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华文学独特性的争论

四、关于马华文学独特性的争论

在将近80年的副刊历史中，《星洲日报》副刊对文艺发展以及它的方向也产生过困惑，比如说，马华文学独特性争论便是这种困惑的一种反映。马华文学独特性争论是在华人本土意识不断增强与南移作家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发生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

1924年，《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的编辑朱法雨、张金燕、邓励诚等人率先提出文学上的马来亚本位思想，提出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的口号，并针对这一时期文学题材多以中国生活为主的现象，提出了不同看法，主张应该反映更多南洋华人的现实，讴歌他们在南洋艰苦创业的精神，借此认为南洋华人才是马来亚华文核心。1929年，《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主编曾圣提发表了《文艺周刊的志愿》、《觉醒吧，星城的艺人》等系列文章，再次提出文艺创作的南洋色彩，提出“要在万里炎阳的热国里寻找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在高椰树下，以血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同年7月24日，《叻报》副刊《椰林》发表了该刊主编陈炼青写的《编者献词》，文中提出创造南洋的艺术和文艺，主张描写南洋人情风物，积极推动有“南洋色彩”的文学创作。由于当时华人的本地意识还处于弱势，侨民文学的观念仍占据上风。

作为刚创刊的报纸，《星洲日报》的副刊在此事上不敢作太多的争论，立场比较中立，稍偏向“马华应建立自己文学”一边。一直到了郁达夫主持副刊编务后，其立场才得到明显体现。

郁达夫刚到《星洲日报》时正赶上新年放假，就应邀去了槟城，遇到新闻文艺界人士热情地向他提出四个问题：①南洋文艺界，当提出问题时，大抵都是把中国国内的问题全盘搬过来，这现象不知如何？②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应该怎样使它发扬光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③在南洋做启蒙运动的问题。④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

回到《星洲日报》，郁达夫就根据对槟城青年作者提问的回答，写成论文《几个问题》，于1939年1月21日在《星洲日报》与槟城的《星槟日报》同时发表，阐述了自己对马华文艺发展、写作以及文风作风等问题的观点。

文章刊出后，引起了一场颇为激烈的笔战。“郁达夫初到南洋，对南洋的情况不熟悉，面对槟城青年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并不能够针对问题的核心回答，而只是把这些问题当成一般的询问，给予一般性的答案，自然引起南洋作者的不满。”“郁达夫说，生长在南洋的侨胞，受过南洋的教育，而所写的东西，又是以南洋为背景，多少总有一点南洋的地方色彩。问题只在于这色彩的浓厚，一味地强调地方色彩，而使作品的主题退居到第二位去的写作手法，不是上乘的作风。”^[9]

“槟城青年对南洋文艺界‘全盘’、‘搬取’中国问题的现象存有疑惑与不满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然而，郁达夫讲到论战题目，‘当然也可以做我们的论战题目，不过第一，要看这题目的本身值不值得讨论；第二要看讨论的态度真率不真率’。像这样的答案，怎么能会令马来亚文艺作者满意呢？郁达夫回答有关如何在南洋推动启蒙运动的问题，答案更是一般性，不能结合南洋的实际情况提出意见。他虽然肯定启蒙运动的必要性，但表示推的办法是首先大家应选出若干书，列出一个书目，教青年去读，此外兴办小规模的图书馆，创设函授学校、发行讲义等也可以起一定的作用。这显然是没有照顾到南洋推启蒙运动的背景与意义而发言，当时的作者如凌霄在论及马华新启蒙运动的时候，是把它与马华文化运动等同看待的，并表示马华文化运动又跟当时的抗战救亡的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10]

“郁达夫举出上海讨论鲁迅的文体与作风在当时是否适当的问题作为例子来说明南洋是否可以全面搬取中国问题讨论，并在言谈中说：讨论这问题的人，个个是鲁迅，问题就不会发生，否则谈了于问题也没有益处。这也触犯南洋文学作者的大忌。南洋文艺作者对鲁迅怀着极大的敬意。”^[11]

这时又正值抗日期间，绝大多数华人都支持抗日，关心母国的安危，对鲁迅评价相当高。“许多报章在鲁迅逝世后，刊载多篇哀悼的文章，极力赞颂鲁迅对文坛，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因此郁达夫的言论就被南洋作者误会而认为他是在轻视鲁迅，认为他无视鲁迅的战斗精神。可惜的是郁达夫并没有集中在所举鲁迅的例子是在说明上海讨论鲁迅的问题与作风是否适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一课题辩解，来面对南洋作者的指责，反而为了辩护自己并没有轻视鲁迅之意，而说明他和鲁迅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就引来南洋作者更大的猜疑，张楚琨讽刺他只会搬弄过去的光荣史。”^[12]郁达夫的观点引起相当多的华人不满，于是爆发了争论和笔战。

《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在《几个问题》发表后三天刊出一篇挑战文章，质疑郁达夫的观点。郁达夫写了《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作为回应，但文章已然有勉强招架准备撤退的态度，但也露出被曲解窝囊之余的不屑和讽刺意味，这更引起当地华人作家的不满。

《狮声》主编张楚琨为平息争论，写了简短答复《采取冷静的沉默》，准备停止这方面无谓的争论。但这时战线已经扩大，波及《南洋商报》所属的《南洋周刊》、《新国民报》的《新国民文学副刊》等，它们一致支持《狮声》，批判郁达夫的马华文学独特论，一时形成围攻局面。如有一篇署名高扬的长文《我们对你仍觉失望》，说郁达夫就是教青年闭门读书，“向天花板学习”。在被围攻的局面下，郁达夫又按捺不住了，于1939年2月7日的《晨星》上发表了六篇为他辩护并反攻的读者来稿。《狮声》当然又作回击。最后是《晨星》发表了香港作家楼适夷的《遥寄星洲》替郁达夫解围，说他与鲁迅、茅盾是不同的类型，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他的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大众喉舌，依然要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南洋的进步青年应该吸取他的优点，庆幸他和自己在一起。针对一位新来者立刻提出苛刻要求或有意攻击责难是不应该的……这封信确实起了作用，之后再也没有人发难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郁达夫《几个问题》通篇的本意，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他从写作者和一个刚来的文人的角度评论当地文艺的发展方向，不过想说：“南洋应产生南洋自己的大作家，鲁迅的文体和风格只能是鲁迅的，南洋文艺应走自己的路。这本不错，但他丝毫不了解当时当地对待鲁迅的态度很可能成为左右思想分歧的标志，他的刺耳的话对于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左’得可爱的青年，不啻是浇一盆冷水，便引起激怒，认为他是‘反对青年学习鲁迅’，甚至是反对鲁迅，反对新文化运动。郁达夫被曲解之后慌了，急于天真地辩解，说自己如何和鲁迅有交情，这更引起对方的反感，愈发不可收拾。”^[13]

为何会出现这种争论，我们还得回过头来看《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历史背景。“首先《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是分属侨领胡文虎和陈嘉庚的两个集团的报纸，历来有所对立。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中前者偏右，后者偏左，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和作者群。抗战之后，胡愈之到《南洋商报》主持编务，郁达夫也到了《星洲日报》主编副刊，在团结抗日的言论上两报趋于一致。但左派的青年群众，多数还是团结在《南洋商报》的周围。其次，30年代初，郁达夫曾被左联开除，并被视为‘颓废派’，笔战一开始，读者便先给他戴上这顶帽子，甚至说他是为逃难而南来。左派对他原有的看法和成见有其根源。最后，除了抗日言论一致之外，郁达夫对人对事的某些做法和生活作风，与当时的左派还是有相当距离的。”^[14]譬如对他后来兼任英政府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实际工作是公共联络宣传，译为情报部就有特务间谍之嫌）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许多左派人士有不同看法：为什么要给英帝当雇员？而郁达夫应允担任固然是由于一位女友李小瑛的介绍，但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能占领一个官方地盘对宣传有好处，这也和他在政论中争取英国援我抗日是一致的。虽然后人对他的行为进行平反，但是当时人们并不很了解实情，以致冤枉了他。

此外，“在抗战时期，文人不留在中国协助抗战，而纷纷离乡他去，这种行为深为南洋文学作者所不齿。在1937年末，《南洋商报》就曾经发表多篇作品讨论这个问题。罗亭的《文化人南来避难的异议》就谴责南来文人的这种逃避现实的行径。支持他的文章有林菊的论文《南来的文化只有拿行动来辩护》，莹姿的诗《你们不要躲藏在后方》，绛员的论文《怎样使文化人不南来》，清潭的论文《逃难与赴难》等。因此南洋作者对郁达夫的南来早就持有成见，对郁氏在南来后的作为，以及在《几个问题》中对槟城青年所作的回复，更有强烈的反感。之后会对郁氏展开猛烈的攻击，自可想见。实际上，从槟城《槟城日报》副刊《野风》所发表的飘定的《南洋不是安乐窝》的言论，更可坚定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飘定认为在中国抗战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尽国民的责任，为祖国作出贡献。而文化人在认识上比之没有知识的人士对问题的看法会更加清楚，因此更有需要参与推动抗战的工作，以及领导民众参与这类的工作，因此不能逃避责任离开中国南来避难。他甚至表示：一些南洋的文化人为了祖国的灾难，已经北返救国，或者正在准备北归”^[15]。故此，一方面华人希望文人能留在国内推动抗战，但是另一方面又希望南来的文人能推动本地的文艺发展，这对当时的华人来说，心情确实相当矛盾。

战后，华文报纸纷纷复刊，副刊再次兴起了一股马来亚华文本地创作特点的讨论。1948年，《战友报》发表署名“周容”的《谈马华文艺》文章，喊出了“马华文艺独特性”口号，并称南来作家为“侨民作家”、“逃难作家”，指责他们头脑中存有“政治上的大国民思想”和“中国沙文主义”。随即，《南侨日报》刊登李玄的反驳文章《论侨民文艺》，认为文艺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能一律从本地南洋华人的视角出发，只刊发反映南洋华人的现实生活。他认为，刊发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也能促进马华文学的进步。

“赞同马华文艺独特性提法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民声报》的《新风》上，重要文章有知角的《是朋友，不是敌人》，光明的《我对马华文艺论争的意见》，马达的《我对于文艺论争的管见》，铁戈的《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西樵的《略论侨民文艺》、小郎的《从普遍性看出独特性》等。不赞同马华文艺独特性口号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南侨日报》副刊《南风》等，重要文章有金丁的《开窗子，透空气》，沙平的《牛角尖图解》等。”^[16]

1955年中国取消双重国籍，1957年，马来亚独立，华人纷纷入籍马来亚，获得公民权，本地意识和南洋华人主体意识再次出现在副刊当中。这种意识随着政治认同的改变和土生华人逐渐占绝大多数而占据上风。到了1975年，《南洋商报》副刊《读者文艺》再揭开一场关于“马华文学前途”问题讨论的序幕，不久，《星洲日报》副刊《文艺春秋》加入战团，刊登了许多主张发展马华独特文学的文章，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马华应脱离中国文化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发现它们骨子里仍然无法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范式。

近年来，马来西亚副刊编辑倾向于刊登本土化的作品，以培养马华文化，也借此推动华文的进一步发展，更希望通过副刊本土化，接近读者心理，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和购买报纸。

“中国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1989年1月同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学生谈话中谈到马华文学时，认为马华作家只有把自身所处的社会和地理环境写出来，马华文学才有本身的价值。刊登余光中此次谈话的《蕉风》424期同时刊出编辑部文章《脚踏实地》，也呼吁：中国港台大陆的文学我们可以学，而金矿还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开。我们不能老是遥遥望着北方写长江啊黄河啊……我们也不能一味怀古……我们要写本地的作品。文章随后指出，本地色彩绝非‘在作品中添上亚答屋、岩拉煎、穿沙笼的花蒂玛、带宋谷的莫哈末等字眼’，而是要在‘社会背景’和‘人性的描写、人生哲理、人际关系、人情世事等’方面都将‘根扎’于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这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马华作家们的自觉实践。而在这种实践中，写马来西亚华人的心路历程成为作家们时常开掘的本土题材。”^[17]

赞成马华独立发展的人认为，马华文化今天之所以被称为马华文化，就在于马来西亚华裔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也就是马华文化有它自己的个性。马华文化与中华文化有所不同，而且还跟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文化也有明显区别。文章认为，华人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精神上和心理构成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存在的基础，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联系马来西亚华人的精神和纽带。文中最后提到，传承于中华文化的马华文化，更应扎根于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并加以弘扬和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人的马华文化。

应该说，《星洲日报》副刊面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方向产生的困惑也是华社的困惑，它全面反映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生存与发展面临的被压制感，进而产生对自身发展的忧虑感。一方面，他们生长在马来西亚，无法舍弃对马来西亚的热爱，另一方面，他们对文化保护和华文教育经常感到有挫折感，但又不可能时时依靠中国，这样的矛盾心态就会产生走自己的路，但是又不完全斩断中华文化之根的双重人格。

马华作家正视融合于马来西亚的现实，出现了海外文学本土化的趋势，逐步摆脱单纯描摹个人身世命运的窠臼，开始用更现实、更犀利的笔锋，审视自己和祖先所热爱的中华故土。这是一种相当理性的态度。新一代土生华人作家大多熟谙当地语言，生活也更加当地化，其创作中更多糅合了异域的语言特点、表达方式。与以前相比，使用当地语言创作的作家也更多，这就带有明显的南洋文艺色彩。所以，笔者认为，创造马华独特文学，推动华文教育，丰富和完善马华文化，这是马华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和趋势。但是马华文化又植根于中华文化，因此，也要辩证地看到它与中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能硬性地全部斩断与中华文化的联系。马华文学还应从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吸取养分，不然的话，马华发展独特文学就会面临“缺氧”的困境。促进马华独特文学的发展，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首先任务就是要加强与中国国内文坛的交流和互动，增进了解，笔者认为，对文化母体的关注和理解，将给马华作家带来急需的“氧与水”，成为他们成功“突围”的一个契机，带给他们更多关于马华文学独特性发展的思考。

我们感受马华文学作品的本土特色时，会强烈感觉到这是一种多元种族文化融汇和交叉形成的风格。它表现为审美价值尺度上的兼容并蓄，对文化沟通的渴求。马来西亚土地上传统的豁达、乐观的文化积淀同华族坚韧而又积极的人生态度交相影响，激起作家对生活诗意的领悟，对生命情怀的想象，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使马华作品整体上给人一种达观、热诚的感觉。这种感觉交织着大马社会错综复杂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撞击、激荡，作品因此取得了较为丰厚的内涵，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