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对英国文化研究和传播理论的贡献

第三节　雷蒙·威廉斯对英国文化研究和传播理论的贡献

雷蒙·威廉斯对英国的媒介和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基础性的、方向性的，更多的是理论观念上的，而非方法论的。作为英国文化研究当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威廉斯的许多开创性，等同于文化研究的开创性。威廉斯救赎了大众文化或者工人阶级文化之后，使人们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注显得正当，文化研究实现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变得可能。虽然威廉斯没有提出，但是他对文化过程的强调为后来研究日常生活的经验对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作用提供了可能性，而这恰恰是日后媒介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场域。

威廉斯把英国人文传统中对“有机社会”的怀旧变成了当代英国各阶级应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的一种修辞力量。

威廉斯的许多开创性，等同于文化研究的开创性。

雷蒙·威廉斯虽然没有给后来的媒介和文化研究提供什么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性的人物，威廉斯为文化研究奠定了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基础，为将来文化研究采用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做好了准备。事实上，威廉斯的论述中已经显露了后来文化研究当中的方法论和范畴，比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论、意识形态的范畴，在威廉斯那里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在《文化与社会》的写作中，威廉斯已经意识到应该不只是关注语言在文学上的和哲学上的使用，而是“应该研究当事者的实际语言：也就是说，研究这些具体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试图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与顺序”^[26]。这其中显然已经隐含了潜在的结构主义语义学的意识，即语言的意义不是自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虽然他没有能够把语言系统当作理解文化运作的手段，他仍然努力去“发现那种习语（idiom），以使他能够把‘实践批评’和有机主义者（organicist）的社会立场扩展到一种全然的社会主义者的分析中去”^[27]。从1962年出版的《传播》一书来看，威廉斯几乎已经是一个传播建构现实论者了。他说，许多人都认为“第一位是现实，然后才是关于现实的传播”，事实上，我们人类为“获知（learn）、描述、理解和教育的奋斗是我们人类的中心和必要的部分。这种奋斗并非在所谓的现实出现之后作为第二手的东西而开始的，它本身就是现实在连续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方式”^[28]。

应该研究当事者的实际语言：也就是说，研究这些具体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试图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与顺序。

在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雷蒙·威廉斯用“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文化理论。威廉斯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拥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意义，“一种具体的和有特征的色彩”，“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29]。托尼·贝尼特认为感觉结构这一“一般性的概念……就是一组可以共同使用的思考方式和感觉方式，这些方式是由一个具体的时代、阶级或集团的‘活文化’构成的‘整个生活的方式’所形成的”^[30]。而伊格尔顿干脆认为把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和感知，坚定而无形地组织在一起”的这种感觉结构，几乎就已经是意识形态了^[31]。

感觉结构这一“一般性的概念……就是一组可以共同使用的思考方式和感觉方式，这些方式是由一个具体的时代、阶级或集团的‘活文化’构成的‘整个生活的方式’所形成的”。

雷蒙·威廉斯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的传播与共同文化的理念，这是与文化研究相岔的一条思路。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已经认识到“在当代的民主共同体中，支配性的传播态度仍然占主导地位”^[32]，这是非常不利于创造一种共同文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威廉斯真正的旨趣所在：改善传播体制，为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民主共同体服务。在后来的《漫长的革命》和《传播》中，威廉斯关于文化革命和传播建设的理念越来越清楚：威廉斯建立起了一种有用的文化和传播的关系。

《漫长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社会学的假设：他把英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看作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其中有三个紧密相连的过程，即工业化、民主化以及文化转换。威廉斯觉得，人们对工业化和民主化都有所感知，唯独对文化变迁的意义估计不足：

我们全部的生活方式，从我们的社会的形成到教育的组织和内容，从家庭的结构一直到艺术和娱乐的状态，都是深受民主和工业进步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的，也是深受传播延展的影响的。这种深刻的文化革命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的主要的生活经验，这种革命在艺术和观念世界中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得到解释，事实上，往往是以斗争的方式得到解释的。在我们试图把这种变化与那种被政治、经济和传播的原则所掩盖的文化进行相关联系时，我们发现了一些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具有人类意义的问题^[33]。

这里显然隐含了这样一个命题，社会变迁的三个方面——工业化、民主化和文化变迁是和政治过程、经济过程以及传播过程相对应的。

我们不难看出，从《文化与社会》，到《漫长的革命》，再到《传播》，威廉斯一直是把现代传播技术的功能与他的文化工程放在一起讨论。在《传播》中，威廉斯再次强调文化革命是“人类解放这一伟大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与工业革命和民主斗争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34]。只有经由大众传播的技术和机构，文化革命的目标——文化共同体才能实现，因而传播部门内部的改革是社会民主化的潜在力量。

社会变迁的三个方面——工业化、民主化和文化变迁是和政治过程、经济过程以及传播过程相对应的。

这就是威廉斯的传播理念。在英国的传播理论中，对作为“公共领域”的传播的指望，完全是顺着威廉斯的这条线索而来的。虽然人们现在更喜欢使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术语，但是在内涵和外延上，威廉斯的经由传播的文化共同体的理念丝毫都不逊色，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正是修正威廉斯所批评的“支配性传播”的武器。行文至此，应该不难体会到威廉斯所做的显然超出了文化研究的旨趣和目标，放到英国文化思想史乃至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史的范围中来看，威廉斯无疑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了。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虽然威廉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但是他的批判锋芒并不锐利，他的感觉相当敏锐，但是他的态度非常审慎，他在完成了对工人阶级的救赎之后，是要让工人阶级合法地加入建设共同文化的行列，而非颠覆。

威廉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但是他的批判锋芒并不锐利，他的感觉相当敏锐，但是他的态度非常审慎，他在完成了对工人阶级的救赎之后，是要让工人阶级合法地加入建设共同文化的行列，而非颠覆。

【注释】

[1]雷蒙·威廉斯（1975）在《漫长的革命》（伦敦：企鹅出版社，第12页）中把英国社会的渐进革命分为工业化、民主化和文化变迁。当代社会要完成的恰恰是以大众传播的不断扩展所引发的文化革命。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51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心：一些问题设置和问题》，收录在霍尔等编的《文化，媒介，语言》，第15—47页（伦敦：哈钦森出版社，1980年）。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51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3]特里·伊格尔顿，《批评和意识形态》，第40页（伦敦：Verso出版社）。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48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4]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374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5]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法国大革命的最有力的抨击者，认为类似法国式的大革命是一种无法阻止的邪恶，认为工业革命破坏了过去和谐的田园式的“有机社会”。详见爱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6]威廉·科贝特，19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激进政治刊物《政治纪事》（Political Register）的主笔兼发行人，无产阶级及劳工运动的辩护士，1831年被控煽动诽谤罪一度入狱。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乌合之众的恐怖残暴的勾当，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新的阶级制度是“不自然”的。详见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33—39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7]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24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8]同上书，第33页。

[9]S·T·科勒律治（1772—1834），英国著名诗人和保守主义思想家，深受康德、谢林和费希特等德国哲学家的影响。曾被誉为英国的“哲人”，对英国19世纪的思想、宗教、文学和政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参见泰德·洪德里奇主编的《牛津哲学词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第140页（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95—98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1]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文学和社会评论家。

[12]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175—176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3]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译本序，第22页，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14]见《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第78—81页；《文化与社会》，第167页。

[15]《文化与社会》，第173页。

[16]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即生活方式和经验，而非狭义的文化产品。

[17]参见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8—9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看看利维斯是如何培养学生分析广告的。利维斯提供的是Two Quakers烟草公司的这样一则广告：“啊，这是我抽过的最好的烟，就是忒贵。”“多了两毛钱，就算贵了？再说，你也捞了一毛多。看起来多好，烧得慢，出来的烟又清，真是好烟。做工精巧。瞧，他们做过试验……”“嗨，少啰唆，再给我们来一斗。你说起来跟做广告似的。”接下来一片寂静，一杆Two Quakers牌烟斗里飘出一缕青烟。利维斯的问题是：1）描写对话中人物的类型。2）你对他有何感想？3）你们认为他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在乌合之众激情高昂的场合，他会如何表现？利维斯和汤普森，《文化与环境》，第16—17页，转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41—42页（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330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20]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330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笔者把中译本中的“群众文明”改成了“大众文明”，相应地把“群众”也改成了“大众”，他们的原文分别是“mass civilisation”和“mass”。

[21]同上书，第328页。

[22]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333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23]同上书，第334页。其中的引文都是来自利维斯的《文化与环境》的。

[24]参见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第80页，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25]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40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26]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21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27]特里·伊格尔顿，《批评和意识形态》，第39页（伦敦：Verso出版社）。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49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28]雷蒙·威廉斯，《传播》，第10页（哈蒙慈华斯：企鹅出版社，1962年）。转自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45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29]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第64页（伦敦：企鹅出版社，1975年）。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53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30]托尼·贝尼特，《流行文化：主旨和话题》，第64页（开放大学出版社）。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53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31]特里·伊格尔顿，《批评和意识形态》，第33页（伦敦：Verso出版社）。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53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32]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394页，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3]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第12页（伦敦：企鹅出版社，1975年）。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51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34]雷蒙·威廉斯，《传播》，第138页（哈蒙慈华斯：企鹅出版社，1962年）。转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55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