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学与新闻写作的关系

三、叙述学与新闻写作的关系

1．叙述化不等于虚构化

长期阻隔叙述学与新闻写作之间联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实际上来源于人们对“叙述化等于虚构化”这一不正确的认识。

人们之所以把叙述化等同于虚构化，首先是认为叙述学就是小说叙述学、文学叙述学。这主要源于叙述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大多为文学叙述研究的事实。正如戴卫·赫尔曼所指出的，“尽管结构主义者声称已经建立了一门叙事科学，一种能够应用于所有故事的充分描述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说，经典叙事学从未真正跨出文学部门。”^[48]但叙述学理论与运用叙述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毕竟不同。后经典叙述学也正是对此不满而强调了叙述学学科的开放性，不断从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从而形成了众多的跨学科叙述学分支。据考察，近年来叙述学研究延伸出的分支主要有:心理分析叙述学、历史纪撰叙述学、可然世界叙述学、法律叙述学、女性主义叙述学、认知叙述学、后现代主义叙述学、修辞叙述学及文化叙述学等^[49]。通过后经典叙述学家们的研究，人们越来越有理由相信，叙述学并不等同于文学叙述学或小说叙述学了。

其次，“故事”是叙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而“故事”又常常使人们联想起“虚构”、“戏剧化”。正如前述，叙述学研究的内容大致围绕两大层次展开。一是“故事”层次，旨在探寻故事情节的逻辑、句法与结构，更多关注“讲什么”。二是“话语”层次，旨在说明所叙述故事表现方式的规律，即故事转化为话语的种种方式，更多关注“怎么讲”。在叙述学中，故事只是叙述的所指或内容，哪怕这个内容可能会具有很低的戏剧性或很少的情节。而“虚构”、“戏剧化”等表现方式在叙述学理论中则属于“话语”的层次范畴。热奈特就曾明确指出，故事不同于虚构。“‘虚构域’一词，起初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故事的同义词而提出来，不免有些含混，我后来曾给以纠正。”^[50]

实际上，早在1966年《交际》第8期刊出“叙述结构分析”专刊时，叙述学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创立一个适用于各种表达手段的总体叙述理论。格雷马斯在1970年出版《论意义》一书的目的也旨在建立一个以“语意世界”为核心的超体类叙述学体系。此后的许多叙述学家也朝这个方向作了努力。叙述学作为一种理论，它一开始就是面向所有文本。

就研究的故事层次来说，虚构和非虚构事件都是叙述学的研究对象。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一书的开篇就把新闻报道作为叙述作品提出:“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叙事作品，新闻报道、历史书、小说、电影、连环漫画、哑剧、舞蹈、闲聊、精神分析记录，等等，都属于叙事作品。”当然她把新闻报道归入非虚构叙述作品。热奈特不仅也把新闻报道归入非虚构叙述作品，列入叙述学的研究范围，而且还为自己曾以虚构叙述“悄无声息地兼并了”整个叙述领域的做法做了道歉:“我显然应该承认自己的过错，我曾把一部显然是研究虚构叙事的专著命名为《叙事语言》，后来在《新叙事语言》一书中又重蹈覆辙。”^[51]

从话语层次上来说，非虚构的叙述理论和虚构的叙述理论并不被叙述学家们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方面。《叙事虚构作品》一书的作者里蒙·凯南认为，“在分析虚构作品时运用的一些方法也同样可以应用于传统规定为‘非虚构类’的作品。”^[52]所以，《叙事虚构作品》的译者就认为该书可译为《现代叙述学》^[53]，而韦恩·布斯自己也说，他的《小说修辞学》可定名为《叙述的修辞》，并说他在书中描述的那些手法能够应用到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非虚构类作品中^[54]。热奈特则不满于“以为虚构叙事文即完美叙事文”的状况，专门撰写了《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一文，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关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叙述体制方面的先天性区别并不像我们远距离设想的那么距离遥远，每种体制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纯洁。“一部童话与一部日记体小说之间的叙述学差异很可能超过一部日记体小说与一部真正的日记之间的差异，而一部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叙述学差异很可能超过一部现代小说与一部灵活一些的通讯之间的差异。”^[55]毕竟，“以文运事”抑或“因文生事”都离不开“文”。

使我们对叙述化与虚构化问题有更深入了解的是卢波米尔·道勒齐尔的精彩论述。在《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文中，他首先承认任何符号或再现都不能让我们看到真实或“钩住真实”。他认为历史世界和虚构世界必然都存在着断点，但历史世界和虚构世界建构之间所受到的限制并不等同，进行虚构的作家可以相对自由地扩大或缩小那些断点，以达到文体和体裁目的，而历史世界里的断点则受到认识论而非文体目的的限制，只有极权主义的历史才企图无所顾忌地在历史世界创造断点^[56]。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托多罗夫在《叙述的结构分析》中所说，“没有一种社会科学(或任何科学)能够完全避免主观性，选择某一组概念、而不选另一组，这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主观的决定;但不作这一选择，我们又一事无成。”^[57]不可否认，历史即话语，叙述在符号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构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叙述化就等于虚构化。叙述演化出世界，这是不变的，但并非所有这样的世界都是虚构的。

2．文本的策略:叙述学与新闻写作学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旦拆除了“叙述化等于虚构化”这堵厚重的人为的墙，你会发现，叙述学与新闻写作之间的关系原来如此地密切。

新闻写作教科书认为，“新闻写作学研究的对象是新闻报道作品以及这类作品的写作原理、写作规律、写作技巧以及相关的知识。”^[58]按此理解，新闻写作研究的对象是“新闻报道作品”，也就是新闻文本，而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新闻写作的原理、规律、技巧等，也就是文本的策略。

与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研究不同，叙述学不是通过叙述作品来总结外在于叙述作品的社会心理规律，而是从叙述作品内部去发掘关于叙述作品自身的规律。在这种理论主张的影响下，叙述学将研究的范围减缩到作品的本文，即泛指打破体裁种类局限，一切带有“叙述性”(narrativite)的文本。西方叙述学有“经典”与“后经典”两个不同派别。后经典叙述学是经典叙述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结构主义、历史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文化研究等新兴学派的影响发展而来。但它不是对经典叙述学的简单重复，其最根本的转换是对作者、文本、读者和语境进行全盘考虑。但后经典叙述学研究仍围绕文本进行，只是经典叙述学研究的是割裂了与外界联系的文本，而后经典叙述学研究的是受文本语境影响的文本。有学者干脆说: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文本的理论^[59]。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60]，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新闻就是书写历史。而怀特早就论述过，建构历史的过程就是叙述化的过程。“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的种种阐释。这种阐释可以采取若干形式，从简单的编年史或史实目录直到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对表达的叙述方式的处理，要把对象作为独特的‘历史的’现象来把握，这种叙述方式是至关重要的。用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说没有叙述就没有独特的历史话语。”^[61]正是在此意义上，怀特说:历史，不过是一些文本。我们清楚，没有记者的转述，新闻事实不会自动钻进受众的头脑。新闻事实在新闻导语、主体、背景中的叙述表达正是记者让受众把握事实的独特方式。还是套用克罗齐的那句名言，没有叙述就没有新闻。新闻，也不过是一些文本。

新闻是用事实说话，新闻走下生产线必须经过两道框架的建构。一是意义的框架，即“说话”，二是叙述的框架，即“用事实”。在这两个框架中，叙述框架是最后一个框架，它对意义的框架也有框架的作用，亦即“说话的方式是用事实”。怀特把它叫做“转义性的话语技巧”，而托多罗夫则揭示出这种技巧的奥妙在于“分割与排列”，“作品正是借助于单元和单元搭配的规律性反复才显示其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具有了意义”^[62]。如果用传统新闻写作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通过选择事实和安排事实来达到说话的目的。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的作者梅尔文·门彻教授将新闻描述为“选择的艺术”。

卡西尔曾在《人论》中说，“艺术，意味着对象被转变成了形式。”无论是叙述学的“转义性技巧”，还是新闻学上的“用事实说话”，它们所共同追索的不正是这种艺术吗?或者我们用“策略”这个词。“策略”并不意味着真理和目的，它只是人为的计策，是某种“方法论的领域”。叙述学和新闻写作学实际上都在苦苦寻找一种策略，文本的策略。

正如前面所说，作为一种理论，虚构和非虚构事件都是叙述学的研究对象，新闻叙述只是叙述学研究中一个极小的部分。实际的情况是，许多叙述学著作只是把新闻当作一个极简单的案例，叙述学理论可以推而用之，在其身上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当然，也有学者在哀叹虚构叙述日薄西山的同时，又在不失时机地贬损新闻叙述是身边的琐闻，但却又不得不承认新闻叙述在现代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63]。我国的叙述学家申丹教授认为，叙述学界重虚构轻非虚构的倾向并不是叙述学本身的问题。那么，不利用叙述学研究新闻叙述，恐怕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