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2 学术价值论证
【思考】
我现在越来越怕逛书店了,那简直像沙里淘金似的。面对着一大堆花里胡哨的封面,我不敢轻易掀开,怕发现这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或者用句古话来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经过炒作、包装的快餐文化,缺乏的恰恰是灵魂。只能用过量的色素、味精来掩饰。长此以往,会慢性中毒的——或许这有点危言耸听,但至少会营养不良的。因为没有灵魂的作品也是没有营养的。可以用来消遣、休闲,却很难因之而获得真正的感动(那才是心灵的洗礼!)。麻醉剂毕竟不能算治根治本的良药。
请阅读上面的文字,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说说你心目中的好书标准。
4.2.1 选题与文化选择
刘易斯·科塞在《出版文化与出版商业》中说:“出版业起着思想看门人的作用,他们决定让什么进来,又让什么出去。”古今中外的出版史表明,出版活动以对人类文化的选择、积累和传播来参与人类文化建设,并最终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强劲力量。因此,出版选题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选择。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出版物作为文化的载体,它的内容,即它的文化含量及其与读者的构成关系,直接影响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人们的文化素质,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状态。这里所说的文化含量,主要是指出版物中有益的信息、知识、思想、审美内容。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陈万雄说:“出版人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必定是学术教育、文化思想、社会潮流乃至大家风尚的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考者。出色的出版人,必定是社会潮流的引导者乃至推动者。”
出版选题要反映出版市场需求和阅读趋势,更要体现出版人自身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估。因此,作为思想把关人的出版人更要注重优秀精神产品对于大众文化的引导作用——不但要反对出版物的错误、腐朽内容,还要克服出版物的平庸浅薄,通过出版精品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
何为出版精品?在专家看来,出版精品有3个构成要件:一是它凝聚和浓缩了当代最新的文化成果,有高文化含量;二是它有创新,一出现就代表着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一个新高度;三是这个精品能够普及,能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并因此提高本领域的文化水平,乃至全社会的文明水平,最后被载入史册。精品,总是以它独有的概括性、创造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为最大多数的读者所接受,最后以一个文化坐标的形式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
【案例】
那年·那人·那书——《万历十五年》出版纪事
图4-2 《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版
黄仁宇先生写了不少历史专著,享誉中国的海峡两岸以及日、美与欧洲英、德、法等国,但他的为人所知,实是从《万历十五年》(见图4-2)开始的。这本书的出版,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
我当时在中华书局任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接到稿件后,倒是马上通读,并于6月16日写了一份审稿意见。意见一开头是做了肯定的:“万历十五年为1587年,约明代中期偏后。这一年并无什么突出事件,稿中这一年的事情记得也极少。稿中主要写了几个历史人物,即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此二人为首辅)、海瑞、戚继光、李贽。以这几个人为中心,叙述明朝中期的政治(如内阁组织、皇位继承、建皇陵、地方吏治)、经济(如漕运、赋税)、军事(如防倭寇)、思想等情况,作者企图从这些方面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导致明朝灭亡,而这些封建社会的固有弊病也影响着后代甚至现代。因此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实际是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
我在这里之所以详细引录这段审稿文字,是向读者介绍当时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有这样的认识,的确还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还是1979年。在那一时期,这样写,说老实话,我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因此在这段文字之后,我就提出几点意见,一是“写作的布局与文字,和国内现在写法很不一样”“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可能是必要的,但对中国人就显得累赘”;二是译文有些地方,“文句不通,词不达意”;三是“序言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国现在搞现代化建设,不好。”
《万历十五年》于1982年5月出版,初版一下子就印了27 500册,而且很快销售一空。全书将近20万字,当时定价为0.93元,这在现在也是一种罕闻了。在这之后,台湾马上要出新版,日本也要据中华书局版译成日文。我觉得,这些都出于黄仁宇先生对历史发展的一种不同寻常的见识。当初我对此书不止看了一遍,最近重读书前的序言,觉得其中有两点,现在还值得玩味。一是序中说,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话。著者以明朝全国总税收与当时的日本、英国作了比较,认为以总税额与人口比例来看,日本、英国其实比中国还重,由此得出:“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二是著者叙述了明代社会弊病的种种现象,然后提出:其症结到底何在?黄仁宇先生明确回答:“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
4.2.2 选题学术价值论证
出版物是知识、信息的载体,人类对于出版物价值的判断归根结底是对内容的价值评判。从宏观层面来说,出版选题体现出版者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自觉;从微观层面上说,每一出版选题都要有一定知识或文化含量,能够帮助读者学习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对于大众读物而言,要注意其传递信息的真实性、实用性、生动性或趣味性和表达方式的有效性;对于教育出版产品而言,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对象性和编排方式上的易教易学的特点;对于学术出版产品而言,最为核心的就是选题内容的学术价值了。在出版实践中,涉及对未知领域的研究时,出版者和研究者往往能够统一意见;更多的时候,研究者看好的选题,出版者不一定看好,或者不一定能最终获得认可、通过。
学术出版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法律出版社法学学术分社社长茅院生提出可以从4个方面考量:第一,这个出版物一定要提出问题,也就是提出了思想。如果没有提出问题的话这本书一定不是学术书;第二,一定是对问题进行了梳理,而且有答案,或者是给出了建议;第三,问题的提出和结论之间一定是采用科学的演绎体系,如果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之间没有任何逻辑演绎和推理归纳,我们就不可能将之确定为学术;第四,所运用的逻辑体系一定要建立在真实、考究的资料基础之上。他同时指出:这4个方面是我们考核、衡量一个学术出版物的基本形式标准。除了形式标准,其实质标准更需探讨。这是我们向读者和作者负责任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标准的工作是很难创造出价值的。
有人说,出版选题策划活动就是一个不断说服的过程。在选题论证这个环节中,首先要做的是充分认识选题价值;其次,在对选题进行全方位分析之后,形成选题论证报告,并据此说服决策者。这个论证过程既是对选题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进行分析评估,也是对选题进行优化、提升——通过反复论证最终形成选题的可行性运行方案。
【案例】
我的一个“第一”
图4-3 《生态学的归宿——人类生态学》
1989年夏,我正伏案审稿,社领导径直来到我的桌旁,“小胡,《生态学的归宿——人类生态学》(见图4-3)入选中国图书奖了,评委们对这本书很感兴趣,要我们马上给每个人寄上一本。”当时我做编辑工作才六七年,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一下子就慌了,明明是马上给评委寄书,可是我跑东跑西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当初我在报这个选题时,有的同志论证时,就提出“人类生态学的书第一是冷门,第二国外出版的较多,第三国内上海某出版社也正出类似的书;第四作者名气不大”。面对如此充分的理由,一般编辑大多会放弃掉,而我看过该稿,且与作者多次信函来往,心里多少有一点数,于是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人类生态学在国外的研究的确起步早,有不少成果,国内也的确开始出同类书,那不过是将国外的文献加以综述。而我看的稿子却有几个不一样,其一,作者是国内真正为数很少的人类生态学研究性青年学者,思想活跃,立意较新;其二,作者的理论与文字功底非常扎实,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与目标,作品极具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也渗透其中,与其他生态学著作相比更加有新意,说服力更强,观点更新,尤其是作者对中国的古生态观“天人合一”的完美描述和论证,完全表现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处的关系;其三,中国曾为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没有中国古来文明的生态观肯定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且这本书作者的研究正好弥补这一不足,一定会产生影响。那时自己还年轻,很难说出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就拿着原稿请有关领导审读。结果作者那美妙的文笔,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颖观点打动了每一个看过的人,该书如愿出版了。
当年9月份《生态学的归宿——人类生态学》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的通知终于来了,当时我的心反倒平静了,我感谢那些为本书作出一切努力的作者、社领导、编务人员、美编,等等。
(胡春生,安徽科技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本节要点】
1.出版选题与文化选择;
2.出版价值与学术价值。
【思考实践】
找出同一类别的几种书,分析每一本书的出版价值,比较优劣,并提出选题优化意见(见表4-2)。
表4-2 选题优化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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