率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突出的特点是:不计代价和成本，不顾资源的浪费和负效应，忽视质量和效益，主要依靠投资和外延扩张，大搞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这种增长模式不仅代价很高，效益很差，得不偿失，而且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对立，增加了社会危机彰显的可能。
我国是人口大国，面临巨大的资源与能源压力，这种片面追求GDP的发展方式必然加大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张力。我国是世界上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远远偏离当前世界能源消费以油气燃料为主的基本趋势和特征。1952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95%，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都在90%左右，70年代占80%左右，80年代、90年代占70%左右，到2000年煤炭比重仍在65%。除了煤炭开采运输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以外，我国能源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大量直接燃煤造成的城市大气污染和农村过度消耗生物质能引起的生态破坏。我国农村人口多、能源短缺，且沿用传统落后的用能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仅以环境污染为例，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压缩型，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资源的破坏都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成为诱发各种社会危机的一个源泉。2005年1月27日，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的ESI位居第一，列第二到第五的国家分别是挪威、乌拉圭、瑞典和冰岛。位居倒数前5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朝鲜、中国台湾地区、土库曼斯坦、伊拉克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2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也是全球倒数第14位。
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我国专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01年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3%～4%。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报告测算，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约540亿美元（以1995年计），占同期GDP的8%。环境污染对人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我国一些城市的大气污染已影响到儿童的肺功能，而普遍的铅中毒现象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作为淮河10年治理失败的一个明证——沙颍河畔癌症村的出现尤其让人警醒。坐落在淮河的支流沙颍河畔的东孙楼村，280户人家中有40多人患了食道癌。沙颍河畔的另一个村子黄孟营村，10年来，该村死亡的205人中，因癌症死亡的有106人，不明病因的猝死者有22人——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水有了问题(17)。
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同样严峻。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基尼系数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近年来，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
贫富差距太大的一个直接社会后果是整个社会缺少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原因是，第一，中产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层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的冲突，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偏差、失误乃至腐败现象。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现代产权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职能转变也需要深化，而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和外贸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所有这一切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了挑战，其形成的综合效应更有可能在更广的层面上诱发社会危机。
此外，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经济法制建设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经济活动中的透明度不高所导致的各种暗箱操作，尤其是以牺牲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所进行的各种“权力寻租”活动，增加了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影响了社会稳定，成为诱发社会危机的重要“燃烧”物质。
（2）政治体制改革期待深化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隐藏在经济繁荣背后的体制问题不仅没能被掩盖，反而更明显地凸现在人们的面前，新的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第二次转型。中国的第一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下的第二次转型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方向。“正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及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交互作用造成的传统权力结构畸变和传统权威模式的失效，使得旧的政治社会体制控制宏观、协调矛盾、平衡冲突、扼制腐败的主动性和能力有所减弱，造成了危机出现的体制性诱因。”(18)
制度建设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主体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形式，表现为对权力主体权限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运作方式即行使权力的程序。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干部人事制度的局限性，政府职能的错位，行政权力的腐败，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及决策失误，法治的缺乏以及社会监督的缺失等等。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起，就一直遵循党管干部这一原则。在干部选拔和任用工作制度还不完善，有些管用的制度没有真正坚持的情况下，往往使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决定干部任用的模式成为一种有效模式。这种模式难以保证人民对于干部的民主监督，有可能使权力变质导致部分干部腐败。官员腐败与政府职能错位相结合，导致了整体社会环境的非良性运行。在一种对权力的滥用难以监管和遏制的体制下，政府官员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积极服务于公共职能，而是处处积极牟取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并有向利益最大化发展的倾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官员腐败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问题，而1992年以后，官员腐败则在严刑峻法之下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几年，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比如腐败的网络化集团化，腐败的高层化，腐败面的急剧扩大等等。
此外，决策失误是很有国情特色的一种权力污染。广州的乙烯厂、河南中原制药厂、川东氯碱工程等大项目，这些十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投资付诸东流却找不到责任人，一句“决策失误”可能就没有下文。相对于权力的滥用，政府的“不作为”更是无处不在。由于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家都积极“有为”，而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则能躲就躲，积极“不为”，由此导致很多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在继续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增添新的内容，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2004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论述了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五方面内容，提出了政府推进全面履行职能、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全面推行依法行政、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加强政风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要求。
法治的缺乏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存在着各种漏洞，因此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约。但是由于中国立法过程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我国司法过程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法律无法对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与此同时，司法本身的腐败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现有司法机构的设置与行政区划基本一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在人、财、物等方面依赖地方政府，使得我国司法实践活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司法权地方化的倾向。这样不仅易于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妨害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影响了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更多机会。”(19)
最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政府的社会管理面临新的挑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是市场主体和公民自身难以提供和组织的领域，是政府职能的核心。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满足公共需求，提供公众服务，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是衡量政府管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在新的形势下，以人为本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有限政府与法治政府的理念、服务政府与透明政府的理念、受监督的政府与可问责的政府的理念逐步渗透到公共管理领域，这种观念的盛行使得人们可能对于先行的各种落后管理模式和措施产生较强的抵触情绪。
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2003年是中国的“信访洪峰年”，《瞭望东方》刊登的一则数据就可以证明:“仅从今年（指2003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中共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在这些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33%和政府行政工作有关，13%反映单位腐败，11%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还有3%的人被认为‘属于精神错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提供给《瞭望东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从今年（2003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 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五分之一；其中新信33 369封，重信19 483封。在同一时间段，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 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三分之一。”(20)
（3）道德文化体系重塑有待时日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就是从文化认同到价值意义、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的思想危机。现代化的变迁自然包含着文化层面的结构转换，然而出现如此深刻的思想危机却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罕见”(21)。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文化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是羡慕西方的技术而保持着文化的优越感的话，随着后来的“西学东渐”，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高扬，随着鲁迅“不读中国书”的偏执呐喊，传统的信仰、道德、伦理、文化认同几近崩溃。建国以来，经历了政治运动的几番冲击，人们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所有这一切，在随后涌来的商业化浪潮中得到了集中的爆发，道德虚无主义的盛行，社会公德的沦丧，诚信的缺失，封建迷信的卷土重来以及腐败的蔓延，记录了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旧的道德文化在不断被抛弃，而新的道德文化的建立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在新旧的交替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体系产生危机的机制植根于内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道德底线的标准太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德在整个文化中占据核心的地位，“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22)。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底线定得过高，诚如孟子所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在这里，我们的道德底线几乎等同于人性的最高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由于道德底线定得过高，现实生活中较难做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更易成为空谈，因而我们看到的是道貌岸然、口是心非的高调主义，最后应了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写下的那句名言:“中国人是最讲道德的，不过全写在纸上。”
道德文化体系的退化，在中国当今社会一个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造假文化”的无处不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假货就纷纷粉墨登场，从假建材、假电器、假化妆品到假烟、假酒、假药、假发票和假品牌，假货不仅仅没有随着一轮轮的“打假”迅速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许多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假货也在市场上不断出现，造成多起重大事故（从80年代的福建晋江假药始，到1998年山西汾酒事件，2003年危害苏鲁豫皖四省的“特大假冒人用狂犬疫苗案”及2004年安徽劣质奶粉事件等等）。国家质检总局2004年12月20日披露，从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共查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据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 370亿元。不仅如此，造假还突破产品市场，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现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大量上市公司有组织地造假报表上市已经不是新闻，《财经》杂志所揭露的上市黑幕只是冰山一角。在劳动力市场，假合同、假雇佣、欺诈勒索等行为不时发生。在建筑市场上，一度出现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在一些单位，大范围、大规模集体做假账已经成为一种严重问题，以至于前中国总理朱镕基破例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词是“不做假账”。在教育界，数不清“枪手”与考试作弊蔚为大观，各种假文凭更是名目繁多。在学术界，“学术打假”喊了多年，可是论文抄袭还在不断发生，甚至出现了方舟子这样的打假专业户。
在长期的“造假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文化里，“说假话”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假大空”不仅成为部分媒体也成为许多人在公开场合的表述方式。“造假文化”的盛行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缺乏信任和信誉的表现，在一个缺乏信任和信誉的社会里，诚如霍布斯丛林假说描述的那样，人们将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道德价值失灵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由此循环往复，大量资源被用于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低信誉的社会不仅给单个人造成伤害，而且会阻碍民间组织的发展，从而降低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在高信任度的社会或文化中，自发性的社会交往发达，中间层的社团丰富而又多样化，它能够无须借助政府力量就可以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高的大规模组织；而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中，人们的自发性社交能力很弱，如果离开强有力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民间往往不能发展出有效率的大规模组织”(23)。
网络媒体的发展也对传统的道德文化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交往方式不同，网络媒体的交往是一种全新模式的“符号化交往”，通过网络进行交流的社会成员都变成了没有意义的“符号”，交往活动具有很强的一次性特点，因此可以无所顾忌。传统交往中文化规范具有强制性、外在性、规范性的特点，是一种制度性的规定。违反规范的人往往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或者现实的惩罚。而网络传播的全球性、虚拟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使得网络文化规范具有非强制性、内在性、异质性和短暂性的特点，违反规范一般不会受到惩罚，遵循规范的人却常常受到无端的伤害，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很容易出现道德的逆向选择，诸如木子美和“骂人公司”的现象在网络上反而大行其道。在传统的情境中，人们情绪的心理表达由近及远分为四个层次，即向自我表达、向他人表达、向环境表达及升华表达是泾渭分明的，而在网络空间由于自我的迷失，他人的符号化、环境的虚化及表达的即时性，人们的情绪表达走上了自言自语、自我分裂的不归路。在现代社会里，尤其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由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面对面相互交往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作为人的社会性的形成基础的向他人表达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的情绪表达机制受到严重的破坏，导致文化失范行为的大幅增加，也造成了人们行为方式的偏离或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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