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的审视和反思

二、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的审视和反思

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传统的新闻写作研究已表现出一些明显的不足。

1．研究对象不明确，存在“跛足”和“越位”倾向

新闻写作研究的不足首先表现为研究对象的不明确。从理论上来说，新闻写作研究包含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谁也不会反对，可落实到实践却碰到了几乎难以逾越的困难。在写作中，内容层面往往目标明确，标准严格，指导到位，奖罚分明。因此，记者对内容大多都有较明确的标准和判断尺度，对内容的理论研究受到格外关注。而在形式层面，标准的制定和制约程度要宽松得多，这就造成新闻写作研究本不该有的尴尬局面:新闻写作研究主要地成了新闻内容的研究。对此倾向，我国新闻史研究专家方汉奇曾提出过批评:“不能光研究报纸宣传了什么，也要研究它是怎么宣传的?在宣传手法上有哪些创造?有哪些发展?有哪些经验教训?”胡乔木同志甚至主张把新闻史改称新闻业史，加强新闻业务史的研究，亦即应更多地对表现手法进行研究^[17]。显然，新闻写作研究存在“跛足”的倾向。

但另一方面，新闻写作研究却又存在“越位”的倾向，常常把“写作”研究扩大为“报道”研究。当“报道”作名词时，指新闻机构所发布的对新近发生和变动的事实的报道，包括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访问记、小故事等。当“报道”作动词时，它指一篇新闻作品从产生到传播出去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包含采访、写作、编辑，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报道”都不能完成，而“写作”只是这3个环节中的一个，此时的“报道”要比“写作”宽泛。当我们研究“报道(名词)”时，我们实际是对新闻各种体裁进行研究，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研究“报道(动词)”时，显然新闻写作研究已越位。我们认为写作研究被扩大为报道研究所指的即是这种作动词报道意义上的研究。比如，“新”是新闻的一个基本要求。要使新闻达到“新”，恐怕更多的要采访、写作、编辑三方综合考虑协同行动才能做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报道(动词)”所涵盖的范围。纵观大多新闻写作研究专著，包括教材，对新闻的“新”基本是从时效性、时新性、时宜性3个方面进行论述。其实，时效性问题涉及采访也涉及写作，时新性更多与写作相关，而时宜性较多地是从编辑角度考虑。显然，这些研究已溢出写作研究，属报道学的研究了。又比如，“真”是新闻的首要问题，也是根本问题，新闻写作研究也应花大力气进行研究。而要达到新闻的“真”，恐怕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多个层面去探讨，运用伦理学、叙述学、语言学等多种方法来研究才能把握。从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角度探讨“真”更多地属于新闻理论的研究范畴。新闻写作研究则应更多倾向于对如何表达才能“真”，如何避免表达上的偏误来达到“真”进行研究，从叙述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更符合新闻写作的研究思路。总体来说，发现是采访的任务，表达是写作的任务。学习新闻写作更多的不在于研究作品的“发现能力”，而在于“以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完全地覆盖那对象的能力”^[18]。还是真实问题，采访阶段主要解决素材的真实问题，写作阶段主要解决可信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写作是一个孤立的行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应有其独立的研究区域。一个专攻心血管疾病的医生并不意味着他就只看见心血管，也不意味着他把别的什么病也当作心血管疾病来治，但他主要研究和处理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报道研究显然已掺杂有游离于新闻写作学之外内容的研究。

总之，新闻写作研究对象存在“跛足”和“越位”的倾向，不仅妨碍对本学科内容的深入研究，而且与新闻理论、新闻采访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相混同，无法凸显新闻写作独立的学科地位，必然造成双重的失重。

但是，这远非全部。

2．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我国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成果丰硕，而且也开始尝试运用其他相关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虽然新闻写作研究还不至于完全沦为成堆的经验碎片，但大多数成果，或者说代表了我国新闻写作研究总体面貌的成果只是新闻写作的经验总汇，通常没有上升到理论的认识，更没有对它进行学理化。经验是通过归纳所得的知识，但任何归纳都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相对的。超过了一定的“条件”和“例外”，经验就成了纸上画饼。而且谁都知道背熟了新闻写作100法并不就意味着真正懂得写新闻，因为这些“法”只是具体的方法而非规律。正是由于新闻写作研究缺少从经验到规律的提升，因此常有业界人士把新闻写作研究成果称为“纸上谈兵”，一笑置之。

对新闻写作研究的这一现状，大多数新闻学者表示了不满——而且至今仍然不满。

樊凡恐怕是较早也是较集中地对新闻写作研究的弊端进行“炮轰”的学者。他在1986、1987两年时间里连续发表了《拓展写作研究的思维空间》、《模式突破与理论建设》、《写作学的现代化问题》、《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基础》等文章，直陈传统新闻写作研究的缺陷。他认为新闻写作研究主要存在4个方面的缺陷。首先是研究的直观性。他认为以往的新闻写作研究，大多“重感受而轻思辨，就事论事，理论色彩不浓”。其次是思考的粗泛性。新闻写作研究对不少问题的探讨是“点到即止，至门而返，只宣布应什么，不阐释为什么……更少实验的依据”。第三是论理的机械性。他认为，传统的写作理论一方面只讲分析而轻综合，另一方面把重点放在“事”上，忽视了人的作用。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对新闻写作艺术的轻视，给新闻公式化、概念化大开了方便之门。第四是体系的封闭性。表现一是“就新闻论新闻，思路狭窄”，不能“从旁邻学科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现代科学发展的新路”，即使是从邻近学科借用某些概念和技巧，又“缺乏消融创造的魄力”。表现二是述而不作。几十年来，全国(包括港台地区)出版的新闻写作的论著，“其逻辑框架、业务术语、论证角度、论证方法，都大体相同，甚至例文也有一些是辗转相沿”^[19]。他认为要建立现代形态的新闻写作学，这4个方面的缺陷非改不可。显然，研究的直观性、思考的粗泛性、论理的机械性、体系的封闭性的共同指向都是研究方法的不科学性和不合理性。

陈作平是在反思整个新闻学研究的不足中提及新闻写作研究的缺陷的。他认为传统的新闻研究把重点放在外向型研究上，对研究新闻实践的内在矛盾重视不够，导致新闻学缺乏成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品质”。其次，以往的研究完全按照实践的操作环节来划分，“这就决定了研究内容的技巧性、操作性强而抽象性程度不足，缺乏抽象的研究很难为理论的发展留下余地”。此外，新闻写作一味分解新闻种类，造成种类间的区别不很明显，让初学者容易产生混乱的感觉，导致学习者越来越丧失“完整的新闻观念”。因而他建议业务研究要从更高的层次，从记者认识论的角度来把握^[20]。看来他对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过多聚焦于新闻文体研究有极大的担忧。在他看来，过于拘泥新闻文体的研究不仅是新闻研究者缺乏理论深度的表现，而且还使本来就缺乏理论高度的新闻写作研究雪上加霜。

邵培仁则悲观地认为，包括新闻写作学在内的整个新闻学是“一门绝望的学问”，甚至预测其理论寿命“也许不会超越人类寿命的自然极限”。他的理由是，“传统新闻学一直没有冲出报学的藩篱，无法挣脱政治的束缚，以传者为中心，囿于静态的微观的研究，止于主观的经验的描述，视野狭窄，方法单一，缺乏宏观透视与整体把握，脱离传播实际，没有多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21]。

纵观以上不难看出，研究方法的缺陷是造成新闻写作研究诸多不足的关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22]，也就成了研究者们共同的心声。

以上对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的得与失的简单概括远不能全面准确，但它向我们昭示两点:(1)前人的研究令人瞩目，不管是研究的“得”抑或“失”都会使研究的后来者备受启发。(2)新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新闻写作研究亦处于探索时期，正如学者樊凡所说，在这一学科没有权威，也就不用迷信。对新闻写作研究来说，一切探索都是合理的。这一点，我们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