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阅听人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和方法

二、受众/阅听人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和方法

受众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是由受众研究的本性所决定的。这不仅从西方理论的发展中可以体察，从新时期中国受众研究的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来源于某个特定的观察点，“一个视角就是一种观察方法，一种分析特定现象的有利位置或视点。视角一词意味着每个人的视点或分析框架绝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现象，它总是有所取舍，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察者本人先有的假设、理论、价值观及兴趣的中介。”^[5]而受众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群”，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空间、一定社会背景之下的“共同体”或“亚公共体”。受众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对“人”的研究和认识，同时，受众研究的出发点是与媒介和传播发生密切关系的“人”，是一个随着媒介体制、传播手段等变化而变化的具体“人群”。人的复杂性、受众群体的变动性，决定了对于受众的全面研究不可能只是某个单一学科的任务，任何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话语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真正全面的关于“受众”的理论解释和说明。此外，受众研究可以从非常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或者说，受众研究的目的本身是多元的，它可能是出于商业目的，也可能是出于文化理解的目的，还可能是出于政治的目的以及其他等等，研究目标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研究方法的不同，其研究本身所从属的理论话语的类型也就非常不同。但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研究，不论从何种话语下描述“受众”，它们又都是关于“受众”的认识成果，具有认识的价值。所以，为了避免简单化，就必须采取更有包容性的多视角的观察方法。

所谓“多视角”的方法，就是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对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在受众研究领域，只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建立起多视角的分析，才可能把诸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语言学、符号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话语在“受众”概念中结合起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关怀阅听人。半个世纪来，西方受众研究的理论实践生动地表明，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理论话语、不同的学科思想方法在互相批评、互相吸收的过程中，不仅繁荣了学术研究本身，而且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人们关于“受众”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今天获得的关于“受众”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多视角的分析的综合。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当代特征的科学研究，是人类的认识发展到当代水平的标志，跨学科研究是与认识的深化和拓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受众研究而言，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可以消除原有学科之间的界限所造成的视野遮蔽，发现前人没有发现或尚待发现的问题。跨学科的受众研究，其基本目标是希望获得关于“阅听人”的全方位的认识。跨学科研究不等于多学科杂然相陈、混杂的研究，更不是取代专业的视角，相反，充分展开的跨学科研究需要更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而且在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之间，还存在一个联合、比较和综合地理解的过程。因此，跨学科的受众研究必定是一种复杂性的研究。

关于建立以问题为焦点的跨学科研究，早在20世纪之初的杜威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学科充斥、目的分散，以及结果所产生的肤浅现象，这是今天一个迫切的问题”^[6]。杜威并不是反对学科的分立，而是强调“在堆积大量目前事实的同时，如果要把这种所获得的知识加以明智的利用，就需要把这种知识放在一种历史的背景之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时代，美国的各大学纷纷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不仅融合了不同的学科范式，推动了以往被专业学科所忽视的领域，而且打破了专业的垄断，传播学的诞生本身就是极好的说明。

从方法来看，跨学科的研究强调以研究目标为中心的整体协调合作，利用多学科的知识解决复杂的问题，增加学科间的交流、了解，创造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跨学科研究与单一的学科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核心不是学科，而是问题，这也正是跨学科研究的活力之所在^[7]。跨学科的具体方法并没有一定之规，从原则上可以有方法的移植、方法的渗透、方法的融合等^[8]。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和奥地利学者J·詹奇认为，“跨学科”、“多学科”以及“超学科”的区别是，多学科是低层次，只是利用各门学科间的知识进行研究；而跨学科是中间层次，是多门学科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的研究；超学科是最高层次的、不存在学科界限的统一研究。从他们所作的区分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跨学科发展的阶段性。

跨学科的研究必然表现出方法上的多元性，而多元的方法必然导致多元的理论认识。从西方的受众研究看，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联姻出发，到走向“全面”的阅听人理论，在当前西方的受众研究中，人们对阅听人从不同方面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促进了各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发展。经验的实证学派、认知学派、结构功能学派、批判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以及诠释学派，都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透过这些来源于不同思想视野的关于“受众”或者说“阅听人”的研究，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受众概念既非完全不变，也非没有一定的稳定性；真正的情况是，模糊的组合、重叠的分层、不断的变化以及创新的用法，层出不穷，在受众心理及结构的层次上尤其如此，从而使每一个研究者都经常面临着挑战。

就当代思想和学术发展的一般境况而言，多学科、跨学科与超学科本身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多样性出发对社会进行的研究也由来已久。目前的问题是，受众研究在我国是一个新引进的学术领域，一开始就站在多学科的起点上，有可能导致一些问题，比如笼统、无确定感。所以我们应强调，多学科并非要消解学科间的传统差异，像后现代理论那样，把“一切连根拔起”；我们应认识到，学科间的差异和分歧是学科存在的方式和价值，要真正克服这种差异引起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困难，出路不在于从研究方法上强求术语和思想的一致性，而在于从不同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加强对话、比较，并努力寻求综合、全面的对问题本身的理解。

事实上，传播学本身的学术界限和范围从来没有被固定，而是在不断演变，这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社会化水平本身的不断变化有关，技术的发展必定改变传播的方式、途径，而变化了的传播必定造就变化的“受众”，关于受众的理论认识自然也因此而改变。从另一方面看，传播学作为一种交叉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总会涉及一些共同的、基础性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心理学和科学哲学等，因而，我们总是可以从多学科的视野出发，及时地解释和说明变化的“受众”和“传播”，并且在这些不同的研究之间建立起多样性的综合或统一。关于多样性的统一，德国学者迈因策尔在《物质、精神和人类的复杂动力学》中阐述道：

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政治学中，线性思维已经过时；复杂性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进化中最显著的特征。复杂系统的探究方式不仅能够战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隔阂，而且能够缩小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距离^[9]。

跨学科的研究要求多视角的分析和理解，要求在多样性的理论中寻求统一性，在一门学科内的研究也需要多视角的分析。比如，就我们对电视观众的理解而言，不可能仅仅通过分析经济对电视观众的决定作用，或仅仅通过分析电视观众作为公民的政治功能，或分析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具体构成，或其他的单一角度，就完结认识。即使我们仅仅从某一维度——例如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电视迷”，也应放在历史—社会的背景框架之中进行考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建立起尽可能丰富的对于“电视迷”的理解。

跨学科研究本身是存在悖论的。“范式”的提出者T·库恩，具有多年从事个人跨学科与多学科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之间也是不可翻译的。因此，在跨学科研究本身中存在着悖论，不同学科之间难以进行充分的交流，它们的合作必然存在着空隙和裂痕。而J·P·雷斯韦伯继而指出，跨学科在于辩证地看待不同学科间的差异^[10]。的确，跨学科反对学科的垄断，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体现了专门化和整合化之间的错位。但其实，这种矛盾是知识演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无法消除，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推动着知识系统不断地更新和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