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到家庭

第二节　莫利的受众研究：从实验室到家庭

在1980年出版的《文化、媒介、语言》一书的序言中，霍尔描述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早先的将媒介当作“批量传播”（mass-communications）^[15]的研究方法，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范式断裂”（paradigm break）——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摈弃了“直接影响”的范式，“进入了一种这样的框架，这个框架吸纳了很多可以把媒介的角色宽泛地定义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6]。作为结果，它也“打破了被动和无差别的‘受众’的概念”，而代之以一种更积极的受众概念，就是那种处在制码——文本——解码这一意义的生产和消费链之中的受众。虽然这种概括有简单化的嫌疑，但是它毕竟标志了一种与前面所论及的受众研究截然不同的方法，其实这种不同之处同样体现在控制分析与内容分析之中，说到底这是“一种公开地从理论考量和政治考量出发的方法”^[17]。

大卫·莫利（David Morley），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传播学教授。成名作《枙国内焦点枛的观众研究》（1980），验证并丰富了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的阐释力。右图为他于1992年出版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一书的封面。

作为伯明翰中心的干将之一大卫·莫利（David Morley），早年就致力于对霍尔的制码/解码模式进行解释、运用和发展。他对受众如何解读BBC晚间杂志性节目《国内焦点》（Nationwide）的调查研究就完全是用霍尔的理想模式展开的。莫利的研究主旨是弄清那些“被社会地定义了的个体读者人群”，对电视的解读又是如何“被共享的文化形构和实践所框限”的^[18]。莫利依据不同的职业，安排了29组观众，每组5至10人，让他们观看两期BBC的《国内焦点》节目。然后一组组地采访观众，解析不同文化语境中观众的不同想法和感受。

莫利对受众的阐释策略主要还是在阶级范畴中展开的，这显然是对霍尔“观众不同的解码是其阶级立场的结果”这一观点的延续。莫利在研究中发现，多数观众对这两期《国内焦点》的解读印证了霍尔的论述是正确的。比如，文科大学生和师范院校的学生组，其解码处于“主流霸权的立场”与“协商的立场”之间，而售货员组则显然是“对抗性的立场”。但是也有一些观众组的解读无法用霍尔的模式来解释。比如中产阶级的银行经理与工人阶级的学徒组，其解读立场出乎意料地一致，居然都偏向于“主流霸权的立场”。面对这样的结果，莫利不得不承认解码立场虽然由社会和阶级地位所决定，但是这种决定作用绝非直截了当的。于是，莫利将社会地位（social position）和阶级地位（class position）区分开来，社会地位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可以指预存于个人面前的所有的文化形构和文化实践，而这些文化形构和实践主要反映在个人所处的话语和符码的语境之中。于是，“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构成他或她进入各种话语和意识形态符码的范围”^[19]。他认为银行经理们“主流霸权的立场”的解读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一脉相承的，与《国内焦点》电视话语的保守主义倾向也是不谋而合的。而学徒组毫无批判、全盘接受的“主流霸权立场”的解读，则出于他们毫无选择和随大流的政治态度。这样，霍尔的三种解读方式，就需要进一步细化和修正，因为莫利对29个受众小组的研究显然展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解码图景：在他们的解码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话语的多重性”，而这种多重性并非毋庸置疑地与社会阶级相对应。莫利一再强调社会文化力量以及超越社会阶级分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都“接近于一系列的话语，其中有些是平行的，互相加强的，而有些是互相矛盾的”。当然这些话语总是“寓于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差异”的产物^[20]。

莫利将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区分开来，社会地位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可以指预存于个人面前的所有的文化形构和文化实践，而这些文化形构和实践主要反映在个人所处的话语和符码的语境之中。

莫利一再强调社会文化力量以及超越社会阶级分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都“接近于一系列的话语，其中有些是平行的，互相加强的，而有些是互相矛盾的”。当然这些话语总是“寓于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差异”的产物。

莫利后来反省了自己在《枙国内焦点枛的观众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他认为那种类似控制实验的方法是在一种完全“非自然”的语境中展开的，这是一种脱离了正常的收视状况的语境。莫利推想，如果在家庭氛围中观看《国内焦点》节目，也许工会主义者和售货员小组的“对抗性”立场就不会那么强硬了。莫利继续审视阶级范畴所带来的问题，认为这种范畴使《国内焦点》的研究过度压缩了受众的各种阐释。莫利开始转向在家庭内研究受众的反应与阐释，并强调电视在家庭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方式。他将“注意力从符号学转向对影响各种收视实践的诸种权力关系进行更具社会学意义的研究，并把收看电视看作主要是通过各种家庭关系构成的一项‘个体化’的活动”^[21]。

1988年，莫利出版了他的另一本重要的受众研究的专著《家庭电视：文化权力和户内休闲》（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在这次调查中，莫利考察了18户白人家庭收看电视的情况。虽然在考察对象的选择上，莫利仍然区分了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但是，电视收看和性别的关系显然成了他这次调查的新的切入点。莫利发现，电视收视活动的性别特性，明显地表现在跨社会阶级的所有家庭之中。莫利说，“考察家庭的电视收视情况……就是考察男人能够处之泰然全神贯注去做，而女人似乎只能漫不经心或带着歉疚心情去做（因为她们始终想着自己的家庭责任）的某些事情。”^[22]

在大多数接受采访的家庭里，控制家庭其他成员收视方式的一定是家庭里的成年男人。莫利发现成年男子喜欢长时间默默无语地收看电视，表现出一种“男子气的沉迷”。莫利认为这是男人通常喜欢的收看电视的风格，而女人们则更有可能同时忙于一种其他的家务活动。莫利从男人看电视的时间远远超过女人这一现象，解释了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规则。对男人来说，家庭被体验为一个放松休闲的场所，而“对所有社会阶级的女人来说，享受电视的欲望，总是需要在负疚和义务的诸种情感之间找到平衡点”^[23]。女人们通常是在她们的丈夫不在家时，才能收看到自己想看的节目，她们喜欢的往往是各种娱乐节目，这种节目经常受到她们丈夫的负面评价，因为据称男人总是更加偏爱事实类的节目。莫利对一个失业工人的家庭的调查发现，失业的父亲（丈夫）对参与家庭以外的活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莫利认为这是因为家庭外面的各种活动常常是自由的，这位父亲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是为了避免“绝对权力”的潜在性丧失^[24]。莫利在他后来的著作《家庭、受众和文化研究》（1992）当中，将男人对现实主义和事实类节目的迷恋，阐释为防止陷入幻想或激情的一种方式。相反，妇女收看电视时总是要做点别的事情，这仍然体现了父权制社会当中性别认同的特有惯性。莫利认为，在现代核心家庭中，妇女收看电视仍然是一种有愧疚感的快乐，因为父权制社会对妇女性别的角色是这样规定的：她们永远应当将自己的需要、欲望和快乐屈从于丈夫的需要、欲望和快乐。总之，有必要将各种私人家庭快乐放置到性别关系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学语境中去。

在现代核心家庭中，妇女收看电视仍然是一种有愧疚感的快乐，因为父权制社会对妇女性别的角色是这样规定的：她们永远应当将自己的需要、欲望和快乐屈从于丈夫的需要、欲望和快乐。

莫利的受众研究在英国传播学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莫利的人种志方法论也受到了攻击，被认为导致了一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严重脱节。批评家认为，虽然家庭环境的诸种不平等的关系，对受众所采用的各种解码策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莫利无意之中却也忽视了这一点，即家庭环境也要受到更具公共形式的金钱和权力以及文化条件分配的不平等的影响。莫利“几乎未曾提及仰仗于阶级和性别的物质和象征资源的不平等的分配”^[25]。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不愿意参加家庭以外活动的父亲，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既没有更多的经济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文化能力，而不仅仅因为他在家中更具有控制权。比如说，布尔迪厄认为，欣赏戏剧所必需的各种文化能力，取决于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的程度。凭借权力的作用，某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限制着向公共环境和私人环境里的人们开放的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源选择的范围。消费者虽然可以拒绝购买一些特殊的产品，但是他们对可以享受到的各种文化形式没有直接的控制权。莫利由于更强调微观的社会语境而忽视了这一重要现象^[26]。

在解码环节上打破了受众的阶级范畴和解码策略的对应关系之后，从制码环节到体现在文本中的主流霸权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量就得到了怀疑。事实上，某些意义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生成并使其固定下来的，而莫利的微观研究就非常容易忽视这种社会过程。如果反过来考虑莫利所发现的工人阶级的学徒与“主流霸权立场”解读完全一致的事实，我们似乎仍然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结构性规定力量。一些论者同样用经验调查的手法证明，媒介文本很少是完全开放的，文本中的外延符号，或多或少会提示受众以某种偏向的方式去理解文本，受众在适应电视意义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无限定的话语库可供援引”，这自然影响他们解读媒介内容的范围^[27]。

在解码环节上打破了受众的阶级范畴和解码策略的对应关系之后，从制码环节到体现在文本中的主流霸权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量就得到了怀疑。

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代表人物格里格·费罗（Greg Philo），在一次非常有影响的调查研究中，证明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受到他们所处的主流媒介资源环境的限制的——所谓“主流霸权式”的解读仍然支配着他们的信仰。为了“检视新闻讯息的结构与电视观众理解并相信该讯息过程的相关性”，费罗对169位受众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对发生在1984年至1985年期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反应。1990年，他的研究报告以《见与信：电视的影响》（Seeing and Believing：The Influence of Television）的专著形式发表。在此次研究中，费罗用一组组从电视新闻中摄得的照片展示给实验对象看，要求他们写作自己的“新闻报道”。实验对象不仅复制了新闻报道的总体语调，甚至连原新闻中使用的实际段落也被复制。费罗的结论是，观众是否接受电视对事件的描述，取决于“显现在他们面前的信仰、经历和信息”。当人们具有关于此事件的个人经历或者可以接近其他的信息来源，他们是能够协商甚至拒绝电视的解释的。在这些例子中，媒介的影响，尤其是电视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建立了如此牢固的议题，这些议题都与罢工有关”。国家对新闻报道的操纵，最明显地表现于将注意力放在罢工结束后矿工“大规模地返回”工作岗位的情况。全国性的新闻报道的基本主题都是返回工作岗位的人数，而数据来源则是官方的煤炭委员会提供的，而仍然在继续罢工的人数则被有意忽视。这种话语策略的意识形态取向是很明显的——继续罢工的矿工被孤立起来，罢工凝聚力得到扼制。费罗在调查中还发现，即使是那些亲历罢工、与电视解释有矛盾的人，在面对“来自媒介的主流影像流”时，也难以宣称替代性的意义了。费罗的研究清楚地显示，是电视外延中内容所“指向”的偏好意义和话语地位不均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这样的后果，在这种符号资源的结构性分配中，代表主流话语的影像和主题不断重复所产生的积累影响，使得电视中的定义不可能被受众所使用的话语所淹没^[28]。

格里格·费罗（Greg Philo），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主任。著名的研究有对行业工会争议的报道研究和对战争的报道研究。该研究小组最出名的成果是《坏新闻》（1976）、《坏新闻续编》（1980）、《绝对坏新闻》（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