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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角斗场

时间:2023-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节 霍尔的媒介功能观: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霍尔是从媒介和社会的动态关系来观照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的,尤其是从符号意义的角度考察媒介在社会的结构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霍尔来说,媒介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每一次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都会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发生影响。意识形态是霍尔在理论上的落脚点,争夺文化霸权则是霍尔在政治上的策略。

第二节 霍尔的媒介功能观:意识形态的角斗场

霍尔是从媒介和社会的动态关系来观照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的,尤其是从符号意义的角度考察媒介在社会的结构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霍尔最重要的观点是,首先认为媒介产品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对什么是现实的定义和建构。第二,媒介产品虽然仍被归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的范畴,因其不再是某个对象的简单反映,而是对现实的重新建构,所以不再仅仅被经济基础所决定,而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并且具有一种“物质的力量”[12]。这样,媒介就可以透过其意识形态的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参加对文化霸权的争夺[13]。对于霍尔来说,媒介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每一次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都会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发生影响。意识形态是霍尔在理论上的落脚点,争夺文化霸权则是霍尔在政治上的策略。

意识形态是霍尔在理论上的落脚点,争夺文化霸权则是霍尔在政治上的策略。

主流传播理论的媒介功能观以拉斯威尔1948年提出的框架为基础,即环境监测,社会各部分的联系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经过不断修正,又增加了娱乐和动员两项功能[14]。这是以自由多元主义社会观为前提的媒介的多元功能论。

霍尔则认为媒介是表意(signification)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现实(reality),制定“形势的定义”(definition of situation),给受众提供一个世界的图景。虽然媒介并非直接从权力机构获得指令,或者有意识地对世界进行歪曲的解释去迎合优势定义,但是它们对每个人都同意的东西,即共识的一般边界或框架非常敏感,也只有在这种边界和框架之内它们才能合法地运作下去。所以,“媒介一方面用‘共识’来引导自己,同时又以一种建构的方式试着塑造共识,它变成一种‘同意的生产’(production of consent)辩证过程的一部分”,“这使得媒介总是代表着国家中优势的社会利益”[15]。而受众对媒介所提供的形势的定义并非照单全收,他们往往根据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的位置来读解媒介所制定的形势的定义。霍尔把受众的解码分成三种立场:符合主流霸权的(dominanthegemonic)、协商的(negotiated)和对抗的(oppositional)[16]。从媒介产品到受众的读解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制码和解码之间的冲突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媒介就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主流传播理论对媒介自由充满乐观,它不但可以提供信息,解释信息,建立共识,传承文化,还可以在战争、竞选和宗教活动中发挥动员作用。霍尔则强调,传播活动一开始就已经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了,透过媒介的放大和受众的消费,这种意识形态就和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来说,不管你把媒介有意识地当作一种什么工具来使用,不管你旨在发挥媒介的哪一项功能,你从一开始就是有前提假设的,所以一开始就具有意识形态的诉求了。但是,意义的生产总是动态的,一个传播活动完成以后它所产生的不同意义所具有的可能的意识形态诉求,它和权力的结合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对世界的优势定义并不总能取得胜利,因此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形构的方向是可能发生改变的。

媒介一方面用“共识”来引导自己,同时又以一种建构的方式试着塑造共识,它变成一种“同意的生产”(production of consent)辩证过程的一部分。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主流传播理论建立在主客体两分的二元论的基础上,相信有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至少可以把两者分开来考察,其结果不得不是机械的反映论了。

霍尔在认识论上是坚决反对机械的反映论的。在他看来,反映论既是一种决定论,也是一种宿命论。对反映论的信奉还原到政治立场上只能是对现实的屈服和认同。在理论上,他同意阿尔杜塞关于压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两分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教堂、学校、媒介等组织机构,它们虽然被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从现实效果来看,它们已经具备了“物质性”(materiality)[17]。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从这里我们也能感受到霍尔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策略是互为因果的。

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

杰伊·布拉鲁勒[18]批评霍尔的观点是“泛意识形态”的(overideological view)。这里涉及“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转换。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它是国家级的宏大叙事,第二,它带有强迫性,第三,它往往是自觉的。霍尔这里所指的意识形态,比如透过学校教育的,透过传播活动的,透过学术活动的,是一种次一级的话语力量,它并非通过强制性来实现其意义,更多的是通过“自然化”,通过“共识”,通过不证自明的形态来实现其意义的。作为对布拉鲁勒批评的回应,霍尔分析了主流传播理论的意识形态。霍尔认为它们无非是通过“自然化”,“去历史化”和“永恒化”实现其意识形态的——主流传播理论是通过树立其“价值开放”和“价值中立”的形象,用“科学性”的手段掩盖它们和民主政体中的“政治”的共谋[19]

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它是国家级的宏大叙事,第二,它带有强迫性,第三,它往往是自觉的。

这种媒介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角斗场的观念直接挑战了西方新闻理论中的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发轫于西方早期商业化报纸的办报策略,为的是平衡各种政治宗派的意见,赢得最广大读者群,从而赢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只是到后来,这种客观性诉求才被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客观性策略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闻实践,发展出了一个较为成熟和稳定的理论框架,同时成为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

瑞典学者威斯特斯达尔把客观性理念分成三个递进的层次来考察,即客观性(objectivity)包含事实性(factuality)和公正性(impartiality)两个方面。事实性则由真实性(truth)和相关性(relevance)(指选择过程,这种选择是根据预期中的阅听人做出的)组成,而公正性是通过平衡(balance)各种消息来源和对事件的不同解释所显示出来的中立(neutrality)而获得的[20]

客观性模式隐去了它的意识形态前提——自由多元主义社会的政治立场,于是这种特殊的专业主义操作理念被想象成普遍的新闻学真理。这种客观性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需要被批判的“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一种被统治阶级竭力自然化的假意识。但是从实际出发,批判其为“假意识”是无效的,有效的研究应该是揭示它是如何被自然化的,如何成为一种为新闻工作者和广大的受众所共同接受的一种理念。

客观性模式隐去了它的意识形态前提——自由多元主义社会的政治立场,于是这种特殊的专业主义操作理念被想象成普遍的新闻学真理。

霍尔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他首先去体认这种意识,然后去揭示潜藏在这种“客观性”专业理念背后的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等重大命题的前提假设。主流传播理论所标榜的超历史的立场正是霍尔所要否认的。霍尔并不反对这种专业理念本身,而是反对这种理念的持有者自诩为无价值前提,由此而封杀其他的价值诉求。霍尔的问题设置是,这种专业理念的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完成和达到的。

霍尔对“客观性”乃至整个主流传播理论的批判正是从认识论着手的,我们可以从他对“现实”(reality)的定义来考察这个问题。霍尔反对主客观两分的机械反映论,因而在他那里区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事实(fact)和主体对事实的反映是没有意义的。他更注重我们所能认知的“现实”。这种现实不是静止的,不是独立于主体之外在某处的一件完整的、等待我们去感知的东西(object),而是被媒介和其他机构不断建构的,也是被受众从不同的角度不断感知的。媒介如果成功地将其对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s)变为一种公认的对现实的定义,媒介就成功地控制了受众,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权力。

在霍尔那里,现实不再被看成只是一组给定事实的组成,它是特定方式建构现实的结果。媒介不只是再生产“现实”,它定义了什么是“现实”[21]。现实是建构的这一概念代替了媒介研究中作为主要问题的“反映”的概念。这种观念与自由多元主义者关于社会秩序的模式是相对的,后者把现实看作是自然浮现出来的,而不是广泛散布在社会中的表征和文化权力所生产的。霍尔挑战现实的“自然性”,并进一步指出媒介是维护和履行中心化的文化权力的主要机制,因为媒介通过对世界,对“现实”,对“自然”的描述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

整个意识形态环境的形塑,运用天生或神圣的必然性,以有限的视角来呈现事物的秩序,使得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遍的,自然的,而且与“现实”本身相符。

媒介如果成功地将其对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s)变为一种公认的对现实的定义,媒介就成功地控制了受众,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权力。

这个运动——旨在为对世界的偏袒的、特殊的解释赢得普遍有效性和合法性,旨在使对“现实”的建构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特性和特有手法[22]

霍尔关于“现实”或“真相”(the real)问题的论述和专业主义理念中的客观性命题完全是从不同的问题设置角度出发的。霍尔想要质疑的是客观性命题的前提假设——自由多元主义的社会模式论。客观性只是在对这种不自觉的假设认可的前提下发展出来的一套操作理念,可以称之为一种已经解决了政治问题的学术问题。

客观性只是对自由多元主义社会模式认可的前提下发展出来的一套操作理念,可以称之为一种已经解决了政治问题的学术问题。

霍尔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核心范畴,所谓批判的传播理论有了一个实践的落脚点,无论是对新闻、电视剧、通俗小说还是流行音乐的研究,从文本分析到接受分析,描述和阐释其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和可能性几乎成了一种不二法门,而切入点都是各种亚文化和各种以前往往被视为异常者或者他者的范畴,诸如青年文化、种族、性别(gender)等等角度,主要的攻势是针对社会中因为权力不平等而产生的符号不平等。使大众文化的研究在实现了所谓正面的、从审美转向政治以后有了一种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工具,这就是结构主义引入文化研究之后的后果:表意(signific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政治学经由英国的媒介和文化研究在学术体制中得到了合法化。

表意(signific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政治学经由英国的媒介和文化研究在学术体制中得到了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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