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国媒介中的种族主义为例

第四节　意识形态的工作机制：以英国媒介中的种族主义为例

第三章我们已经论述了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性”的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力量，使媒介不仅成了意识形态的角斗场，而且本身也成了一种社会权力的机构。那么意识形态到底是怎么进入媒介，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意识形态的工作机制又到底是怎样的呢？霍尔认为对文本的解读会有三种方式，但是霍尔首先看到的是，文本中意识形态的内涵与一个不平等社会体系之间最有可能接合（articulation），这种接合的结果总是倾向于复制和维护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来自于牙买加中产阶级家庭，又有一半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肤色黝黑的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显然在意识形态的诸多范畴中（比如阶级、种族、性别等等），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最为敏感。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介》中，他通过对英国媒介当中种族主义偏见不遗余力的揭示，展现了意识形态的工作机制。

文本中意识形态的内涵与一个不平等社会体系之间最有可能接合，这种接合的结果总是倾向于复制和维护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

霍尔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指涉一些出现在媒介中的形象、概念和前提，正是它们给我们再现、解释和理解社会存在提供了框架。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意识形态不是由孤立的、分离的概念所构成的，而在于不同元素与某种意义链（chain of meanings）的接合。比如，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自由”是与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相联系的，而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恰恰是与“平等的条件”（equality of condition）相联系的。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要击破现有的意义之链，重新接合进新的元素。比如有关“民主”的概念，过去常常被等同于“自由的西方世界”，而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强调“民主”意味着要“深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内容”。对类似意义链的突破并非发生在我们的头脑当中，而是通过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实现的。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英国开放大学终身教授。中学时代由牙买加移居英国，20世纪60年代，霍尔领衔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一系列研究，给英国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及其世界影响奠定了基础。

第二，意识形态的陈述是由个体做出的，但是意识形态绝非个体意识或意图的产物。我们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之内阐述我们的意图的。事实上，“意识形态先于个体。……我们必须‘穿过’活跃于社会当中的那些给我们提供理解社会关系以及我们自身的位置的意识形态，才能进行‘言说’”^[32]。于是意识形态的转换就是一种集体的过程和实践，这种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

第三，意识形态是通过建构它们的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地位来发生作用的，这种地位使主体在“说出”意识形态的真理之时以为他们就是真正作者了。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意识到我们是如何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阐述和建构一种陈述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才更加强大。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意识到我们是如何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阐述和建构一种陈述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才更加强大。

于是，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话语转换和行动主体的转换来发挥作用的。话语转换和行动主体的转换其实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是“意义链”的击破在话语和主体两方面的反映。比如，民主概念的转换，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一些意识形态元素从原本的意义链之中解合（disarticulation）出来，再接合进新的意识形态元素，那么“民主”概念的新的意义链就诞生了；这一过程的行动主体的转换也同样要经历一次断裂和重组，虽然这种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看法进入并充满着我们的行动和实践之中。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斗争开展的场所，这个场所并非与其他关系相分离而独自存在，因为观念并非在人们的头脑中自由流动。比如说，把黑人视为“问题人群”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警察对黑人社区的遏制实践是一种互相加强和支援的行为。

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斗争开展的场所，这个场所并非与其他关系相分离而独自存在，因为观念并非在人们的头脑中自由流动。

在诸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器当中，媒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整个社会当中，媒介是意义的生产和分配的主要机构。在各种有关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作为中，媒介为我们建构了“种族”的定义和理解种族问题的方式，它们告诉我们种族是区分大千世界的一种范畴。

在整个社会当中，媒介是意义的生产和分配的主要机构。

霍尔把媒介中的种族主义分为“公开的”（overt）和“推论的”（inferential）两种。我们可以在媒介报道的许多场合中看到这种公开的种族主义，比如那些右翼的报纸经常不加掩饰地刊登右翼政治家宣扬种族主义政策或观点的言论。“推论的”种族主义是指那些表面上对有关种族的事件的自然化的再现，无论是“事实类”还是“虚构类”的节目，实际上都包含有种族主义的前提假设。霍尔把他的分析重点放在第二种身上，因为这种“推论的种族主义”显然更加普遍，更加不为人察觉，即使对那些用它们来阐述世界的人来说也是不可见的。

霍尔通过对历史上媒介中有关种族的词汇和句法的发掘，发现种族主义在英国文化当中有其长久而独特的历史，它尤其体现在英国人和曾经被他们殖民、奴役和经济剥削的“原住民”之间的关系中。这些词汇和句法通常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们的意象与主体总是围绕着从属和支配的关系被两极分化的；第二，它们的刻板印象通常是围绕着优越的或低劣的自然物种来组织的；第三，这两种情况都是通过将历史的语言置换成自然的语言而实现的。自然的体征和种族的特性变成了不可更改的低劣性的象征了。处于从属地位的种族集团和阶级，往往不是被放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来考察，比如奴隶贸易、欧洲殖民历史等，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低劣种族的天赋特性。这种受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支配的关系被自然化成一种自然的等级关系。霍尔指出，早在1774年，就有一位英国观察家写了一本《牙买加史》，其中就提出人分三等，白人、黑白混血儿、黑人，他们在一种适当的从属关系中互相依存，当然白人处在等级的最高处。在英国殖民时期的许多文献中充满了这种关于被殖民种族的、固定的、否定的评价，我们可以从当年去非洲、印度和美洲的探险者、传教士以及官员的日记、人种志记录以及其他评论中发现这些负面描述。事实上，“这是一部由胜利者撰写、看到、描绘、摄制的奴役和征服的历史。它们是无法从任何其他立场得到解读的。白人的眼光总是从这部历史的框架之外，观照和定位了这部历史之内的所有事情”^[33]。

一部由胜利者撰写、看到、描绘、摄制的奴役和征服的历史，是无法从任何其他立场得到解读的。

用不着过分仔细的探查，你就可以发现很多影视作品中塑造黑人形象时所使用的特殊的“种族语法”。比如黑奴形象，通常被塑造成有着一双滚圆大眼睛的、任劳任怨的保姆，或者是对他的主人忠心耿耿的仆人。在这一刻板印象中还渗透着一种深刻的、无意识的自相矛盾。忠心耿耿和孩子气只是奴隶形象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方面却是不可靠和不可预料，他们很容易变坏，他们往往被描写成狡猾的、遮遮掩掩的，一俟他们的主人转过身去，他们难保不嘲笑他们的白人主人的举止，只要有一丝机会，他们都有可能逃到丛林中去。另一种黑人的基本形象就是“原住民”，这种形象的好的一面是某种原始的、高贵的尊严，坏的一面往往是欺诈和狡黠，如果再坏下去，就成了野蛮了。他们常常会绑架孩子，焚烧白人营地，或者试图把无辜的探险者或者殖民地长官的夫人煮了吃掉。这些原住民往往是整个部落一起行动的，而与之对抗的往往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白人英雄”，英雄是在“黑暗的腹地”肩负重任与命运抗争，总是在遭到攻击的时候展现出他的“酷”劲以及白人的那种对造反的原住民不可动摇的权威，似乎只要“用他那钢青色的眼神瞥一下就可以平息叛乱了”^[34]。第三种黑人的形象往往是小丑或者供人娱乐者。他们要么具有天生的幽默感，要么身手敏捷，腰肢柔软，随时准备为别人上演节目。我们很难分清楚，当人们放声大笑时，是把他们当作为表演者，为他们的优雅而富有节奏感的身姿、外露的情感表示欣喜，还是把他们当作小丑，对他们的愚蠢表示厌恶。

在所有这种形象中都体现了白人的一种矛盾心理，这种心理投射到这些形象当中就有了双面的印象。那种年长的部落首领身上所具有的原始的尊贵，以及原住民身体当中的富有节奏感的优雅，对白人来说，总是“既能勾起对那种文明人永远失去的天真无邪的怀旧，又难免担忧原始状态卷土重来颠覆或者损害文明——这种威胁总是潜伏在他们的外表之下”^[35]。这就是所谓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正反两方面，在所有这些形象中，“原始主义”总是被定义为这些人的不变的自然天性。

那种年长的部落首领身上所具有的原始的尊贵，以及原住民身体当中的富有节奏感的优雅，对白人来说，总是“既能勾起对那种文明人永远失去的天真无邪的怀旧，又难免担忧原始状态卷土重来颠覆或者损害文明——这种威胁总是潜伏在他们的外表之下”。

在今天的荧屏当中，类似以上分析的三种具体的形象可能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反映黑人或第三世界人民的影像当中，那种构建上述刻板印象的特有的“种族语法”依然有迹可循。今天，永不安宁的土著部落仍然活跃在安哥拉、津巴布韦或者纳米比亚的丛林当中，他们要么作为游击队员要么作为自由战士出现在荧屏上。而在纽约的警察剧中，大部分黑人仍然是最具威胁性、最狡猾也是最具有魅力的，不管他们是窃贼还是警察。原始、尚古、狡诈、不可靠，所有那些掩藏在外表之下的“自然属性”，依然可以在世界各地的黑人领袖的脸上辨认出来，他们总在狡猾地密谋着如何颠覆文明世界。比如说穆加贝，1979年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大选，居然变成了英国在非洲的最后一块前哨阵地当中的最好的朋友，尽管穆加贝取代的是少数白人的统治地位。在对第三世界饥荒受灾者的再现过程中，又出现了那种如果离开了他们的白人主人连一天日子都过不下去的黑人形象，当然这回他们是被动地、眼巴巴地等着发达国家的粮食援助或者技术专家的到来。他们并没有被再现为全球财富和劳动分配不平等的结果，而是作为命运的牺牲者出现的。

在英国的新闻时事节目中，种族总是被建构为问题或者冲突的症结所在。

在英国的新闻时事节目中，种族总是被建构为问题或者冲突的症结所在。大部分的节目都认为黑人给白人社会带来了问题，他们总是以违法者或者易于犯罪者的形象出现，总是被当作麻烦和社会混乱的集体动因。在许多报道中，只要黑人社区对种族主义者的骚扰或者警察的挑衅作出反应，媒介总是一味地用“暴动”或者“种族冲突”这种语言，这只会加深对少数民族的固有的刻板印象。1979年，反纳粹同盟（ANL）的支持者聚集在伦敦的搜豪区（Southall）抗议持种族主义立场的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举行的公开游行。警察攻击了ANL的支持者，一个叫布莱尔·皮奇的示威者被杀。1980年4月2、3日两天，布里斯托尔（Bristol）受到数月监控的黑人青年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媒介在报道这两件事时，都没有告之冲突的起因——伦敦搜豪区的集会是由于民族阵线的游行队伍在途经该区时对移民进行了恶意的挑衅，而布里斯托尔的冲突则是因为警察对黑人青年收容所进行突袭引起的。媒介在报道这两件事的时候，是根据警方的消息来源和定义对事件进行解释的。他们排除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细节，把原本是发生在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解释为：1）亚裔青年与警察之间的冲突；2）两种极端主义之间的冲突，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可以被归结为法西斯主义^[36]。

这种解释降低了搜豪事件中两个中心问题的重要性：一个问题是极右势力那种挑衅性的反对黑人的街头政治日趋合法化；另一个问题就是种族主义以及警察的暴行得到认可。大部分报纸在报道搜豪事件时都对黑人青年的行为和细节作了不遗余力的添油加醋，比如“游手好闲的有色人群”“手持切肉长刀”拼命地追逐着白人青年，而对布莱尔·皮奇之死甚至连提都不提。这显然是一种怀有仇视心理的、有选择的视角^[37]。

虽然媒介在此以一种种族主义的姿态出现，但是霍尔并不认为这些媒介肯定是由积极的种族主义所操纵和组织的。霍尔说，如果那样想的话，那就犯了一个“范畴上的错误”，就如同说我们可以“通过更换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国民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性质”一样荒谬。媒介和国家一样，都有一种“结构”，有一组“实践”，这种结构或实践都是无法还原到它们的职员个体上去的。限定媒介功能的是一组“复杂的，常常是矛盾的社会关系”，并非“它的成员的个人倾向”^[38]。霍尔之前就曾经探讨过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与媒介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适切性”（fit）问题。虽然媒介大部分归资本家所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日常的新闻工作实践之于直接的经济控制毕竟还是有“相对的自主性的”^[39]。那么媒介或者记者在对社会事件进行定义的过程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在媒介进行“形势的定义”的过程中，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工作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霍尔认为媒介本身并不自动创造新闻，相反是所谓正规的和可信的机构给它们提供消息来源，媒介和记者主要就是靠接近那些机构而获得大量有用的和可报道的信息的。这种做法和新闻生产的内在压力有关，格雷厄姆·莫多克早在1974年就已指出：媒介“为了减少和缓和不断的时间压力、资源配置和新闻组织的工作时间所带来的问题，往往就报道‘事先计划好的事件’”，这种方法无可避免地“加深了新闻工作者对新闻来源的依赖”^[40]。第二，由于媒介工作一直追求一种“公正”、“客观”、“平衡”的专业主义理念，使媒介的陈述总是趋向于引用“可信”来源的所谓“客观的”和“权威的”陈述。那么，对很多事件的看法首先是由重要的社会机构的代理人说出来的，比如议员谈政治话题，雇主和工会领导谈劳资问题，那么这些代理人为什么是“可信的”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机构的力量和地位，另一方面代理人自己往往既代表了“人民”，比如说议员、牧师，又代表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诸如行会组织和工会等等。还有一类令人瞩目的来源就是“专家”。专家往往以无私地追求知识的职业形象出现，他们的陈述不但被认为是权威的，而且是客观的。

媒介和国家一样，都有一种“结构”，有一组“实践”，这种结构或实践都是无法还原到它们的职员个体上去的。限定媒介功能的是一组“复杂的，常常是矛盾的社会关系”，并非“它的成员的个人倾向”。

不断应付工作时间表和专业主义理念所带来的压力两相结合起来，使得媒介“结构性地有系统地过分接近有权势的和拥有机构地位特权的人”。于是，媒介趋向于“忠实地、无偏见地复制社会制度性秩序中的权力结构”。其结果就是社会中有权势、地位高的人对有争议的话题提出的看法更可能被接受，因为这些发言人被认为比大多数人接近更确切和更专业的信息。“媒介这种结构性偏好权势人物意见的结果是：这些‘发言人’成了我们所说的话题的原初定义者”^[41]。而由于和权力的结构性关系，媒介扮演了一个虽然关键但是次一级的角色：复制有特权接近媒介的、那些“可信的来源”所做出的意义。由此，在新闻生产的时刻，“媒介处于结构性地屈从原初定义者的地位当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二级定义者”^[42]。媒介和它的强有力的消息来源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正好展示了媒介生产中意识形态的工作机制，而在这种过程当中，正是媒介的专业主义实践保证了媒介有效地复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不断应付工作时间表和专业主义理念所带来的压力两相结合起来，使得媒介“结构性地有系统地过分接近有权势的和拥有机构地位特权的人”。于是，媒介趋向于“忠实地、无偏见地复制社会制度性秩序中的权力结构”。

【注释】

[1]霍尔，《制码/解码》，见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54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2]贝雷尔森，《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见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203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3]贝雷尔森，《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见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203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4]《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第202—203页。

[5]《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第205页。

[6]《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第206—207页。

[7]参见《解读电视》，第14—16页。

[8]转引了《解读电视》，第13页。

[9]参见《解读电视》，第14—16页。

[10]关于葛伯纳的《文化指标：论电视暴力》的研究，参照的是费斯克和哈特利《解读电视》中的转述。

[11]转引自《解读电视》，第23页。

[12]皮尔斯，《论文集》，转引了自安德鲁·克里塞尔，《电台广播符号》，见《媒介研究读本》，第210—219页。

[13]安德鲁·克里塞尔，《电台广播符号》，第211页。

[14]同上。

[15]《电台广播符号》，第212页。

[16]同上书，第213页。

[17]《电台广播符号》，第214页。

[18]同上。

[19]《电台广播符号》，第214页。

[20]《电台广播符号》，第215页。

[21]同上书，第216页。

[2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译本，第51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23]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第4页（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87年）。

[24]《电视文化》，第4—5页。

[25]《电视文化》，第6页。

[26]《电视文化》，第5页。

[27]《电视文化》，第7页。

[2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3—301页，李天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

[29]参见《解读电视》，第18页。

[30]《电视文化》，第10页。

[31]《电视文化》，第13页。

[32]霍尔，《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介》，第272页，收录于《媒介研究读本》，第271—282页。

[33]《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介》，第275页。

[34]《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介》，第276页。

[35]同上书，第277页。

[36]《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介》，第280页。

[37]同上。

[38]《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介》，第281页。

[39]霍尔等，《作为社会产物的新闻》，见《媒介研究读本》，第648页。

[40]同上书，第649页。

[41]霍尔等，《作为社会产物的新闻》，见《媒介研究读本》，第649页。

[42]同上书，第648—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