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产的制度分析

第二节　文化工业：媒介生产的制度分析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用“文化工业”这种表述方法仅仅表达了对文化被工业生产所侵蚀的担忧和愤慨的话，那么，当代的英国传播研究，尤其是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派真正从经济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文化工业化的后果，尤其是反映到媒介生产领域当中，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当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影响，以及对整个英国传播体制的影响，对建构传播的“公共领域”的影响。

一、媒介工业的基本特征

英国的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分析文化工业的结构时，把媒介符号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看作是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的一部分。沿着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思路，他们把“文化工业”定义为“我们社会中的这样一些结构，它们采用工业公司（industrial corporations）典型的生产和组织模式，以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的形式生产和传播作为商品的符号”^[64]。他们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媒介工业的文化过程的许多特征都是相同的，比如资本密集，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以及等级化的经营组织模式，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等等，是所有工业社会所共有的特征。

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教授。传播学界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Culture and Socity）的创办者。

媒介工业的文化过程的许多特征都是相同的，比如资本密集，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以及等级化的经营组织模式，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等等，是所有工业社会所共有的特征。

在《资本主义和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and the Economicsof Information）一书中，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对文化工业的特性作了详细的分析。加纳姆认为，文化工业的经济性质虽然可以以一种商品生产的总体趋势得到解释，虽然所有的工业竞争都会通过提高生产率寻求利润最大化，但是文化商品的特性修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形式来提高它的生产率。

首先，一般的市场竞争中所寻求的扩大市场份额，体现在文化部门的竞争当中就是追求最大量的受众。文化的使用价值应该是新奇和异质性，文化产品应该是在一种原型（prototypes）意义上的创新。但是事实上文化工业的批量生产却导致了一种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倾向。相对于生产费用来说，这种“复制的费用是边际的。边际回报是从每一份额外的销售中趋于增长的，这反过来导致了以受众的最大化作为利润的最大化的策略的一种强有力的趋向”^[65]。

文化产品应该是在一种原型（prototypes）意义上的创新。但是事实上文化工业的批量生产却导致了一种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倾向。

其次，文化商品在消费过程中是不易损坏的，比如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被一个读者和一个观众消费之后并不影响到另一个人的消费。这种特性就使得文化商品趋向于变成一种公共物品，难以建立起一种稀缺性，而稀缺性往往是一件商品的价格基础。于是，为了达到最大量的观众，加纳姆认为文化工业“发展出了一些策略来人为地限制对文化产品的接近以便创造一种稀缺性”^[66]。这些策略主要包括：垄断频道的分配，在这种形式当中，商业利益和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用各种节目传播和消费来促进文化硬件的累积；把受众当作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因此，文化软件可以只是作为一种免费的午餐；创造出需要不断再消费的商品，新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化工业“发展出了一些策略来人为地限制对文化产品的接近以便创造一种稀缺性”。

最后，文化工业的特征不但在于批量的生产方式，也在于文化商品的成套供应。因为对任何单个文化产品的需求是不可预测的，要创建一个稳定的市场，给受众提供的并非是一种单个的文化物品，而是一份文化清单（cultural repertoire）。作为结果，在文化工业的整个过程当中，制造受众和生产文化物品本身变得一样重要了。因而，“是文化分配而非文化生产，才是权力和利润的关键所在”^[67]。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考虑就比较容易理解文化工业的过程和它们的组织模式为什么是现在这种样子。报纸、电视和电台都是用一揽子节目来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观众和听众，电影、录音和出版业中的高度集中也是与文化清单相呼应的，其中，电视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产品分配媒介而拥有支配权。

正是文化部门的权力集中在分配和接近受众的渠道当中这一原因，才出现了文化工业当中的资本的高度密集、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和跨国媒介巨头的出现。在这些权力中心的周边，却有一些小集团或小公司遭受着它们的剥削。比如说给四频道提供节目的一些独立制片公司，或者自由职业者，如记者、作家、演员和导演等等，他们由于相对松散而力量薄弱，他们的生存没有保障，他们的产品利润非常低下。然而，正是这些小的制作公司或部门，替文化工业中的大公司大集团承担了许多文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的费用和风险，在这些公司或部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公共基金支持的。

正是文化部门的权力集中在分配和接近受众的渠道当中这一原因，才出现了文化工业当中的资本的高度密集、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和跨国媒介巨头的出现。

尼古拉斯·加纳姆显然是循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的思路来寻求文化的工业化之于文化生产性质的含义的。他分析了文化工业是如何在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之中驱使劳动力和文化物品的商品化及其后果的，但是他拒绝了法兰克福式的对媒介文化的完全悲观绝望的态度：即文化和市场是内在敌对的——这种观点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时尤其得到了援引和强化。加纳姆则认为“把市场概念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分离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从一个给定的所有权结构中分离出来，从把劳动当作一种市场商品的特征中分离出来”^[68]。如果能够实现这种分离，那么，在消费者、分配者和制作者的关系当中，市场就大有可为，当然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消费者可以以同等的资质和才能进入那个市场，所有制权力的集中得到削弱和控制或者干脆被取消。加纳姆强调去掉植根于私人所有制或不负责任的公共所有制中间的权力，并非要去掉上述的市场化的生产、分配方式所产生的功能，不管这种功能是以个人的抑或是集体的形式实施的。

加纳姆进而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市场在许多的历史时刻是作为一种解放的文化力量起作用的。他认为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的小说和报纸的出现，以及19世纪晚期工人阶级得以享受海边的度假生活都得益于这种力量。在英国过去15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市场代替了所有形式的贵族庇护制，这种历史“既不应该被读作是高级文化被粗俗的商业主义的摧毁，也不能被读作一种对本真的（authentic）工人阶级文化的压制”，而应该被读成“一种复杂的解放和控制的争霸辩证法（hegemonic dialectic）”^[69]。

加纳姆强调去掉植根于私人所有制或不负责任的公共所有制中间的权力，并非要去掉上述的市场化的生产、分配方式所产生的功能，不管这种功能是以个人的抑或是集体的形式实施的。

在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当中，尼古拉斯·加纳姆沿用的是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主义的思路，他们的目的都是对一种共同文化的吁求。对于市场力量的乐观，对于市场力量有助于建构“公共领域”的积极展望是可取的，加纳姆对文化生产的性质的描述也是中肯的。但是也许是他对市场力量的失之简单的乐观态度，使他没有能够看到文化工业的市场化对公共事业广播的损害，而只是以理论层面的“争霸辩证法”作为对现实中民主和公共领域不断受到侵蚀的一种补偿。

加纳姆没有能够看到文化工业的市场化对公共事业广播的损害，而只是以理论层面的“争霸辩证法”作为对现实中民主和公共领域不断受到侵蚀的一种补偿。

二、媒介工业体制私有化的后果

格雷厄姆·莫多克（Graham Murdock）被认为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在传播研究当中尤其关注媒介工业所有制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后果。他发现随着私有化过程和跨国传媒集团的购并浪潮的推进，私人利益集团控制的传媒所有制与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信息和意见的不受限制的流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显著。他对20世纪末期英国以及世界范围之内的媒介工业的高度集中和所有权私有化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关注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对媒介部门的渗透对公共文化机构力量的削弱。莫多克的研究，算得上是当代英国传播理论当中有关公共事业广播论辩的一种重要的声音。

格雷厄姆·莫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拉夫堡大学（University of Loughborough）传媒研究中心教授，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莫多克对英国媒介所有制问题的切入点与前面分析过的詹姆斯·库兰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也同样否认私有制的市场运作的媒介是获得新闻自由和建构公共领域的天然保证。当然他更多地是从所有制的角度切入的。他发现从19世纪上半叶即英国现代媒介发生以来，绝大多数的评论家都认为报纸的私人所有制与媒介应有的公共的政治角色是没有矛盾的，即报纸可以自然地作为信息渠道和政治论坛存在。姑且不论这种出版自由是一种忽略了平民公共领域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本身的获得，也是与当时报业的规模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的大部分业主只拥有一种报纸，当时的市场进入费用相对较低。如果想要援引当时报业运营的私有制及市场运作来为当今媒介所有制私有化正名的话，显然忽略了当今媒介工业的历史条件和特征。莫多克认为，我们现在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技术变革和私有化政策的联合，创造出了一种硕大无比的传播联合大企业，这种企业以一种无可比拟的能量形塑着我们居住在其中的符号环境”^[70]。在这种符号环境当中，把媒介作为获得公民身份的关键资源与媒介植根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技术变革和私有化政策的联合，创造出了一种硕大无比的传播联合大企业，这种企业以一种无可比拟的能量形塑着我们居住在其中的符号环境。

如今的媒介企业的模式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擅长于某一类传播活动的公司了，而是各种传播工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和大联合。莫多克认为有三种基本的集团形式：工业联合大企业、服务业联合大企业和传播业联合大企业。从属于工业集团的媒介企业以意大利最为明显，超过70%的意大利报纸由三个集团所控制，而这三个集团的主营业务都在工业部门，它们分别从事汽车工业、食品化学工业和出版工业。在这种情况下，报纸的报道肯定染上了所有者法人集团利益的色彩^[71]。

第二种控制媒介企业的集团，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中，诸如房地产、金融服务业和零售业。贝鲁斯科尼的集团公司是一个极好的代表。它拥有一份全国性报纸，一条主要的影院连锁，三家意大利主要的商业电视。而贝氏集团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保险和金融业、连锁商场。这种集团控制下的媒介肯定是把娱乐放在首位的。

当然，传媒集团主要还是集中在媒介和信息产业之中，这就是第三种，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联合大公司。诸如鲁皮特·默多克的国际新闻集团。

莫多克认为传媒集团的这种所有制形式对削弱信息和意见的公共可得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莫多克认为传媒集团的这种所有制形式对削弱信息和意见的公共可得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许多主要的传播公司控制了一些关键的媒介部门的利益，它们往往都是横跨世界主要市场的，这就给了这些传播公司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当今文化生活的能力。第二，媒介产业的私有化过程腐蚀了公共文化机构的力量。这是一种重大的损失。因为公共文化机构是最有可能兑现多样化和公开论辩的承诺的。第三，私人拥有的媒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集中，更同质化，这是与我们现今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气候相背的。在许多国家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运动，诸如要求关注生态的、妇女权利的、种族和宗教等等问题的社会运动。而这种集中化和同质化，使得“在社会中声音的数量和媒介中能够被听见的声音的数量之间出现了一条越来越大的鸿沟”。

莫多克这里讨论的私有化是由政府发起的，因而也是一种公共干预，目的是扩大传播和信息产业内部市场部分的规模。莫多克指出私有化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可逆性。据他的观察，以前在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平衡已经在许多社会中被打破，产生了一种永久性地倾向于赞同市场运作的一边倒趋势。他说，即使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左翼政府重新当选，很难想象它们能够将已经卖给私人投资者的传播公司重新国有化。

莫多克指出私有化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可逆性。据他的观察，以前在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平衡已经在许多社会中被打破，产生了一种永久性地倾向于赞同市场运作的一边倒趋势。

莫多克分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共媒介私有化的主要过程和特征。他认为私有化是一种多向度的运动，但是它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成分，即：去国有化；自由化；公共部门的商业化；对管理环境的重新适应。每一样都对整个传播工业的结构、所有制的形式发生重大的影响。

去国有化（denationalization）就是把公共公司的股份卖给私人投资者，当然这种过程会对所有制的形式产生最大的影响。在英国，去国有化的进程往往是以“民粹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的形式出现的，目的是让股份分散到普通的民众手中。但是其最终的结果还是把大部分股份集中到有限的私人手中。比如英国主要的电信公司BT（British Telecom），把股份低价出售，以吸引初次投资者。公司上市之后，股价上涨，许多小股东选择抛售以使利益落袋为安。在1984年12月到1986年11月底的两年之间，BT的股东数下降了30%，从210万降到了148万，公共股份减少到不足12%，大量BT的股票落入金融机构手中，其中多数是海外的机构。因此，去国有化是加强了而不是分散了传播、服务和工业联合大企业的权力，而自由化则使这些联合大企业进入了原本进入不了的市场^[72]。

在英国，去国有化的进程往往是以“民粹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的。

前面讨论公共事业广播时已经提到，英国是第一个引进商业电视服务与公共事业广播体制竞争的欧洲国家，那就是1955年ITV的创建。但是，私人部门始终被小心翼翼地管理和控制着，私有制只得到非常有限的扩张。而自由化政策则把竞争引进原先只有公共企业涉足的市场。以前规定ITV当中引进节目只能占节目总量的14%，自由化政策使商业电视迅速扩展，为外国电视节目的进口量的上升铺平了道路。因为国内原创节目的数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许多新的商业电视频道的播出需求。

私有化的第三个重要成分是原有公共部门的商业化，这种商业化很大程度是公共事业广播回应商业电视竞争的一种手段。例如，BBC仅仅依靠许可费已经难以维系它的竞争能力了，而国库给BBC的资助也是有限的。于是，政府鼓励BBC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知名度去拓展全球的电视节目市场。为了使BBC能够“创造或保持国际多媒体世界当中英国的在场”，“政府已经鼓励”它“发展商业活动，寻找私人部门的合作者和财政援助”^[73]。在1997年的一宗大买卖中，Flextech（TCI的子公司）在未来30年中被赋予优先使用BBC节目的特权，作为回报，Flextech对BBC的节目生产进行基础性的投资。在另一宗买卖中，美国的发现频道拥有对BBC事实类节目（factual programme）构思的独一无二的“第一获知权”，节目范围包括科学、历史、自然史和纪录片，作为回报，美国发现频道给BBC投资5年。这一商业化运作给长期以来由公共资金支持的服务机构而生存下来的BBC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因为它的商业运作越成功，收入越丰厚，维持许可费制度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如果取消许可费制度，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免费播放的频道将会消失，BBC有可能变成全部由征订频道组成的广播机构，这当然有违BBC的初衷——公共事业广播的理想。

原有公共部门的商业化很大程度是公共事业广播回应商业电视竞争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点就是管理环境的变化，即从公共利益到公司利益的变化。莫多克不同意解除管理（deregulation）这一说法，而代之以“重新管理”（re-regulation）。莫多克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有多少法则条例被废除或修改，而是它们的原则变了，从保护公共利益转向了促进公司利益。传媒集团在这一转变中，从两个层面上都有收获：它们不再受到很多领域当中的一般法律的限制了，比如以前作为公共部门时工会对公司的活动有很大的限制作用；许多额外的特殊法规也被废除，这些法则原来都是设计用来防止意见市场中观念的过分集中，保证表达的多样化的。

莫多克不同意解除管理（deregulation）这一说法，而代之以“重新管理”（re-regulation）。莫多克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有多少法则条例被废除或修改，而是它们的原则变了，从保护公共利益转向了促进公司利益。

作为批判理论的重要流派，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致力于重新绘制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工业地图，仔细考察以传媒工业化与私有化过程对文化生产的范围和性质的影响，莫多克指出：“任何对阐述传播的替代政策感兴趣的人，都有必要与控制新的多媒体的企业进行斗争……为争取新的公共动议和机构而斗争”，以便于对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有一种创造性的回应”。这也就是那些把传播作为发展和加深民主的基本资源的人所面临的主要议题^[74]。

三、对重建公共事业传播体制的展望

私有化对英国公共事业广播的侵蚀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真正使广播作为“公共事业”的要求变得不那么紧迫的是1990年广播法案通过以后，商业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之时。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广播电视放送体系的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ITV的特许权被拍卖，允许买进卖出；四频道变成一个直接依赖于广告的频道；一个新的电视频道五频道（Channel 5）创建，不再像当年四频道成立之时要承担一些特殊的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了；首批三个全国性的商业电台在英国建立；BskyB开始推行收费频道服务；直接的节目赞助得到官方的认可。

这一进程几乎是与20世纪90年代世界媒介产业的并购浪潮同时展开的。90年代，跨国媒介联合大企业几乎都跻身于世界最大公司的行列，全球媒介市场集中控制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媒介联合大企业手中。这些企业几乎横跨所有重要的传播部门，占有它们的大部分股份。1989年，美国主要的杂志出版者时代（Time）公司，合并了华纳电影公司属下的一些声像同业公司。1996年又合并了泰德·特纳（Ted Turner）电视公司。结果，它几乎成了国际文化工业的主要玩家了，从书籍出版、音乐录制、故事片生产到卫星电视节目和有线电视节目、动画片、电子游戏和儿童玩具无不涉猎。到2000年，时代华纳与互联网巨人美国在线（AOL）合并^[75]。

与时代华纳一样具有竞争力的是鲁皮特·默多克的国际新闻集团（News International）。默多克以他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出版业的控股公司为基础，组成了一个多种经营的声像帝国。从美国的20世纪福克斯公司（Twentieth Century Fox）和福克斯电视网，到三家主要的卫星电视系统：在亚洲和中东运作的Star，主要控制英国卫星电视的BskyB，以及Latin Sky Broadcasting。而贝塔斯曼公司（Bertelsmann）则利用它在德国出版业的广泛影响进军商业电视、音乐录制和美国的书籍出版业，1998年它收购了著名的蓝登出版社（Random House）。

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英国传播研究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拉夫堡大学（University of Loughborough）社会学系教授，《欧洲传播季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之一。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给这种全球并购热潮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传媒联合大企业在文化上和地理上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不管是书写文本、统计数字、静止和活动的影像、音乐和人声，都可以用零和壹的数字进行排列，通过计算机语言进行编码、储存和传送。传播媒介的不同部门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了，跨媒介的文化产品之间的流动越来越畅通，消费者可以使用高级的电信电缆网络，从电子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按照自己愿意的组合方式和顺序，随意征用他们所选择的材料。

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叶，因特网迅速成长，促进大公司采取急风暴雨般的行动，纷纷开发互联网的巨大潜力，发送广播服务，开展家庭银行、网上购物、有偿收视等电子商务。1997年，计算机软件大王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买下了一家加利福尼亚的电视公司WebTV，联合开发使用电视机到网上冲浪的技术。1998年，WebTV和英国主要的电信公司BT联合，在英国进行了这一系统的开发试验。1999年，微软和BT签约共同研制移动电话的上网功能。

世界范围内的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拥抱与向往，促使这些联合大企业在地理上的延伸和战略上的联盟都得到了迅速的扩展。英国传播学者注意到，许多政府，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共和国、东欧国家还有中国，都已经或者即将允许大的传媒公司涉足以前对外关闭和严格限制的市场。

在这种技术和市场的双重胜利当中，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得到了重新欢呼。针对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共事业广播体制，鲁皮特·默多克认为：“公共事业广播，在英国为它们的国家赞助的特权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它们的自由。”^[76]默多克还把数字技术在媒介产业中的全面运用看作是权力从媒介转向受众的标志。在1993年9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这种技术已经把人们从一度强有力的传媒巨头手中解放出来了。”他相信，在数字技术时代，“人人都可以开办媒介，只要支付了电话费，人人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77]。

在这种技术和市场的双重胜利当中，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得到了重新欢呼。

然而不久之后的事实就证明，消费者要接近许多文化产品，所要付出的费用远远要高于默多克所说的电话费。事实上，任何传播产品和设备的获得都是有价的，因此，接近它们的能力就一定是有限的。而数字技术含量越高的传播产品和设备，它们的代价越是昂贵。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真实状况是：随着数字技术和媒介大企业的发展，在英国的受众当中，接近传媒的人群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分化的形态，接近权的不平等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显著，“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已经在英国出现了^[78]。

表一显示了拥有和使用传播设备的情形在英国不同的收入人群中显著的不同，而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革新使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在移动电话、卫星接收器和家用计算机三项中差异最为显著。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移动电话的拥有量不足平均拥有量的1/5，更不及收入最高人群拥有量的1/12；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拥有卫星接收器的是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4倍，拥有家庭计算机的是后者的7倍多。

表一　1997—1998年英国家庭拥有传播设备情况

资料来源：戈尔丁（2000）。

表二显示了按四个等级区分的社会经济集团当中，最高集团AB类和最低集团DE类在网络接触比率上要相差4.5倍。

表二　1998年英国网络接触的人口统计

资料来源：英国市场调查局（1999.5.7）^[79]。

如果把这一“数字鸿沟”放到英国近30年以来收入和财富差距加大的语境中来看就很有意义了。从1971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增加了。从1980年到1990年，收入高的前1/10人口的收入增长了47%，而收入低的前1/10人口才增长了6%。在1979年和1996年之间，在所有收入的所占份额中，收入分配中处于较低的一半的人口集团所占的份额下降了，而收入最高的那些人口所占的份额却上升了。处于收入底层的一半人口在1979年占总收入的33%，1996年占26%。国内税收数字显示，1999年，英国最富有的前1/10人口拥有全部财富的一半，而最少财产者只占全部财富的8%^[80]。人口当中不同集团可支配的消费权力是如此显著地两极分化。如文化物品的供给和分配从公共服务转向私人商品，那么，人口中的不同集团接近文化物品的机会会发生质的变化。如果英国的公共事业广播真的完全变成1990年的广播法案所描绘的那种电视机构的话，电视频道和个人节目只有通过付费才能接近，那么由于受众在物质上的不平等将会带来电视消费的显著的不平等。在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的眼里，这是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当中公民身份得不到保障的一项重要的指标。作为一个民主问题，大公司不断增长的文化生产量显然又使如下的矛盾凸现出来：公共媒介应该作为一种公共领域来运作的理想和媒介中私人所有权越来越集中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如果英国的公共事业广播真的完全变成1990年的广播法案所描绘的那种电视机构的话，电视频道和个人节目只有通过付费才能接近，那么由于受众在物质上的不平等将会带来电视消费的显著的不平等。

那么在私有化和技术进步不可逆的情况之下，如何继续发挥英国媒介固有的公共事业理想，詹姆斯·库兰提出了与1990年广播法案相异的一种替代性的构想。库兰的出发点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要使公共事业的理想得到保障，首先要打破这样一种假设，即媒介是“怀有一种共同民主目的的一个单一机构”。相反，“不同的媒介在一个民主制度内具有不同的功能，诉诸不同的新闻事业结构和类型”^[81]。库兰根据欧洲不同国家的电视实践勾画出他的“一个中心和四个辅助”的未来电视体制模式。如图一所示，核心媒介（coremedia）仍然是公共事业电视。这一核心部分必须托付于公共事业组织来管理，不管是公共所有的或者公共管理的组织都可以。这一核心媒介部门是建立一个公开的公共论坛的最佳方式，因为公共事业电视受制于公平和普遍接近的原则，它也是保障公共信息得以发送的一个中介^[82]。

库兰的出发点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要使公共事业的理想得到保障，首先要打破这样一种假设，即媒介是“怀有一种共同民主目的的一个单一机构”。

库兰认为，为了使这一核心媒介免于政府的控制，以下四点是极其重要的：独立的资金来源，通过类似BBC收取的许可证费用；政府无权任意安排广播当局的最高职位；广播组织之内的权力必须分散；由成文法保障的自由。库兰对公共事业广播在未来欧洲的地位依然充满信心。库兰认为，当代媒介体制尚未走到无可挽回的分裂地步，在大部分的欧洲发达国家中，公共事业广播为特点的主要的电视频道仍然占据着一半到3/4的收视率^[83]。

图一　未来广播体系的替代性蓝图

辅助媒介的第一种是市民媒介部分（civic media sector），它主要传达各种政党、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各种利益集团以及各种亚文化团体的声音。这些组织都是保持民主的生命力的必要组成部分。市民媒介还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由诸如政党控制的报纸这样的媒介组成，它们提供了市民组织与更广泛的公众之间的联系；第二种主要由亚文化的媒介组成，诸如同性恋杂志等，它们并没有以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为对象，而是与关心支持这些亚文化的社会人群有关；第三部分主要是组织内部的媒介，如工会通讯期刊，它们的目的是加强它们的成员对组织的忠诚。

辅助媒介的第二种是专业媒介部分（professional media sector）。这一部分由专业传播者控制的媒介组成，其组织内部要赋予它的职员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这一部分的资金来源是公共的，但是可以免于公共事业广播的要求。事实上这种媒介在现实中尚无原型。库兰认为，这一专业媒介部分将有利于加强媒介系统对社会的权力中心的监督。公共事业媒介和市场化媒介分别对应于国家和大公司，市民媒介则与组织集团利益关系紧密，专业媒介有望完全自治，它的无条件的独立可以使它发挥有效的公共监督的作用。

私人企业媒介部分（private enterprise sector）作为第三种辅助形式被库兰纳入他的蓝图之中。这一部分将使整个媒介体系更注重大众的趣味，它也增加了媒介体系的多样性。另外，它趋向于右翼的观点，这样就可以平衡其余部分的媒介所表达的左翼或者中间的立场。

最后是社会市场部分（socialmarket sector）。这一部分主要是代表少数民族的媒介，由国家支持，但是在市场内运作。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媒介体制当中用来促进竞争和增加消费选择的一种手段。在英国，地面发射的电视机构被要求25%的节目要购自独立制片公司，而四频道在这方面做得更加成功。它给节目制作者提供了两样东西：钱和公众。

库兰认为，这种以公共事业广播为核心的媒介体制是可以实现的。私人企业媒介、社会市场媒介、专业和市民媒介将“加强公共事业广播作为一个开放的对话体系的功能，也给了集体的、自我组织传统的市场社会一种进一步的推动”^[84]。

【注释】

[1]参见詹姆斯·库兰和简妮·西顿，《不负责任的权力》，第7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7年）。

[2]本文中广播（broadcasting）取其原意，即广泛发送电波的一种技术手段。因此电台和电视台在技术上讲都是“广播”，而在我们汉语语境中，习惯于将广播对应于广播电台。

[3]1990年的《广播法案》主要由保守党议员动议，因为当时的保守党政府认为媒介总是偏向于它的对手，不符合“不偏不倚”的原则。他们认为公共事业广播的管理方式应该让位于市场自由主义的法则了。该法案通过以后，对英国的广播体制和节目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4]默多克的话转引自约翰·基恩，《媒介和民主》序言（剑桥：波利蒂出版社，1991年）。

[5]参见约翰·基恩，《媒介和民主》序言（剑桥：波利蒂出版社，1991年）。

[6]约翰·基恩，《媒介和民主》，第11页。

[7]所有引语都出自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此处转引自《媒介和民主》，第11—12页。

[8]引自丁德尔，《反对限制出版的理由》，转引自《媒介和民主》，第12页。

[9]引文来自边沁，《论出版自由和公共讨论》（伦敦，1820—1821），转引自《媒介和民主》，第15—17页。

[10]引文来自穆勒，《论自由》（1859），转引自《媒介和民主》，第18—20页。

[11]《媒介和民主》，第36页。

[12]《媒介和民主》，第37—38页。

[13]《媒介和民主》，第41页。从汉娜·阿伦特到于尔根·哈贝马斯都把古希腊城邦当中的交流模式看作一个理想类型，其实古希腊的这种所谓的“均质的政治共同体”的状况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就如约翰·基恩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排除了“平民公共领域”的批评一样，这种政治共同体一定也是排除了奴隶的共同体。但是，在这里基恩似乎采信了他们对古希腊的理想化做法。详见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收录于汪晖和陈燕谷合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7—1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14]《媒介和民主》，第41页。

[15]同上书，第43页。

[16]同上书，第44页。

[17]同上书，第45页。

[18]《媒介和民主》，第46页。

[19]《媒介和民主》，第35—36页，脚注31。

[20]詹姆斯·库兰和简妮·西妮，《不负责任的权力》第五版，第8页（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7年）。

[21]1986年皮考克委员会报告，第134页，转引自帕迪·斯坎内尔，《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29页，见保罗·莫利斯和苏·桑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120—134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22]詹姆斯·库兰和简妮·西妮，《不负责任的权力》第五版，第8页（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7年）。

[23]詹姆斯·库兰和简妮·西妮，《不负责任的权力》第五版，第9页（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7年）。

[24]《不负责任的权力》，第10页。

[25]同上书，第15页。

[26]有关激进报业经营情况的数据均来自《不负责任的权力》。

[27]《不负责任的权力》，第18页。

[28]同上书，第19页。

[29]同上书，第20页。

[30]《不负责任的权力》，第11页。

[31]同上。

[32]《不负责任的权力》，第12页。

[33]同上。

[34]知识税是广告税、印花税和纸张税的统称。

[35]《不负责任的权力》，第23页。

[36]同上书，第24页。

[37]《不负责任的权力》，第27页。

[38]同上。

[39]同上书，第26页。

[40]同上。

[41]《不负责任的权力》，第27页。

[42]参见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中译本，第407页。

[43]转引自帕迪·斯坎内尔，《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21页。

[44]《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22页。

[45]《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22页。

[46]同上书，第123页。

[47]同上书，第125页。

[48]同上。

[49]艾萨·布里奇斯，《垄断的终结》，第64—65页，收录于爱德华·巴斯科姆，《英国电视》，第63—9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

[50]《垄断的终结》，第63页。

[51]同上书，第64页。

[52]同上书，第65页。

[53]同上书，第70页。

[54]《垄断的终结》，第83页。

[55]同上书，第84页。

[56]《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25—126页。

[57]《垄断的终结》，第89页。

[58]《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26页。

[59]同上书，第127页。

[60]《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27页。

[61]西尔维娅·哈维，《四频道电视》，第93页，收录于爱德华·巴斯科姆，《英国电视》，第92—117页。

[62]《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32页。

[63]1986年皮考克委员会报告，第134页，转引自帕迪·斯坎内尔，《公共事业广播概念史》，第129页，见保罗·莫利斯和苏·桑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120—134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64]尼古拉斯·加纳姆，《论文化工业》，收录于保罗·莫利斯和苏·桑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135—141页。

[65]尼古拉斯·加纳姆，《论文化工业》，第138页。

[66]同上。

[67]尼古拉斯·加纳姆，《论文化工业》。

[68]尼古拉斯·加纳姆，《论文化工业》。

[69]尼古拉斯·加纳姆，《论文化工业》。

[70]格雷厄姆·莫多克，《私有化时代的集中和所有制问题》，第143页，收录于保罗·莫利斯和苏·桑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142—155页。

[71]格雷厄姆·莫多克，《私有化时代的集中和所有制问题》，第147页。

[72]格雷厄姆·莫多克，《私有化时代的集中和所有制问题》，第150页。

[73]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第82页，收录于詹姆斯·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和社会》，第70—92页（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

[74]格雷厄姆·莫多克，《私有化时代的集中和所有制问题》，第154页。

[75]有关世界媒介产业的并购及其相关材料和数据均来自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的《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

[76]转引自詹姆斯·库兰，《反思媒介民主》，第121页，收录于詹姆斯·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第120—154页（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

[77]转引自《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第79页。

[78]《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第87页。

[79]表一、表二均来自《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第87页。

[80]有关收入的数据转引自《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第88页。

[81]《反思媒介与民主》，第140页。

[82]《反思媒介与民主》，第142页。

[83]同上。

[84]《反思媒介与民主》，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