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对传播理论的贡献

第三节　英国文化研究对传播理论的贡献

前面已经论及，英国文化研究已经作为当今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间的一种重要的学术实践，它的理论的和政治的取向都已经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学术建制而被广泛援引。前面已经从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实践的区别，以及霍尔对文化研究意识形态分析的转向等几个角度阐述了这个学术传统的一些发展变化的轨迹。这里要总结一下英国文化研究对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贡献。

首先，英国文化研究本身是一种跨学科的甚至是反学科的学术实践，由于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大众文化主要是经由大众传播领域得以建构的，因此传播研究成了文化研究的自然的重心。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是作为由对高级文化向大众文化研究转换的主要阵地出现的，这种新的批判实践在理论取向和方法论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它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当中的这样一种精英式的假设：大众文化是传统的道德和文化标准的主要威胁，使文化研究得以检视人们不以为然的日常普通的生活方式，从而发现它们的影响力，而媒介已经是当代日常生活的主要的表意、再现和建构的机制了，所以这种文化研究自然就是以传播领域为主要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开启了一种当代的传播研究。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的工作，使得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学术建制和知识生产的议事日程当中了。这种主要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通俗文化过去常常被作为庸俗的、边缘的东西排除在正规的学术建制之外。一旦它们被视为一种文化过程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其实是一种最最基本的社会过程和实践，其中渗透了重要的文化意义。文化正是透过这种所谓边缘的意义网络得以建构的。正如保罗·威利斯所言：“那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基础性的悖论：当我们处在我们的最自然的状态中，最日常的状态中，也就是我们的最文化的状态中；当我们处在看起来是最显而易见的和既有的角色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种被建构的、习得的和远非不可避免的角色之中。”^[23]聚焦通俗文化迅速演变成对日常生活是如何建构的关注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形成它的主题这样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在这种形成过程中考察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就再自然不过。

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的工作，使得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学术建制和知识生产的议事日程当中了。

大众媒介由此也成为日常生活得以检视的场所，这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一种文化解释和一种文化实践的尝试，因此，它也是政治的，因为它检视了构成这种日常生活形式的权力关系，从而揭示它的建构所服务的利益框架。文化研究是通过打破学科的边界来定义自身的，因此它才有能力和可能去探究那些原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范畴，揭示出被所谓的中立的社会进化过程所遮蔽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它当然会有一种高度的警觉，即它自身也有可能成为一门自然而然的学科。

大众媒介由此也成为日常生活得以检视的场所，这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一种文化解释和一种文化实践的尝试，因此，它也是政治的，因为它检视了构成这种日常生活形式的权力关系，从而揭示它的建构所服务的利益框架。

其次，虽然这种学术实践的气质决定了文化研究并不能被当作一门新的学科来对待，并且也不能大而化之地把它与我们经常所称的那种跨学科研究等同起来。但是，文化研究确实跨越了许多学科领域，并且征用了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我们能够理解了一些通过现有的学科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和关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普遍的动机、原理和理论范畴已经在当今英国传播研究中得到普遍享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传统对英国的媒介和文化研究的一些基础性贡献，这里我们主要分析霍尔以来的文化研究受到欧洲大陆思想影响之后的发展，主要是方法论和理论范畴的发展，包括语言和文化、符号学和表意政治学等等。

文化研究并不能被当作一门新的学科来对待，并且也不能大而化之地把它与我们经常所称的那种跨学科研究等同起来。

欧洲大陆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结构主义。套用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是一种类似“结构先于本质”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把文化主义者对建设“共同文化”的盲目乐观浇了一盆冷水。霍尔认为结构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它强调了“决定性的条件”（determinate condition），即马克思所言的“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是并非在人们自己造就的环境中创造”。人类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条件，组织起对于这个条件的斗争并改变它，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中，人是被安置与定位于关系中的，正是这个关系把他们建构为能动者（agent）”，因此，“‘理智上的悲观主义与意志上的乐观主义’是比简单的英雄主义更好的起点^[24]。其次，和文化主义强调经验作为基础不同，结构主义认为范畴不是来自经验，经验是范畴的结果。“一个人只能在范畴中，并通过概念生活，通过概念经验自己的条件”，因为抽象仍然具有作为思想工具的特权：“思考或分析现实的复杂性，必然需要思维的实践，这就使得抽象力量的使用成为必需，使得用以切入现实复杂性的概念形构（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成为必需，以便阐明朴素的眼睛不能发现的概念与结构——后者既不能呈现自己也不能证实自己。”当然，“思想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接合现实并挪用现实，这一点应当被当作一个必要的起点”^[25]。

“理智上的悲观主义与意志上的乐观主义”是比简单的英雄主义更好的起点。

思想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接合现实并挪用现实，这一点应当被当作一个必要的起点。

索绪尔语言学以来，语言成了一种理解文化体系的最基本的概念和模式了。

结构主义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是从它的语言理论开始的。索绪尔语言学以来，语言成了一种理解文化体系的最基本的概念和模式了。索绪尔认为，语言首先规定了所谓“对象物”（object）的构成，当然更加决定了什么样的对象物是需要命名的。语言并不是去命名已经组织好的、固有的实在，它的作用要复杂和能动得多，语言的功能是组织和建构起我们所能接近的实在。索绪尔指出，词与其意义之间的联系并非固有的和自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任意的。我们对于这个自然世界的观念都是组织的、建构的，语言只是它的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的惯用机制^[26]。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功能不是去固定对象物的内在意义，而是去定义人们想象当中所应当有的意义。当索绪尔坚持认为词和它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建构的而非一定的，他已经将我们指向语言的社会和文化的向度了：语言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透过语言活动所产生的意义也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语言于是成了一个关系的系统，它建立起了所谓的对象物的差异和范畴。语言在使用过程当中不断地复制着社会的文化关系。比如，男人（man）一词，它不但使人们把它和男孩、女孩和女人（woman）相区分，更重要的是区别了性别关系中男性的社会文化角色：他们不应该是懦弱的、感情用事的。

当一个文化体系之内的语言机制成了建构真实的重要力量之后，社会的实在变成一种相对的东西了。不同的文化不仅仅使用了不同的语言系统，甚至就完全是栖居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当中。

对语言的这种解释，赋予了语言巨大的决定性力量。当一个文化体系之内的语言机制成了建构真实的重要力量之后，社会的实在变成一种相对的东西了。不同的文化不仅仅使用了不同的语言系统，甚至就完全是栖居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当中。更进一步，索绪尔干脆一脚跨出了语言学领域，他认为语言系统的结构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传播系统，比如非语言系统，比如人的姿势和仪态的内在结构等等。无论哪种传播体系，它们的运作过程都是为了产制某种意义，所以，作为一种“指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它们是可以相类比的。索绪尔既认识到语言体系作为一种控制性结构的决定力量，也认识到个体在使用言语时相对的、部分的自由度，这就是索绪尔所作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的意义^[27]。后来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都用索绪尔的这种语言理论去分析文化系统的特征，斯特劳斯分析的是原始部落的神话功能，而罗兰·巴特是把当代社会中的电影、体育运动甚至饮食习惯当作一种文化体系中的神话符号来进行分析，阐述和发现了许多霍尔所说的“朴素的眼睛不能发现的概念和结构”。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霍尔及其英国文化研究，在他们那里，“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表意的实践。它的决定性的产品就是：意义”^[28]。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表意的实践。它的决定性的产品就是：意义。

探寻文化生产的意义的最好的工具就是符号学。还是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29]符号学后来发展成一种横跨所有表意系统的分析机制，由于采用了语言的结构模式，它的分析看起来相当精确和“科学”。作为一种非常管用的方法，它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术语。索绪尔把符号分成两层意思：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是符号的物理形式，所指是通过能指所表现的精神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和有待建构的^[30]。所指意义的转换对文化研究尤为重要，如果能够把意义转换的轨迹探寻出来，文化变迁的踪迹也就昭然若揭。

符号学的这种方法和术语，可以用来分析广泛的、非语言的符号，这点对文化研究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符号学分析和利维斯主义的美学分析享用了一种共同的策略，即把分析对象或领域都当作一个“文本”来看待。但是，结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对通俗文化文本的分析不能局限在个别的文本本身，而是要把生产个别文本的更加广泛的结构当作一种文本来对待，这才是文化研究所认可的真正的文化意义的产制场所。因为文本还“只是文化研究当中的一个手段而已”，它不再“因其自身的缘故而被研究，而是因为透过它而被认识到的从而也变得可得的主体的形式和文化的形式而被研究”^[31]。因为文化研究始终着眼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目标——理解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方式。

符号学分析和利维斯主义的美学分析享用了一种共同的策略，即把分析对象或领域都当作一个“文本”来看待。

总之，英国文化研究使得英国的传播研究得以成为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的范式与主流的传播理论相区别、相抗衡，并最终反过来影响了整个传播领域的研究。同时英国文化研究学统之内的传播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成了英国传播研究的主流。如果说文化主义是从英国的本土传统出发，实现了英国传播研究中审美分析向政治分析的转向，来自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则给英国传播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政治分析的手段——宽泛的文本中的文化意义是如何产制的。两者对英国传播研究的影响同样是不能低估的，在当今的传播理论和实践中都发生着持续的影响。

【注释】

[1]当然，霍尔并没有用明确的“文化研究”来描述他的所谓的替代性取向，但是，从他描述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来看，他在该文中指涉的就是他自己厕身其间的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研究。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中译本，黄丽玲译，见米切尔·古尔维奇等编，《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中译本，第73—122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2]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为》，见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22—24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参见托尼·贝尼特，《传媒理论和社会理论》，第47—48页。见米切尔·古尔维奇等编，《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4]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中译本，黄丽玲译，见米切尔·古尔维奇等编，《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中译本，第78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5]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第79页。

[6]参见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第192—194页，第222—2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7]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第82页。

[8]同上书，第83页。

[9]同上书，第84页。

[10]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第85页。

[11]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为》，第22页。

[12]霍尔，《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第43页。见布兰德·德文和劳伦斯·格拉斯伯格等编，《传播理论再思考》（圣贤出版社，1989年）。

[13]霍尔的现实建构论来自索绪尔的符号的约定俗成理论；媒介不是被简单决定的思想来自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霸权的概念则来自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和文化领导权（cultural leadership）理论。霍尔对这些理论和概念的创造性的结合就构成了霍尔对意识形态这个范畴的特有论述。详见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和《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

[14]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第79页（伦敦：圣贤出版社，1994年）。

[15]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第116—117页。

[16]霍尔，《制码/解码》，第59—61页。收录于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第105、143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

[18]英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

[19]霍尔，《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第45页。霍尔这里“三化”的意念全部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20]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第147页。

[21]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第84页。

[22]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第86页。

[23]保罗·威利斯，《商场文化，男子气和工资形式》，第184页，转引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3页。

[24]霍尔，《两种范式》中译本，陶东风译，见《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第一辑，第50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25]霍尔，《两种范式》，第49、51页。

[26]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节选，第51—54页，收录于黄颂杰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27]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节选，第47页。

[28]霍尔，《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心：一些问题设置和问题》，见《文化、媒介和语言》，第30页（伦敦：哈钦森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16页。

[2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节选，第49页。

[30]同上书，第51—52页。

[31]理查德·约翰逊，《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第35页，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油印论文，第74号，1983年。转引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