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传播的话语策略

第二节　主持人传播的话语策略

一、主持人传播语境

1.关于语境

应用语言学认为，任何形式语言的应用和研究，都离不开对语言环境的依赖。语言学家吕叔湘在《语文常谈》中指出：“我们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语境因素对言语表达和理解的影响，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揭示言语交际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言语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矛盾在不同语境条件下获得统一的规律。”直接面对听观众、以传播为己任的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任何语言活动都离不开语境的支持和制约。

语境，顾名思义是指语言使用的环境。狭义的语境，专指说话的前后句、落笔的上下文，其注意对象是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言辞语境（或称语流语境）；广义的语境，是指使用语言的主客观情境，它不直接表现为语言符号，但是影响和制约语言的使用及效果，一般称之为言辞外语境（或情景语境）。言辞外语境又可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谈话参与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谈话目的、谈话内容、谈话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客观因素主要包括谈话的时间、地点、场合、交际渠道（即交际时所选择的媒介）……语境的因素是无限的。综合起来说，语境是交际过程中说话人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时所依赖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或显现为话语中的上下文，或潜在于话语外的主客观情境。

2.主持人语境

对于主持人语境的研究，我们本着这样一个思路：从研究主持人的言辞外语境入手，最终落实到主持人的言辞语境，亦即主持人语言的具体操作。如果不考虑主持人的言辞外语境，就语言谈语言，只是在语言知识圈圈里，在线性结构中打转转，往往事倍功半。因为语言不仅仅是语音、词汇、语法的一种系统，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种系统的组合，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语言的各系统中，语境是语言运用的基础，正如语言学者王建平所言：“言辞语境归根结底所反映的也还是言辞外的语境因素。”^[4]

主持人的语境存在于主持人节目当中，主持人节目语境又存在于社会语境和传媒语境当中。首先，社会语境是主持人语言运用的“宏观语境”，包括文化语境、民族语境、地域语境、时代语境，它对于节目主持人语言运用具有明显的共性要求，体现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约的制约作用，能使主持人明确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说话，知道“该说什么话”、“能说什么话”。

其次，传媒语境和节目类型可视为主持人的“中观语境”，一方面规定了必须遵循的、反映广播电视媒介性质和特点的共性要求，另一方面表现为某一类型节目的共性要求，及具体节目区别于其他同类型节目的“个性”，明确主持人的“职业角色”，知道“我是谁”，同时需要了解传播对象的特点，从而知道“话该怎么说”。最后，具体一档节目的主客观情境，是主持人的微观语境，它更多更具体地涉及到节目录制或直播过程中直接影响主持人语言活动的语境要素，直接影响主持人对现实语境在“技术、技巧”方面的把握。

传播学进展的一大成果就是对受众作用的发现，即发现传播的意义是在传播者主体与受众主体间形成的。符号传播理论学者认为，“传播是由相通的语言来表达的，是与不同主体的经验相符合的‘感觉间的’；传播中的主体之间共同分享着经验，进而形成意义分享，从而形成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即意义不在主体自身形成，而是在主体和主体间形成的；在人际传播中，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我国改革开放后，广播电视传播方面的理念理所当然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从传播的灌输型逐渐转变为信息分享和共享型。孙玉胜在他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中说：“要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拆除媒介和观众之间的界线和戒备，使新闻的传播与接受能有角色认同和情感互动的愉悦”^[5]。毋庸讳言，我们的广播电视节目曾经充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的官方语言，刻板生硬、艰涩难懂的文件语言、教科书语言，与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不搭界，改革开放之后，广播电视传播面貌从语态开始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和进步。

在当今时代，要实现有效传播，必须调整主持人传播的话语关系，不是令行禁止或正襟危坐式的“说教”，也不是口若悬河的“炫耀”或巧言令色的“做秀”，而是强调一种平等的传达和交流，一种顿悟和心灵的渗透。在社会语境、传媒语境和节目语境中说话的主持人，在思想文化异常活跃、传播竞争激烈的情势中说话的主持人，要想吸引受众的耳朵和眼睛，要想实现有效传播，必须率先确立主持人的话语策略，这是不能绕过的具有大前提意义的重要理念。

二、“略高一筹，换个说法”的话语策略

主持人的职业角色是“集社会性与人际性于一身的、具有亲和力的传播者”，主持人是媒体与受众的中介人物，既要体现媒体的意志，又要反映百姓的意愿，传播中力争在认识上能够“视界融合”，在语言上做到“话语共通”，简言之，就是要打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通道，为此，我们倡导“略高一筹，换个说法”的语言策略。

主持人的话语策略具体表现为“四结合”的特点：“传媒机构的视野”、“专家的深度”、“主持人独特的角度”和“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

首先，在语言内容方面，主持人应借助“传媒机构的视野”和“专家的深度”，为受众提供有深度的大量信息和文化含量，从而保证广播电视传媒社会属性的根本要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文化品格。

其次，在话语态度和关系方面，主持人要以比一般受众仅仅“略高一筹”，只是“领先半步”的平等关系及平和心态，面对受众进行传播，可谓“灵魂站在高处，姿态放得平和”（主持人张越语）。

第三，在话语方式方面，同样的内容和意图要“换个说法”，以“个性化的独特角度”和“百姓乐于接受”的话语方式加以表述。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过：“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哲理：一类是学究式的，书本的、郑重其事的，节庆才有的；另一类是日常的、家庭的、习见的，这两种哲理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谁想描写一个社会，他就必须认识这两种哲理，尤其是必须研究后一种。”

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2005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李瑞环同志讲话从来擅长群众语言，书也读来轻松，耐人寻味。党史专家龚育之说：“李瑞环同志不愿意讲空话、套话。据我所知，他每作演讲必用心琢磨，反复推敲，不厌其烦地修改，力求讲出新话。不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语不新鲜改不休’。所谓新鲜，不但有新的语言、新的表达，而且有联系实际的新的思考、新的想法。”“总有些超出所谈的具体问题的东西，表达了一种政治的智慧、处世的准则、思想的方法、哲学的道理”^[6]。

主持人在节目中，不能图省事说官话、套话、空话，不能说装腔作势、哩唆、淡而无味的话，更不能说假话和不负责任的话。主持人要练就这样的语言能力：换个角度，换个说法，换个色彩，换个方式，说出与时代主旋律一致的话，风格是日常的、受众喜闻乐见的，又是个性化的，所要达到的传播目的却是一样的。因此，民间叙事、大众话语，就成为主持人一种不错的选择。

女作家龙应台曾谈到一件往事，她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在1999年台北市议会质询期的一次“马拉松”会上，将近凌晨3点，一位溜出去喝得微醺归来的议员要求她说明“文化是什么？”龙应台做了如下回答：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7]。

龙应台忖度那议员可能以为她会很概念、很学术地作答，她偏不。其实龙应台在文章里有时是以十分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表明对文化的认识：“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同是出自龙应台，对文化的解释，如两种风景，话语表述大不相同，然而其思想内核却是完全一致的。前者从感性的铺陈到理性的归纳，由浅入深，以事明人，以理服人，此外，妙的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普适”中还隐含了些许的“针对”；后者则是言简意赅，透辟而有个性，不重复他人的定义，所持有的信念一以贯之。这不恰是适应语境变换话语策略，更好地实现语言目的的一个范例吗？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曾采访制作了一个题为《在沙漠边缘》的节目。片子通过触目惊心的画面，报道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的严峻现实。采访快结束时，在一所农家小院里，敬一丹和一位妇女拉家常，问她怀里抱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沙沙”。敏感的敬一丹好像觉察到什么，忙问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位母亲说，“因为出门是沙，进门还是沙”。紧跟着敬一丹又问站在旁边的邻家小姐姐的名字，得知叫“翠翠”，她心动了，她把这段看似“唠闲嗑”的细节用到节目里，然后面对观众说：

这个小姐姐名叫“翠翠”，沙窝里的孩子起出这样水灵灵、绿莹莹的名字，不是能看出乡亲们的盼头吗？

接着敬一丹略一侧身，指着大屏幕上随风翻飞的碧绿的杨树叶说：

在我即将完成这个节目时，特意编辑了这样一组画面放在结尾。这绿色，是我们一路采访时追寻的颜色，是西北沙漠大片灰黄基调上的亮色，也应该是伴随着沙沙、翠翠长大的颜色。一位摄影记者说，到西北沙漠画画，只需带两种颜料，带十管黄的，一管绿的就够了。我想，画今天的沙漠是这样，但愿画明天的沙漠时，多带几管绿颜色^[8]。

这番话，落笔在颜色上，没有直接阐述土地荒漠化带来的危害，没有引经据典地说政府“红头文件”上的话，也没有号召人们该怎样做。第一句交代了此行采访的目的，第二句是令人痛心的现状，第三句说到环保关系到子孙后代的责任。敬一丹把这些概念和道理转化为以“绿色”为关注点的叙事和感慨，听起来，却能让观众心动，有感同身受的深切同情，有现在的担忧，有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和憧憬，还有主持人关注国家、关注老百姓命运的情怀，同时还能体味到敬一丹朴素细腻而又淡雅、有韵味的语言特色。这些话，可以直觉地感悟到的内涵很多，很丰富，很富有感染力。试想，如果主持人煞有介事地分析造成荒漠化的原因，论述荒漠化的后果，提出防治的措施，那就像是一篇社论或者一份“红头文件”了，那就应由播音员来播报，或者在有关会议上宣读了。“略高一筹”、“换个说法”恰恰符合主持人“既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又是受众喜闻乐见的朋友”这种传播者的职业角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