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推动

第二节　全球化的推动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历史背景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同样也是逐步融入世界并且成为其中一分子的过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使得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依赖这个整体，受这个整体的制约并且在这个整体中谋求自己的发展。世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面临的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问题都必须通过全球的协调合作才能够解决，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封闭中去，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现实。不管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如何，全球化的进程都在不断推进，全球化成为我们面对许多问题时必须考虑的一个背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各种危机信息很容易就能突破国家的界限得以在更大的范围里传播，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转变。在开放性全球传播系统中，遵循国际惯例，考虑国际影响，树立国际形象就成为危机报道的必然选择。

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一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整个媒体传播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导致媒体的危机报道得到了不断的突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很多事情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处理，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公开。《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29个独立法律文件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贯穿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国外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当代各国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保障公民权的一项基本义务。也就是说，西方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与民主政治及法治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的制度构架，它们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社会处在变革之中，在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中，采取的方式是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然后进行法律制度的改革，最后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这种渐进的方式。实践证明，中国的这条改革路径是符合理性的，既避免了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动荡风险，保证了社会的整体稳定，又开创性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相对滞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不断推进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二、媒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一轮变革

中国媒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确认了媒体的“双重属性”，而“双重属性”的确认是中国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及其报道不断拓展的一个基本动力，从都市报的兴起到媒体集团化的推进，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经济改革对于媒体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媒体的产业属性将会逐步被确认，而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介产业属性的确认必将导致媒体的新一轮变革，变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资本化。

我国媒介产业重组是一个以资本化为根本特征的重新制度化的过程。它是在资本全球化以及公司经济为主体的国际背景中和制度变革、市场驱动、资源和财富重新分配的国内环境中进行的。这个重组过程起始于80年代，兴盛于90年代末期至今，它经历市场化、集团化和资本化三个主要阶段。中国媒体资本化的过程主要有四重互动。“首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部力量与国内政府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的互动。其次，是国内不同政治集团力量的互动，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互动。第三是国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互动，国有和民间资本将会逐步进入传媒行业。第四是非媒介产业资本与媒介资本互动”⁽⁷⁾。中国“入世”已经过了近4年的时间，在这近4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媒体生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个变化是整体性的，既体现在与媒介相关的工业部门、信息产业及交通运输业上，也体现在媒体本身的兼并重组上，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外资尤其全世界大的跨国媒体集团在中国安营扎寨，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TCL、环球、日本广播公司九大传媒巨头都以不同的形式进入了中国市场。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切尼斯在其《全球传媒、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⁸⁾一文中这样来论述全球化视野中的全球媒体:按通常的说法，当下历史时期的特征一般可以用如下三个概念之一进行描述:全球化、技术革命和民主化。在这三个方面，媒介和传播都扮演着核心甚至是限定性的角色。媒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一轮变革对于媒体的危机报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媒介生态的整体变化将会使得信息透明不仅仅是对企业和消费者的一种承诺，而且会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原则，危机信息作为公共信息必将在更大的范围里得到公布与报道，媒体危机报道的允许范围将扩大，报道权力将得到尊重。第二，媒体资本化的结果是导致媒体的结构发生根本改变，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甚至跨国家的传媒集团将会在中国的媒介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媒体之间的竞争将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在具有多种声音的情况下，危机报道作为提升媒介品牌、扩大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报道形式，必将成为新一轮媒介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与成熟，随着媒介市场自身的发展，媒介的“企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将得到进一步确认，媒体公信力将成为媒介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下高级报纸和主流报纸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些主流媒体的出现将会提升危机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三、全球合作对于危机解决的重要性

诚如前文所说，市场经济必须具有与其配套的法治观念和民主政治作为保障，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对于国际上公认的各种价值理念的认同是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在坚持自己的乡土价值和民族价值的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还要认同全球价值，并且努力为全球价值的确立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价值系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全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价值，虽然目前在很多领域还不能达成一致，但是在人权领域的合作与讨论是当今全球价值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对于这个问题所持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态度，对于保障中国公民的人权具有积极意义，也必将为中国的危机报道创造良好的社会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

联合国成立以来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被称为世界人权宪章。其中《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被称为《A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被称为《B公约》。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签署《A公约》，并于2001年2月28日提交全国人大批准。2003年6月27日，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履行该公约的首份履约报告。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期间表示，中国政府已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将向全国人大提交批准公约的建议。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

中国对于人权的积极保护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中国的宪法精神相一致的。虽然目前各种国际公约在中国的法律地位还没有得到确认，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的深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国对于各种国际公约尤其是人权公约的积极态度对于危机报道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于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以及知情权都有具体的规定，这样一来危机爆发时的信息公开将成为一种惯例，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要求。

即使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危机的透明及时的报道也往往有助于危机得到更快的解决，而且许多危机本身也具有了“全球化”的特点，必须通过共同的行动才能消除危机，这也必将成为中国媒体危机报道更加开放的一个动力。当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或者流行疾病发生时，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也应该努力让国际社会了解实际情况并且争取国际组织、其他国家以及各种民间力量的支持以减轻灾害的实际危害，实现受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中国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死亡24万多人，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当时由于极左思想的主导，我们在地震发生以后拒绝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实际上使得救援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当时人民解放军靠血淋淋的两只手救人，眼睁睁看着一些被压的人在钢筋水泥的废墟里面出不来。而此时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始出现了现代化的救援技术和现代化的救援队伍，然而我们当时不接受外国的救援，实际没有必要。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虽然由于其国内的瞒报而造成了人民和财产以及国家形象的巨大损失，但事后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欧洲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多个国家和民间组织的支持，这些支持为消除核泄漏所造成各种遗留难题起到了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

比较SARS在中国与越南流行情况的差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合作对于减少危机损害的积极作用。越南是2月23日发现第一例“SARS”患者的，在随后的40多天里，共有68人感染“SARS”，其中5人死亡。4月上旬，疫情进入稳定状态。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成为全球第一个成功控制住“SARS”疫情的国家，解除了对越南的旅游警告。越南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化解“SARS”危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获得了非常及时的外援。当疫情刚刚爆发，越南一方面迅速公开信息，另一方面就与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开展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如在法国的帮助下，采取了防止病毒扩散和保护医务人员的严格措施，并收到显著效果。而相比之下，我国在“SARS”出现的早期，无论是疫情本身，还是患者的诊断与治疗，我们都采取了一种近似于“保密”的策略。在SARS肆虐广州的时候，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防治SARS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倡议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等八家单位与香港大学医学院组成联合攻关小组。另外，钟南山还大胆地提出，攻克SARS难关需要国际援助、国际协作。但是钟南山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却遭到了非议，有人甚至指责他“政治错误”。尽管在疫情出现失控之后，我们很快调整了指导思想，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外部合作，但这种行动的迟缓与被动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负面性是危机的本质，通常情况下，如果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在外人无从知晓的情况下解决危机，其成本是最小的。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危机超越国家界限并迅速扩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此时倘若谢绝外部介入，就可能使成本成倍提高。即使从最简单的追求效用的角度出发，积极地公开信息并寻求国际合作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和其他各种民间的力量正在壮大，它们所提供的支持对于危机的解决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很多情况下，它们还会成为解决危机事件的主体，在2003年全球流行SARS时，我们听到的正确的指导性的意见更多的发自“世界卫生组织”，也只有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发布“旅游警告”，而“旅游警告”是所有国家必须面对和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