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受众阅听人研究的意义

三、跨学科受众/阅听人研究的意义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社会进步与多元文化造就的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共生态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此相联系，社会科学中“对人的再发现”和自然科学中“确定性的终结”，对包括“受众研究”在内的所有学科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在全球化过程中显现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伴随媒介产业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政治神话一道而来；信息时代的网络技术和传播文化造就了新的“趣缘共同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受众学的研究视野，也必然表现出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的特征。由分门别类的关注延伸到全方位的把握，由对应用的强调上升到对理论来源的重视，体现了受众学说自我意识的不断成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是信息时代“阅听人”本质的多样性、多元性的逻辑要求，也反映了知识系统在信息时代自身的发展趋向。建立跨学科研究的受众学，其要义就是尊重受众，尊重文化。

从我国受众研究目前的水平和状况出发，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意义。我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媒介体系的市场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相对于这样的社会大形势，我们在受众研究上不仅投入非常不足，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更显落后。制约我们的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通常把受众研究理解为只是媒介机构、专门的传播学术机构关心的问题，没有呼唤众多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学批评家、心理学家的“受众研究”意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受众”、理解“受众”。毕竟，“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11]。

跨学科的受众研究不仅意味着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更意味着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现象的方面来理解“受众”，弄清它们是如何构成和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最近发生了哪些变化。要理解这些现象和问题，显然，我们的研究必须从经验的受众调查出发，运用实证的方法，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初级的描述水平上，而必须进一步对调查得出的结论和数据形成理论的认识。毋庸讳言，理论的贫乏，是我国目前受众研究的实际情况。要使得我们的认识达到理论的层次，跨学科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条捷径。

本书通过对西方受众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的介绍和梳理，发现西方当代的受众学说往往表现为一种经验的分析、历史的分析，还经常表现为一种文化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这一点对我们的启发是，受众研究的核心是指向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而不局限于媒介的自身利益。受众的本性，是媒介传播活动所造就的“人的群落”，从这个群落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无论在雅典的政治集会上，还是在17、18世纪的“阅读公众”里，他（她）在他（她）所诞生的社会里就担负起特别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是他（她）所属社会的政治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子结构”。只是到了媒介工业化时代以后，“受众”的经济功能才格外地凸显出来。由于“受众”具有如此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功能，我们的受众研究自然也有必要重点关注这一性质。显然，就对于“受众”的政治、文化、经济属性的理解和研究而言，我国的传播学者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向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文学理论家学习，而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也需要向传播学者汲取最新鲜、最丰富也最具有生命力的来自“日常生活”的片段和素材。因而，如果说泛泛而谈的“跨学科研究”可能带有理想化色彩，那么，在当前的受众研究中，对于传播学者而言，倾听、学习和思考当代文化批判的话语、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当代女性主义的思想、当代美学的观点等等，就尤其显得必要和富有时代意义了。正如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认为的那样，“对人类的一个封闭的、片段的和简化的理论的丧钟敲响了，而一个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时代开始了”^[12]。如果一个学科缺乏复杂性的意识，而它处理的却是所有对象中最复杂的对象，则不应发生的问题也许就发生了。

当今时代是各门社会科学不断分化，又不断交融的时代。作为跨学科研究体制国际化的标志，是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的成立。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召开了“科学与知识的边界”的跨学科会议，1991年，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发表了《巴黎宣言》，指出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经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的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严格地说，并没有跨学科专家，只有受跨学科性激励的研究者^[13]。正如华勒斯坦所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14]受众研究就是在各门学科和各个领域之间渗透、移植和融合中应运而生的。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传播学的学科创立人施拉姆1982年访问中国期间的一段话值得回味：“在未来的100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技术都同传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要涉及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15]

【注释】

[1]James Hay ＆Lawrence Grossberg ＆Ellen Wartella eds.，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Westview Press，1996.

[2]James Hay ＆Lawrence Grossberg ＆Ellen Wartella eds.，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Westview Press，1996，p.23.

[3]James Hay ＆Lawrence Grossberg ＆Ellen Wartella eds.，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Westview Press，1996，p.27.

[4]James Hay ＆Lawrence Grossberg ＆Ellen Wartella eds.，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Westview Press，1996，p.28.

[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440页。

[6]〔美〕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48页。

[7]金吾伦：《跨学科方法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

[8]同上书，第68—81页。

[9]〔德〕克劳斯·迈因策尔：《物质、精神和人类的复杂动力学》，曾国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0]金吾伦：《跨学科方法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11]〔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刘东主编，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序。

[12]〔法〕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法国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法国教育部顾问。他在近50年的研究生涯中，涉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均有重要著述问世。他的创造性在于给予自然科学以人文关怀，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提出了“复杂思维范式”。这是他在质疑西方社会传统的哲学、社会及科学观后提出的独特思想体系，在于批判西方割裂、简约各门学科的传统思维模式，通过阐述现实的复杂性，寻求建立一种能将各种知识融通的复杂思维模式。

[13]金吾伦：《跨学科方法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14]〔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3页。

[15]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