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乐中解读

第三节　伊恩·昂的《观看枙达拉斯枛》：在快乐中解读

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在90多个国家得到了播映。在向来对美国文化产品心怀戒备的欧洲，《达拉斯》同样也大获成功，这引起了一向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荣、对美国式大众文化不屑一顾的欧洲知识分子的不安。

1982年春季，荷兰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收看了《达拉斯》，荷兰的传媒认为《达拉斯》的成功象征着美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对欧洲传统的成功征服。当时正在做研究生论文的伊恩·昂（Ien Ang）为了了解受众的真实解读过程，在荷兰的一份妇女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我喜欢收看电视连续剧《达拉斯》，但是经常听到对它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应。是不是有人愿意写信告诉我，你为什么也喜欢收看这部电视连续剧，或者为什么不喜欢收看这部连续剧？我想将这些反应吸纳进我的论文写作中去。”^[29]

伊恩·昂（Ien Ang），印度尼西亚华裔后代，孩童时代随父母移居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学习心理学、政治学和传播研究。1985年出版了硕士论文的修订稿《观看枙达拉斯枛》（Watching Dallas），一举成名。现任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右图为《观看枙达拉斯枛》封面。

昂一共收到了42封回信，其中有39封来自女性。有人表达了厌恶之情，有人表现出冷嘲热讽，也有人表示喜欢。昂发现无论表达的是何种感情，所有观众都无法绕过欧洲知识分子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主流看法，这种主流意见被昂称作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有的好恶感觉都得借用、协商、挪用或抵制这个主流意见坐标才能得到实现。伊恩·昂的研究无论在女性主义的写作还是传播研究中的接受分析领域，都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力。

昂发现，那些对《达拉斯》表示厌恶的来信情绪非常激动，语句里充满了义愤和不快，而论调和法兰克福学派以降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口吻极其相像。他们的评价往往是这样的：“它是一部廉价得可怕的连续剧”，“它真的使我恼火”，“为了提高收视率”，什么手段都使上了：“性、漂亮人物和财富”。再看看这样一封全面综合地表达了对《达拉斯》谴责的来信：“我对《达拉斯》的意见？好吧，我倒愿意告诉你：一文不值的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节目。非常简单，商业化，搞角色认定，骗人。太多太多的美国电影都是围着钱和刺激转。人人都过着奢侈生活，开好车，喝好酒。故事本身一般都不重要。你永远不用自己思考，他们都为你想好了。”^[30]

昂从这些来信中感受到了一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压迫。在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电视连续剧有一种官方的敌意，它们被看作是对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威胁和对高雅文化价值的削弱。这种意识形态在专业知识分子那里得到制度化，无论是电视评论人、社会科学家还是政治家，都“投入了很大精力创造了一种关于美国电视连续剧的严密而完备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为他们的敌意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31]。

“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有化约式的经济决定论的嫌疑。

昂认为这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有化约式的经济决定论的嫌疑。许多文化形式都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被简单地贴上了“坏的大众文化”的标签，美国文化产品和实践似乎天然地都是这种“坏的大众文化”的等同物。从观众来信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已经明显地延伸到日常思维的常识性内容中去了，它给《达拉斯》的受众也提供了一套可信的阐释框架，对于憎恶《达拉斯》的观众来说，这更是一种表达他们不满的非常便当的模式了。因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完成了一种抚慰和宽心的作用：它使寻求比较详细的个人化解释的努力变成多余之事”^[32]。

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完成了一种抚慰和宽心的作用：它使寻求比较详细的个人化解释的努力变成多余之事。

在42封回信当中，昂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对《达拉斯》表达了一种既藐视又喜欢的态度。大部分观众都怀有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那种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与他们在观看《达拉斯》中体验到的快感之间产生了矛盾，昂发现他们都是用嘲讽来解决这样的矛盾。“我的感觉在大部分情况下非常不俗，因为有那么多的白痴。我可以嘲笑它。我经常发现它太多情。它有一个好处，绝不呆板”，“也许注意到这部电视剧我看了不少，我之所以觉得它有趣（你可能觉得这话听上去有些摸不着头脑），恰恰是因为它糟透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33]。昂认为这样的来信反映了观众以蔑视心情观看《达拉斯》所获得的一种优越感的满足。对这些观众而言，《达拉斯》显而易见是一种“坏的大众文化”。但是讽刺的武器使他们没有必要压制观看《达拉斯》所引发的快感，嘲讽使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欣赏它。“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鄙视性的规范与讽刺性的观看态度得到很好的统一”^[34]。

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鄙视性的规范与讽刺性的观看态度得到很好的统一。

在对来信中明确表达自己喜爱《达拉斯》的观众进行分析时，昂发现了一种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规范的一种紧张对立的态度，而在那些真正喜爱《达拉斯》的观众手里明显缺乏一种可以用来对抗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完备而系统的话语，这些喜欢者似乎不能确定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身份，无法像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信奉者那样说出一套又一套的道理。他们只能用这种简单直白的表达来抵抗他人给他们定好的那些否定性身份：“听到人们说不喜欢《达拉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可怕的。”^[35]

昂发现一些喜欢《达拉斯》的观众，甚至试图指出蔑视《达拉斯》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明显表达了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抵抗：“我在学校里征求意见时，得到的反应也和你的一样，也许这与我是在大学预科而且今年要参加大考有关，我想是这样的。你‘只得’紧跟着眼下的事情和‘优秀’影视节目，但是谁来决定我认为优秀的东西？当然是我自己。”^[36]

昂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populism）意识形态，它以一种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方式达成自己的规范和判断。从话语方式和符码形态来看，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显然缺乏大众意识形态那种思辨性、逻辑性和精致性符码的特点，它用一种直截了当的独白和感觉的姿态展现了一种“反意识形态”特性：“它为主体提供的立场使所有企图对人们的审美趣味作出评判的努力成为先验的因而必须抛弃的东西。”^[37]这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是反理论的，主要由一些简短的口号组成，比如“人各有所好”。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发生在实践层面，由人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是“自发的”和无意识地持有的常识性观念所组成。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相比，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层面上显然处于从属地位。它的词语太少，“理性的”规定也不太清晰，很难为“人各有所好”这样的口号式态度进行辩护并使之合法化。而认为“大众文化是坏的”的意识形态，手边却有许多的论点。于是在解释喜欢或不喜欢《达拉斯》时，人们很难避开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

从话语方式和符码形态来看，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显然缺乏大众意识形态那种思辨性、逻辑性和精致性符码的特点，它用一种直截了当的独白和感觉的姿态展现了一种“反意识形态”特性。

但是，在这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之下，昂居然读出了民粹主义策略的胜利。她认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非但无法“规定人们的文化实践”，反而“对人们的文化选择实践产生了一种反衍生性的影响”，使人们拒绝屈从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规定或拒绝让那些规定决定自己的偏好。而这其中正是民粹主义的立场为这样的拒绝提供了直接的正当理由，因为它“摈弃‘好’与‘坏’之间的任何家长式的划分，打消了对一种个别趣味的任何罪愆感或羞耻感”^[38]。昂援引法国人布尔迪厄对资产阶级审美癖性的批判，认为阿多诺式的（当然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推崇的）审美判断依据的是“完全掏空了主体激情和快感的极端形式化和普遍化的标准”，而通俗审美却不对文化制品的品质作出任何“绝对公正的判断”，它的基础是“对文化形式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的肯定，根深蒂固的参与欲望，以及感情的投入”。说到底，民粹主义的审美“最紧要的是承认快感”，而快感纯粹是个人的事情^[39]。

阿多诺式的（当然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推崇的）审美判断依据的是“完全掏空了主体激情和快感的极端形式化和普遍化的标准”，而通俗审美却不对文化制品的品质作出任何“绝对公正的判断”，它的基础是“对文化形式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的肯定，根深蒂固的参与欲望，以及感情的投入”。

正如昂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的，“在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支配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自发的’、实践的吸引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犬儒主义式的辩证法’”^[40]，获得快感的观众的自主性仍然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这种犬儒辩证法首先被商业文化产业所利用，然后在卖出自己的产品时用宣称人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趣味和快乐抚慰它的文化消费者的心灵。

伊恩·昂的《观看枙达拉斯枛》提供了一种“从女性主义者那里得到灵感的乌托邦式的政治”。

正如尼克·斯蒂文森所言，伊恩·昂的《观看枙达拉斯枛》提供了一种“从女性主义者那里得到灵感的乌托邦式的政治”。昂对《达拉斯》给全球受众的意识打上了西方消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烙印持怀疑态度，她认为她的研究表明不同人群对这一节目内容作出判断时是带有他们自己的认同的，但是她显然将政治认同与消费主义的认同混为一体了。因而，民粹主义的研究方法与新右派的研究方法有了某种相似之处，至少在上一点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推崇消费主义认同而非政治认同。难怪昂的分析会与媒介产业巨头的话语那么吻合，如鲁皮特·默多克和贝鲁斯科尼，他们都认为“商业文化在民众中具有一种自然的流通”^[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