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三节　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推动力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中国危机报道的影响更多是着眼于外部与未来，那么中国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是媒体危机报道的内部的现实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中国新闻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年的新闻改革中，实现了三次大的跨越。第一次跨越从1979年到1982年，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否定了“阶级斗争工具”论；第二次跨越从1983年开始，引入信息概念，导致新闻媒介功能重新定位；第三次跨越从1992年开始，认定新闻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媒介经营走向市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经过多年的改革，整个中国媒体结构已经从“四级电视、四级报纸、四级电视”向“两级电视、三级报纸、四级广播”过渡⁽⁹⁾。21世纪前10年，中国新闻媒介的发展将呈现出明显的五大发展趋势。制度构架，将从人治走向法治；媒体格局，将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从国内有限竞争走向世界的全面竞争；媒体运作，将从传者为中心走向受者为中心；受者兴趣，将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新闻理念，将从新闻学走向大众传播学。中国新闻改革将依据这五大趋势发展。

中国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尤其是1992年以来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的确认导致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导致媒介在危机报道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不断的突破。从大的方面来说，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媒介这块蛋糕不断做大做强。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传媒业1998年利税首次超过烟草业，成为中国排名第四的支柱产业。随着媒介产业的不断壮大，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中国媒体的整体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人才、设备、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报道水平不断提高，报道领域不断扩展。仅以报纸为例，20世纪80年代经济新闻的突破，90年代中期都市报的兴起，90年代后期以来新财经报纸和财经周刊的迅猛发展，都使得媒体的报道领域得到大的突破，每一次突破都留下了很多成功的危机报道的个案。竞争的结果出现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媒体，如三大经济周刊、《南方周末》等等，“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的媒体集团开始出现，因为媒体可以进行异地报道，这也为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拓展了一条新路。中国传媒产业“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是新的形势下的媒体做大做强的战略选择，媒体的这个发展方向对于媒体危机报道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媒介集团尤其是美国凭着它强大的生产能力和遍布世界的触角，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传媒产品输出国，主宰着媒介产品的国际贸易。媒介产品是一种文化产品，也是一种精神产品，在西方国家大量输出媒介产品的同时，也输出了它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随着与国际市场的逐渐接轨，我们的媒介受众可能成为西方媒介文化的忠实消费者，从而逐步模糊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及时调整政策，优化结构，整合资源，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我国的媒介集团，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已经成了我国媒介产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¹⁰⁾。

二、危机报道正呈现标志性特点的变化

中国媒体的新闻改革发展到今天，危机报道已经面临一个新的突破关口，在这个关口上，中国时政类新闻周刊的兴起、时评的盛行以及互联网在危机报道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其具有标志性特点的变化。

中国期刊20年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分别是大众浪潮、时尚浪潮和财经浪潮，而目前中国正处在时政类周刊发展的初期，时政周刊的兴起是中国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表现，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中国适应全球化媒体竞争的要求。时政类周刊的兴起，对于中国的危机报道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第一次浪潮大众浪潮发生的时间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即20年中的前十年。在这次浪潮中，涌现了《读者》、《知音》、《家庭》这样一批大众品牌期刊。第二次浪潮时尚浪潮的时间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也就是20年中的后10年。在这次浪潮中，涌现了《时尚》、《瑞丽》、《世界服装之苑》、《追求》、《世界都市》等一批时尚品牌期刊。第三次浪潮财经浪潮的时间是最近5年。在这次浪潮中，涌现了《财经》、《新财富》、《理财》、《中国企业家》等一批财经品牌期刊。最近几年，由于整个传播生态的改变，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面临的全新的传媒竞争态势，建国以来在中国一直缺位的时政周刊开始出现并且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杂志在中国传媒阵营中消失。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由中共中央委托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在北京出版，才结束了我国新闻杂志断代30年的历史。1981年4月，《瞭望》月刊在北京出版发行，1984年1月改为周刊。《半月谈》、《瞭望》均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党刊，政治意味浓厚，难以进入自费订阅市场，因此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时政周刊。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和《深圳风采周刊》（后更名为《深圳周刊》）先后创刊，成为中国新闻周刊的发展的前奏。1997年《南风窗》改变编辑方针，向时政新闻发展；1999年1月，《新民周刊》正式问世；2000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在试刊3个多月以后正式创刊。2003年11月18日，由新华社主管、瞭望周刊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在上海创刊，为中国时政周刊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

时政周刊的发展与对于危机报道的推动作用，是由时政周刊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时政周刊强调新闻报道的深度，强调独家新闻和品牌意识，强调报道的完整性，这些都是危机报道所必需的。以最近创办的《瞭望东方周刊》为例，它的办刊宗旨是“权威性、国际性、建设性”，依托国家通讯社强大的高端资讯背景和国内外有关智库，《瞭望东方周刊》每周提供重大时政新闻的权威报道、政经焦点话题的深度阐释，提供对各项事关国计民生的决策和重大新闻台前幕后的注解，以及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纵深调查。透过《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新政一周年》、《尸体工厂调查》、《7分钟瘫痪台湾》、《信访洪峰》、《能源危机》、《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等报道，我们可以充分感受时政周刊与危机报道的互动。与时政周刊相呼应，媒体中时评的出现是体现中国新闻改革深化的另一个标志，现在时评成为许多媒体的固定栏目。时评是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表达言论自由和社会意见，时评的兴起是公民参与意识加强的表现，体现了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是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民众的表达欲望日趋强烈的反映。

中国媒体结构所发生的最大变化不是传统媒体内部的变化，而是一种新的媒体——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是推动中国媒体危机报道的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互联网出现以后，一方面对于危机信息进行封锁变得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危机信息在互联网中通过相关、超链接、专题等种种方式可以被更有机地组织起来，单个的危机事件就可以放在前后左右的关系中被认识。互联网的出现，为受众了解危机信息、认识危机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信息平台；为媒体更全面地认识危机事件、组织危机报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也为负责危机处理的决策者突破传统的组织传播的障碍，获得更全面的信息，接触更多更真实的民情民意从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通道。胡锦涛在广州防治SARS第一线慰问时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温家宝在北京大学告诉学生:“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SARS的决心，令人感动。”领导人的讲话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它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了领导人获得外部世界信息的一个新途径。

因为网络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融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而信息量则呈指数级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信息的拦截就变得不切实际。首先，网络本身的特征决定了拦截消息比较困难。网络本身具有开放性和自由传播的特点，作为一个信息的公共平台，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是混杂在一起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我们要实行信息调控的内容只能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因此就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实行信息调控就必须对这些信息加以区别对待，另一方面在网络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今天，对如此巨大的信息进行分类和过滤几乎是天方夜谭。既然不能拒绝与经济活动相关的信息（包括科研、教育领域等），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控制信息来源，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封锁和信息检查在网络时代将增加难度。

其次，网络时代的信息控制带有更多的技术色彩，传统的行政手段必须借助于网络技术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而中国目前在技术上总体是落后的。由于我国网络发展起步晚，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因而在技术上也远远落后于国外的水平。时代华纳新媒体部经理艾萨克森说:“技术站在无政府主义一边。”互联网的设计中没有中央控制的位置，甚至在紧急情况下都没有一个主开关能将其关闭，因此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实行信息检查或者设置障碍是有困难的。人们尤其是具有一定的电脑技术的人在一般的信息封锁下可以设法寻找另一条通道，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或者把自己的信息发布出去。就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控制的法律手段的相互关系来说，技术是主动的、超前的。而法律是被动的、滞后的。这是网络信息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设置的障碍能挡住一般的用户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因为国外的有关机构会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把调控者不喜欢的信息“送”到相关用户的手里。目前网络上的跨国信息流的增大无疑使这种控制行为更为困难，这些跨越了国家政治疆界而流动的数据、图片、影像资料等是当前互联网信息流动的基本特征。

最后，如果从新闻来源上全面控制信息传播，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可能造成知识精英的边缘化。“知识精英边缘化后，势必站到体制外的立场上，成为体制外舆论的代言人。历次革命或大动乱都与知识精英被边缘化有关。因此，保持知识精英的中心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¹¹⁾。在网络时代，媒体生态发生了变化，任何坏消息，其实都无法控制。报道负面的东西总是比报道正面的东西读者多，海外记者因为媒体的利益或者职业的敏感的驱使，总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采访到新闻。另外，受众会对种种与法律对立的压制信息自由传播的做法极端反感，他们就会对你失去信任，在以后的由执政者主导的社会运动中，他们就会成为不合作者或对抗者。所以，我们与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信息调控上，还不如把精力转移到发布自己的信息上。只要真理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只要我们的政府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只要我们的新闻传播人员始终坚持崇高的职业理想，我们的信息传播就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的信赖、尊重与拥护。相反，如果一味阻滞消息，则会损害主流媒体的公信力。SARS事件中的民意调查及分析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民间有关SARS的一些说法与我们官方的报纸、电视、广播等报道的不一样时，你一般相信哪一种说法？”调查结果发现，“有66.3%的人相信政府的说法，9.1%的人相信民间的说法，24.6%的人两者都不信。在政府对SARS的信息发布进行了透明化处理之后，依然还有超过1/3的人对官方信息持怀疑态度，说明4月20日之前官方渠道对SARS信息的无所作为已经在民众心中留下了阴影，这不是一两次信息透明就可以使之消散的。这一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官方渠道在民众心中的既有信任度状况。如果将信任渠道与教育程度进行交叉分析，结果更令人担忧。数据表明，高中及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当中，信任官方媒体的比例较高，达78.2%。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中有近一半的人对官方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¹²⁾。

危机事件在潜伏期信息往往是零星的、琐碎的，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各种信息可以更有机地组织起来，这些零星的琐碎的信息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往往就能以一种更醒目的方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能够见微知著，及早地发现危机。危机爆发后，各个网站在第一时间的迅速转载，通过BBS和电子邮件等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危机事件一下子就成为社会最显著的议题，引起社会关注并影响政府的决策。网络搜索引擎是体现互联网对信息进行整合和放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中Google的出现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几乎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Google就带有很强的文化色彩，在成立的三个月之后，它就跻身于《PCMagazine》的1998年排名前100的网站之列。“现在它每天处理的搜索条目有1.5亿条，即每秒钟1800条，使用32个国家的74种语言”⁽¹³⁾。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网络的放大效应在危机事件中的作用。在Google中打入“龙胆泻肝丸”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7 950项查询结果，打入“非典”得到2 790 000项查询结果，打入“SARS”得到5 180 000项查询结果，打入“南丹煤矿”得到4 610项查询结果，打入“汤山中毒”得到25 700项查询结果，打入“綦江塌桥”得到1 470项结果，打入“海城豆奶中毒”得到9 010项查询结果。（注:查询时间为2003年12月18日）

网络的放大效应对于反映百姓呼声，对于反映中国基层的社会问题，对于民间声音形成同样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信息渠道的开辟有利于发现问题，消除危机隐患。2003年被称为中国的“民间维权年”，各种民间维权网站的建立，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司法不平等问题通过网络的广泛传播，是新时代人们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一个新的通道。从孙志刚案到黄静案，从刘涌案到宝马车撞人事件，网络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过去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以来，我们从来不乏民间的声音，但是民间的声音过去往往会在校园里边、酒吧里边、闲聊当中体现着，我们的民众向上反映问题的途径，比如我们的信访，向官员写信，向报社投一些稿件等等这样的途径，所有的途径都是分散的。可以说没有形成集中的声音，网络的形式，使得我们大众的声音能够集中地在网络上得以体现，使得我们网络媒体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反映民声，这样网络媒体在网民、业界和政府当中受关注和受尊重的程度也越来越高”⁽¹⁴⁾。

中国危机报道必须加以改革，这既是“三个代表”的要求，也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要求。必须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公众信任政府的前提条件，否则，在信息渠道多样化的今天，隐瞒只会把本国的公众推向政府的对立面。需要说明的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公众首先希望从新闻媒体而不是任何其他别的部门获得有关危机的消息，因而相关部门应该迅速向媒体通报情况，媒体也应该组织力量迅速加以报道。对于媒体的过度限制不利于总结危机的经验教训，不利于预防类似危机的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