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利维斯的方法反对利维斯主义

第二节　用利维斯的方法反对利维斯主义

F·R·利维斯是剑桥大学英文系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的主要成员。从1932年开始，这个团体的主要论坛是一本名叫《细察》（Scrutiny）的文学评论季刊。他们继承了文化-文明传统中的前辈人物科勒律治和阿诺德的人文教诲，发展了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观：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文化的连续性，当前在面对20世纪的现代大众文明（mass civilisation）的时候则需要培养一种异常的灵敏感，因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泛滥几乎中断了文明-文化传统所珍视的思想和感觉方式。他们认为语言在表达一个社会的深层价值和维系文化连续性方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实现这种语言功能，过去的那种印象主义的手法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发展一种专业的文学批评技能：细察文学文本，通过细节分析探寻文本的组织方式。这种技能就是所谓的“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方法。另外，要对英语文化（English culture）的状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必须把文本放在广泛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去考虑。就是用这种方法，利维斯对当时的英语文化的状态诊断出这样的结果：媒介和大众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在《大众文明和少数文化》（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和《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与丹尼斯·汤普森合著）两书中，利维斯批评了当时的传播媒介。他认为，电影追求的是“最廉价的情感诉求”，只是“一种消极的消遣手段”。《文化和环境》是作为教科书写作的，它的副标题是“批评意识的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意识，即“电影、报纸，任何这种形式的宣传品，以及商业化的小说都只能提供一种低水平的满足”^[17]。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维斯通常被认为是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教育的鼻祖之一。

利维斯对当时的英语文化的状态诊断出这样的结果：媒介和大众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

雷蒙·威廉斯敏锐地察觉了利维斯的方法对研究文化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帮助。事实上，威廉斯也正是用利维斯的方法反对利维斯主义的。“实践批评”的方法使象牙塔里的学者第一次用严肃的、正规的学术批评手段去面对他们以前所蔑视的大众文化，并且不得不把媒介文本放在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量^[18]。威廉斯感觉到这种“实践批评”的方法带来的绝非传统的文学批评，因为，“要批判流行的报刊、广告及电影之类机构所体现的感觉和思想方式，显然最终必须提到一种生活方式”^[19]。对于一种生活方式的评判，或者具体到对于利维斯所指称的“大众文明”这种生活方式的评判，显然不能以某种文学批评的手段或者某种思想文化传统作出最后的判决。这里还想引述威廉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大段的论述，因为其中提到的许多问题至今尚未有标准答案：

“实践批评”的方法使象牙塔里的学者第一次用严肃的、正规的学术批评手段去面对他们以前所蔑视的大众文化，并且不得不把媒介文本放在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量。

如果我们的文明是一种“大众文明”，看不出它对品位和严肃性的尊重，那么它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呢？我们所说的“大众”，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一种取决于全民参政的民主制度，还是指一种取决于全民教育的文化？或者是指一种依赖于普遍识字而形成的读者大众呢？如果我们发现大众文明的产物是如此令人反感，我们是否要把参政权或教育或识字看成是带来腐败的媒介呢？或者，我们所说的大众文明，是指一种以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我们是不是发现流行的报刊与广告等机构是这种生产制度的必然结果？或者，我们发现机器文明与这些机构都是人类心灵某些重大改变与衰落的产物？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老生常谈，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具体判断的基础^[20]。

这里所说的“具体判断的基础”，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对于一个社会是怎样以及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前提假设，其中涉及实然和应然问题。如此，人们完全可以质疑：难道“少数文化”的传承者的假设就一定是正确的？文化-文明的传统在英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也许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经验，比如在伯克和科贝特所处的时代。随着工业和民主的不断发展，这种传统就变成了某个阶级、某个利益集团或者某个兴趣团体的特殊经验了。如果，文化是对整个生活方式的共同经验，那么“少数文化”的文学对生活的经验又怎能代替所有的、通过其他方式也能够感知的经验呢？“让文学担负起……控制全部个人与社会经验品质的责任，这将会使这个重要的立场受到有害的误解”^[21]。

如果说过去的两三个世纪当中，人们对“有机社会”的推崇还是一种试图将个人经验普遍化的倾向，那么当代人对“有机社会”的执著只能是一种虚妄的念头了。在对利维斯《文化与环境》的批判过程中，威廉斯要求人们从两个方面来体会有机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优劣：“在谈论所谓的有机社会时，将其赤贫、疾病与死亡率、无知与受到挫伤的智力等成分排除在外，是愚蠢和危险的。这些物质上的劣势并不能用来抵消精神上的优势：这种共同体使我们懂得，生活是整体而且连续不断的——重要的是与整个综合体有关系。”^[22]威廉斯正是以他自己越来越清晰的文化观念来反对利维斯的：

“现代劳动者、现代职员、现代的工厂工人”的工作真的是“没有意义”、只是赚钱的手段吗？他们“利用安逸的所有方式”真的几乎全是“反创造”吗？“现代公民”真的几乎不知道“他的生活必需品从何而来”吗^[23]？

如果说过去的两三个世纪当中，人们对“有机社会”的推崇还是一种试图将个人经验普遍化的倾向，那么当代人对“有机社会”的执著只能是一种虚妄的念头了。

威廉斯在挽回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一并挽回了工人阶级的合法性。这在经验观察上是行得通的。阿诺德在批判中产阶级对完美文化的损害时，是把工人阶级看成中产阶级的同谋的^[24]。

威廉斯的这种发现，与其说出自某种理论或者说方法论，不如说是出自他的工人阶级出身的本能以及这种出身所带来的天然的政治立场。威廉斯，还有另外一个英国文化研究的干将霍加特都是20世纪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受益者，如果不是那种不以出身和家庭收入而以学习成绩为准绳的“奖学金制度”（scholarship），作为工人阶级的子弟是不可能进入牛津或者剑桥这样的名校的，更遑论在这种地方就职了。虽然威廉斯只是在牛津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供职，毕竟他找到了一条进入主流话语论坛的捷径。威廉斯在翅膀长硬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颠覆利维斯式的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异常冷漠和居高临下的”精英式的描述^[25]。然而，他所能援引的资源，还是那个精英传统中的文化观念史。他的方法依然是非常英国式的经验主义：直觉的、观察的和描述的。但是他在保留了分析、阐释和描述的方法的时候，置换了批评的立场。他把英国人文传统中对“有机社会”的怀旧变成了当代英国各阶级应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的一种修辞力量，其中，无论是少数文化、高级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都将是创造文化共同体的来源，当代的大众传播机制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威廉斯正是借助于这种朴素的历史主义的力量，救赎了工人阶级的文化。

威廉斯在挽回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一并挽回了工人阶级的合法性。

威廉斯的这种发现，与其说出自某种理论或者说方法论，不如说是出自他的工人阶级出身的本能以及这种出身所带来的天然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