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报道的一般功能

第一节　危机报道的一般功能

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的组织或结构提供其稳定的根源，这一观念与社会哲学一样由来已久。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一个由处于动态平衡的相关部分组成的系统。在他所描述的理想社会里，社会结构的各类参与者完成各自的活动，从而对达到总体社会和谐作出贡献⁽¹⁾。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活动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担负着“守望者”的功能，诚如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不难理解，大众传播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使用不当，鼓励人们从事各种破坏社会的活动，大众传播活动也可能“功能失调”，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个人日趋“原子化”。“在现代化的运动中，个人的独立自由存在是以个人丧失与社会传统的天然联系和有机统一为代价的。这就是说，它在使个人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而存在于世的同时，也使个体成为孤独无依、无根据、无意义的存在者。”⁽²⁾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达的现代传播体系就成为人们了解自己经验之外的外部世界乃至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媒介系统依赖论认为，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媒介所掌握的信息资源⁽³⁾。

李普曼提出的“两个环境”的理论可以帮助理解现代人的困境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有两个环境，一个是“现实环境”，也就是客观世界本来的存在状态，另一个是“虚拟环境”，也就是大众传播媒介为我们构造的世界。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信息爆炸以及人的注意力资源的危机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人们脑海中的世界主要由自己实践经验之外的“虚拟世界”构成，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和态度。从这里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危机报道的功能。如果媒体的危机报道与现实相一致并且能够正确反映事件的发展规律，人们就能对危机事件形成正确的看法并由此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消除危机的危害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发展，反之则可能深受其害。危机报道的作用对于个人如此，推而广之，对于组织和社会也是如此。

尽管本书论述的媒体报道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危机，但是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危机具有结构上的同一性。媒体的危机报道从总体上影响着人们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也可以在组织和社会的层面上被反映出来，而危机意识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品质。在社会层面上，危机报道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培养公众的危机意识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组织层面上，危机报道对于政府决策可以提供信息支持，同时也是保持政府廉洁高效的动力。在个人层面上，危机报道不仅可以使个人保持必要的警惕，而且是个人自我保护的必要条件。媒体危机报道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效应可以用下面的图表加以概括:

一、社会层面上的功能

社会犹如人的肌体一样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病变，而危机报道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意识是维持肌体健康的必要条件，是肌体进行自我调节的刺激因子。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危机意识的缺失已经酿成了严重的后果，如SARS这样的危机可以看作是中国人缺乏环境危机意识的一种必然结果。危机报道对于社会的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和公众危机意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社会政治功能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危机报道对于社会来说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培养理性的公民，而理性公民的出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民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政治现代化的基础。公民文化即公民政治文化，作为人的政治取向，可以分为三种: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统治采取的“愚民政策”，培养了封闭的地域性的臣民政治文化，这种封建政治文化现在依然具有巨大的市场，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封建社会“愚民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封锁消息，把危机事件看作是“肉食者谋”的事件。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途径就是充分地信任公众，通过危机报道培养公众的参与型公民文化，让公众变得“聪明”起来，恢复因历史发展中受到阻滞的“五四”传统，清除封建主义的消极影响。“‘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反思‘文革’，进而反思建国之后的历史，再进而反思鸦片战争以及现代史。而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要冲破和溶解冷酷、专制这个板块，然后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才能够扎根。”⁽⁴⁾

危机报道实际上是在更大范围里满足人们的知情权，而知情权在更大范围里的满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一个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进程所激发的利益表达愿望和不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之间构成了现实矛盾。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民主的氛围，这必然会引发社会成员利益表达的强烈愿望。绝大多数人希望政府能关注并帮助实现他们的利益，但是这种愿望的实现往往会受到利益表达途径不完善和利益协调机构不健全的限制。如果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就会造成对政治稳定的冲击。”⁽⁵⁾

“对政治期望值不断高涨的公民来说，政治沟通渠道的相对狭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利益表达，甚至产生政治冷漠心理。政治冷漠似乎表面上远离政治，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会影响政府的决策，因为政府对实际情况缺乏全面的掌握，容易因决策主观、专断而导致失误。”⁽⁶⁾此外，政治冷漠的心理必然会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渗透，而社会冷漠尤其是官员的冷漠将会使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成为泡影。“冷漠和不负责任，在中国也有着深厚悠久的社会基础，到今天仍然无时无处不在纠缠芸芸众生。1996年年初的周永臣之死象征了冷漠对人的生命和意志的不可思议的毁灭力，但这只是一系列此类事件的开始，还不是高潮。高潮是这年夏天发生在广东省雷州海面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海难。”周永臣在“文革”期间因为“偷听敌台广播”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3年，刑满释放后等待政府的平反是支撑他活下来的希望，但是当1996年1月接到法院宣判他无罪的文书时才发现判决书的签发时间竟然是1979年，周永臣因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而悬梁自尽。而1997年7月11日雷州海难中，12个渔民在风浪中挣扎7个多小时之后全部被海水吞没，他们遇难的地方离海岸不过三四百米，可是当地有能力援救的渔政海监部门却冷漠地看着这些渔民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有权力批准救援的官员却互相扯皮，一位副局长甚至说:“一定要收费才能开船（救援），而且死尸不能放进船里。”⁽⁷⁾

2.社会经济功能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危机报道是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就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的背后也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危机: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增长方式的低级、环境的破坏、改革过程中经济腐败现象的盛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滥用、利益集团的操纵、市场管理的滞后等等，对于这一切问题的反映、分析与反思，都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参与。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息透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不成熟，暗箱操作和权力控制依然大行其道的过渡时期，媒体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报道成为推动市场公平的一种重要补充力量。

仅以假冒伪劣产品为例，这个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壮大的领域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法仅仅依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加以解决，必须借助媒体的报道才能深入开展。中国近几年仅仅在老百姓吃的领域就有南京的“冠生园”月饼、浙江苍南“乡巴佬”卤鸡蛋、太仓“肉松”、金华火腿、重庆火锅等因为严重的质量问题被媒体报道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更为可怕的是造假的背后常常得到当地工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保护，以浙江慈溪出现“黑心桶”企业为例，虽然2002年和2003年都由于媒体报道而采取了声势浩大的整顿，但是由于受到地方的保护，迄今依然无法根除⁽⁸⁾。

3.培养公民的危机意识功能

危机报道对于公众危机意识的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公众危机意识是一个社会有效地防范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当危机爆发时，具有危机意识的公众又是社会针对危机采取理性行为的基础。中国长期缺乏对公众的危机教育，在刚刚过去的SARS危机中谣言横飞，其原因除了主渠道信息不通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长期缺乏危机教育，缺少危机观念。“在一个理性的社群里，谣言是很难盛行的。而在非理性情绪面前，不要说疫情，就是一件小事，都可扩散为一个社会危机。”⁽⁹⁾

具有危机意识的公民，必然具有危机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在危机到来之时不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SARS”危机中中国出现的哄抬药价甚至出售假劣医药用品、拒绝或者不配合流行病学调查、谣言横飞、封建迷信抬头等现象，是中国长期缺乏危机教育的一个必然结果。反观日本民众在1994年的神户大地震、韩国民众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差距。神户大地震无疑是一次非常事件，危机中日本民众的井然有序，服从政府安排调度，团结一致迎战灾难。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身处危境的韩国不是没有混乱，不是没有指责与谩骂，然而，在金大中政府走到示威群众中耐心细致说明了真相与政府的难处后，反对党及示威群众马上就幡然悔悟收回兴师问罪的标语，并且发动群众响应政府号召，纷纷主动自觉拿出自己手上的美元和金银首饰，有条不紊排着队交给银行与国家共赴灾难。

公众的危机意识不仅对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根据，“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良性发展的前提，是法制的健全，是民主意识的勃兴，是每个个体权利的舒张。”⁽¹⁰⁾与封闭社会长期的“愚民政策”相反，公民危机意识的培养是现代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养公民文化与民众的参与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也应是现代公民意识的组成内容，全体公民危机意识的普遍增强，有可能使我们在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降低社会动荡烈度，有效防止“单一型”危机事件向“复合型”危机转化。以印度喀拉拉邦或泰米尔纳德邦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为例，该公开讨论对这个地区高生育率的降低，起着重要作用。大量证据表明，公开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的恶劣后果，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生活的恶劣影响，对于印度文化水平较高地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起了很大作用。通过讨论，人们充分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可能造成的社会危机，并逐步形成现代幸福家庭是小家庭的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就与媒体的充分报道与讨论密切相关。喀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为1.7%，与英国和法国差不多，却比中国的百分之1.9%低。这种结果并非通过强制方法达到，而是由于社会形成了新的价值观，而政治对话与社会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政府层面上的功能

由于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因此政府行为是所有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支配环节，而危机报道对于政府决策、对于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和维持政府的廉洁高效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1.提高政府的危机意识

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政府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媒体对于危机事件的充分报道是政府官员保持危机意识的一个必要的外部条件。“危机意识是这样一种思想和观念，它要求一个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出发，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就抱着遭遇和应付危机状况的心态，预先考虑和预测组织可能面临的各种紧急的和极度困难的形势，在心理上和物质上做好对抗困难境地的准备，预期或提出对危机的应急对策，以防止在危机发生时束手无策，无法积极回应，而遭受无法挽回的失败。”⁽¹¹⁾

中国古代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重要古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让越国重新崛起的故事告诉我们危机意识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而蜀国末帝刘禅“乐不思蜀”的故事则从反面让我们认识到缺乏危机意识的悲哀。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危机意识，满足于经济繁荣的大好形势，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那么繁荣背后的危机就会悄悄地不断滋长和积累，最终无法收拾。

2.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

政府决策必须依靠及时、全面、真实的信息，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尤其如此。但是传统的政府内部的信息传播机制由于本质上是多级传播，在时效性上无法保证，而且由于层层截流往往会发生信息变形，因而无法保障政府管理人员尤其是最终决策人员及时获得充分的信息。而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细胞，而且由于大众传播的信息可以不经中间环节直接传达到社会的每一个人，因此可以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

社会问题千头万绪，媒体对于危机的充分报道还有助于形成社会讨论，公开的讨论可以帮助政府发现那些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要了解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人民的各种‘需求’，就需要人民行使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要真正掌握经济需求的内容及其影响，必须进行讨论和意见交换。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特别是与保障人民公开讨论、辩论、批评和坚持异议有关的权利，乃是制定出资讯充分的、深思熟虑的政策这一过程的核心。这种过程对于形成社会的价值观与发现重要问题也极为重要。一般来说，没有公开的讨论，不进行公开的交换意见和争论，我们就不能发现需要优先处理的社会问题。”⁽¹²⁾

3.促进政府的廉洁高效

媒体的危机报道还是政府保持廉洁高效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认为，“阳光”是防止政府变质最好的防腐剂。危机报道中的一部分内容必然涉及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和盲点，相关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也会被涉及，媒体对于这些问题的报道无疑把官员的行为放在大众的监督之中，这对于建设阳光政府、诚信政府和民主政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媒体报道所形成的巨大舆论力量会对相关的官员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从而推动官员的廉正，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中存在的一个顽疾，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解放初期出现的腐败现象得到迅速的遏制，除了政治上对于腐败的严打高压之外，媒体对于腐败现象的广泛报道功不可没。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廉洁可敬、腐败可耻”成为社会的一个共同认识。通过在报纸上实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腐败在全社会的监督下无处藏身。当时，这种公开批评虽然涉及个别高级领导干部，但党内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也没有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给了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更加拥护党的领导⁽¹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整体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腐败现象不断抬头，虽然媒体对于腐败分子也有一定的报道，对于抑制腐败的蔓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媒体上披露的基本上都是腐败分子已经定案的内容，而不是由媒体参与监督，把腐败现象抑止、消灭在萌芽之时，所以，种种“寻租现象”依然难以消除，近几年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三、个人层面上的功能

1.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理性

从大的方面来说，与传统的“内外有别”相对，媒体的危机报道可以培养和提升公众的思辨能力，提高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并在过程中培养理性公民。“镜花水月”是一句佛教语言，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但是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媒提供的“镜中花水中月”却是公众认识世界的一个主要途径。媒体对于危机的公开讨论为公民创造了一个开放、活跃、充满活力的信息环境，这种信息环境促使人们不断思考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产生机制，从而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理性。透过柏拉图“洞穴比喻”和“线段比喻”，我们可以理解媒体危机报道对于公民理性成长的促进作用。

柏拉图提出的“洞穴比喻”是说，假定有一些从小就被捆绑着不能转身的囚徒面朝洞壁坐在一个山洞里，洞口外面有一堆火在洞壁上照出一些来往的木偶的影子，这些囚徒一直以为这些影子就是现实的事物；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解除了束缚，转身看到火光下的木偶，才知道原先看到的只是些影子；而当他继续走到外面，看到阳光照耀下的万物，才知道那些木偶也不是真正的事物本身，只是对事物的模仿；但他这时还不能直接看太阳，只能看太阳在水中的倒影，等到他逐渐适应了，他才能看见太阳，并发现真正的真理不是任何地上的事物，而是太阳和它的光明。在这里，关键的一个词是“转向”，即从洞壁转向洞口，从洞口的火光转向洞外的万物，从水中的倒影转向天上的太阳⁽¹⁴⁾。

为了说明“转向”的作用，柏拉图又用了“线段比喻”。转向就是反思和再反思，虽然是不断地“转回头”，但总的来说是一个线性的上升过程，而“线段比喻”表明了这一上升过程的各个阶段。柏拉图把一条线段划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代表“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它们各自又分为两个部分，这样就有按照其清晰程度或真实性的程度而分出的四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知识等级:可见世界（即“意见”）包括“想象”和“信念”，可知世界（即“真理”）包括“理智”和“理性”（辩证法）。不难理解，媒体的危机报道从整体上有助于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从而实现从“可见世界”向“可知世界”的转化。

2.提高公民对危机的应对能力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长期危机报道的作用下形成的人们的危机意识，不仅可以防止谣言的扩散，而且能够加强人们对危机的抵抗力和鉴别能力，引导人们采取积极的行动防止危机的发生或者降低危机的损害。对于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公民更多“内在性的自觉”，而不仅仅是外在性的强制。没有流行病的危机意识，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就很难根除；没有交通安全意识的全面强化，人们就不可能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没有生产安全意识的全面提高，中国的矿难就不会停止。

美国学者威廉·麦奎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针对传播内容形态和传播方式的“防疫论”。他认为，人的信息、思想如果没有经过锻炼和考验，一旦受到刺激就无力抵御而被冲垮。要增强人思想上的抵抗力，一来要使用“滋补法”，即让人事先接触支持其基本信念的正面信息；二来要使用“防疫法”，即让人事先接触一种弱性的、为刺激其防卫的负面信息，这样可以让人形成一种通用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足以使人的基本信念在受到另一种攻击时也不至于改变。如果媒体的危机报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信息环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人们就会逐步形成对危机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在危机发生时面对多元的信息环境就会有更强的鉴别能力，谣言在这样的人群中就失去了扩散的基础。

在日本发生地震时伤亡人数一般都不超过10人，而2003年9月26日在日本北海道发生的8级地震只有1人死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3年12月26日伊朗巴姆市发生的里氏6.3级地震中死亡人数竟高达1.6万多人，另有2万多人受伤。据伊朗有关部门总结经验，伊朗人防震意识不够是这次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南亚、东南亚的地震海啸，造成了20多万人的重大伤亡。伤亡的最主要的杀手是海啸，其中很多人就死在沙滩上，而根据专家的分析，即使凭肉眼观察海啸，人们也有足够的时间逃离沙滩，防海啸意识的缺乏也是造成这次重大伤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3.公民自我保护的必要条件

媒体的危机报道还是个人在危机发生时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的一个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的报道是个人获得相关危机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如果大众媒体对正在发生的危机不能及时报道，人们就可能因为不知情而成为危机的无辜受害者。

医疗界中，马兜铃酸可以导致肾病是肾内科大夫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在肾内科的学术年会上，甚至出现了关于马兜铃酸肾病的专题，提请大家注意诊治。1990—1992年间，大约有1 500～2 000名比利时人因服用了来自中国的含有马兜铃酸的减肥中药，发生肾萎缩。1999年7月，英国也报道了两个服用中成药引起肾中毒的病例。在国外，有人将这种疾病称为“中草药肾病”。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2001年6月20日宣布终止使用含马兜铃酸的13种中药产品，因其可能损害人体健康。在中国，1998年，南京军区总医院报告了关木通（含马兜铃酸）可引发慢性肾损害的病例，引起了医务界的警觉。在中国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内科1998年10月收治第一例该类肾病病人后，已有100多例此类患者住入，其中最多的就是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的肾损害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亦多次有此类病例报告⁽¹⁵⁾。

但是所有上面与人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长期以来只是出现在专业研讨会、专业的学术期刊、国家药监局接到的有关这个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以及其向有关企业、医疗机构和各地药监局等有关部门发出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中，而没有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公布。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知名度极大的品牌传统中药——龙胆泻肝丸——因为药中的关木通成分含马兜铃酸成为导致肾损害乃至尿毒症的杀手，悲剧就这样不停上演，就连开出中药的中医们也蒙在鼓里。新华社记者朱玉2003年2月23日一篇题为:《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的特稿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效果。一方面各种相关的由于服用龙胆泻肝丸而致肾病的报道陆续浮出水面，引起了公众的警觉，唤醒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也引起了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连续发出通知，将中药处方中的关木通替换为不含马兜铃酸的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