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中的艰难发展历程

二、纯客观视角:挑战中的艰难发展历程

新时期对全知全能视角独尊地位展开挑战的第二个叙述视角是纯客观视角。然而由于只有对客观效果的热切渴望而无理论的指导，这一步走得相当艰难。

1．在“有我”与“无我”中摇摆

纯客观视角最大的特点就是排除一切主观思想，看人看物就像一架没有感情、不会思想的摄像机一样。“我是一部打开了遮光器的摄像机，很被动，只是记录，什么也不想。”^[18]所以，有人也把纯客观视角叫做“摄像式视角”。纯客观视角是所有视角中受限制最多的一种，叙述者既要遵守一个固定的视点，又不能对当时所见所闻之外的任何东西有所表现。从严格的理论要求来说，纯客观叙述要排除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叙述干预。正如摄像机，它不进入任何人的内心，也就不能说出任何人的内心想法;它拍不到任何不在场的东西，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突破时空的背景材料介绍;它没有思想感情，所以不能解释评论任何事，甚至不能选用形容词副词来展示自己的见闻。罗兰·巴特给这种叙述起了众多的名字:“零度写作”、“非语式写作”、“新闻式写作”、“毫不动心的写作”、“纯洁的写作”等等:

比较来说，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作，如果说新闻写作一般来说未发展出祈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即感伤的形式)的话。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又毫不介入，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19]。

这众多的名字其实只有一个指向，表明叙述者主观意识的缺失。对强调客观公正的新闻来说，这种视角显然天造地设非此莫属。但在现实中完全能做到这点的新闻报道很少。在我们分析的样本中，虽都是获奖作品，能确定为纯客观叙述的新闻也就只有4篇，只占0．6%，而且这些新闻还都多多少少出现一些视角越界现象。

人物限知视角与纯客观视角两者都从固定的视点出发来观察叙述事物，因而两种视角都给人历历在目的现场感。但两种视角又有不同，人物限知视角是人格化视角，固定视点是“人”，所以只要属于这个视点人物，“我”的判断、评论仍可表达，人物限知视角可以“有我”。但纯客观视角的视点是“摄像机”，因而所有的表述都要排除人物主观思想和感情，纯客观视角必须是“无我”。由此，从全知全能视角到纯客观视角要跨过两道门槛:一是视点从不定到固定;二是信息内容从“有我”到“无我”。不难看出，突破全知全能视角，人物限知视角只需跨过第一道门槛，相对要容易一些，而纯客观视角则要艰难得多。考察新时期新闻视角的变化，突破全知全能视角新闻独霸地位，如果说记者在采用人物限知视角叙述策略上得心应手的话，那么在使用纯客观叙述的策略时则显得捉襟见肘了。特别是对习惯于凡事爱指手画脚的记者来说，要让他在新闻中做到“无我”实在不易。在考察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记者似乎有意摆脱全知全能的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可写着写着往往又回到全知全能的老路。如《国王访问农民家庭》(1981)。

这是一篇含有纯客观视角的复合视角新闻。新闻的前两段以全知视角对基本事实情况进行概述，尔后，记者抓住比利时国王在参观归途中突然下车走访一个农民家庭的场景进行描写，记者努力像一架摄像机一样，对农民家庭的环境、国王和王后与女主人的对话、在场人员的笑声等一一录入镜头。虽然在叙述中叙述者还是有一些视角越界的现象，如“诱人的香味”、“贵宾”、“按当地的习惯热情地”等，但仍能发现其追求客观的良苦用心。可惜，那片总也驱散不了的“我”到末尾又飘回来了，记者以全能姿态来了一段纯属“蛇足”的评论^[20]。尽管如此，这种半途而废的纯客观视角在新闻叙事方面的探索仍很有价值。

2．运用手法不成熟的表现

在追求客观视角时，一旦记者无法避免主观意识的流露，达到一定量时，纯客观视角叙述的追求就只能变为人物限知视角叙述的实际。《人民铁道报》1992年11月17日发表一篇新闻:《向劳模鞠一躬》，作者刘英贵、周子平并不像许多限知视角新闻一样，让记者出场，“记者看到”、“对记者说”的字样并未在新闻中出现，全文大部分是一部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摄像机录下的情景，然而记者的叙述痕迹还是在多处不经意地显露出来。虽然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客观叙述的努力，但严格来说，它还是流露了过多的记者主观痕迹，仍属一篇人物有限视角新闻。此类无法排除视点人物主观思想情感流露的新闻在笔者所考察分析的文本中不在少数。

而即使是在我们认定为纯客观视角的新闻，像《经济学家赶集》(1980)、《邹振先惊人的一跳》(1981)，也仍然留有记者叙述干预的些许痕迹。如“薛暮桥同志高兴地说”，“一位罗马尼亚姑娘立即跑过去热情地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等等。“高兴”、“热情”只能是“人”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和揣摩，摄像机只能拍录下“薛暮桥同志笑着说”，“一位罗马尼亚姑娘跑过去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这种叙事权限范围的超越可看作是记者全知全能叙述习惯不小心的流露。只是这些痕迹较少，我们仍把它们看作是纯客观视角叙述。

以对话为主对新闻事件进行叙述是新闻人对客观叙述追求的又一个明显的踪迹。1987年间，为了加快我国民主化进程，我国由上到下提出了要切实开辟多种形式的对话渠道的建议，尤其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新闻媒介关于对话的报道逐渐多起来。当时，《人民日报》经济版还开辟了“经济生活对话录”专栏，专门发表记者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1989年穆青同志在《中国记者》上发表文章《多写实录性新闻》，介绍了美国记者特克尔《大分裂》一书的写作方法。此书作者花费数年时间深入社会，用录音机记录下各界人士的谈话，然后整理成书，书中所写几乎是被采访者的原话。穆青同志认为这种方法“有许多可取之处，值得我们借鉴”^[21]。在新闻实践中，许多记者开始有意识地在叙述中部分放弃记者叙述角色，直接用人物语言来展示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如《总书记的问候》(1989)^[22]、《查市长》(1990)、《总书记晤见小和尚》(1991)等。

但这些对话新闻往往并未能保持纯客观视角的统一，最常见的做法是在新闻的导语或开端用全知视角介绍事件的大致，或是在叙事过程中换成全知视角来一段有关事件的背景介绍，或者也可能是在新闻的结尾记者站出来以全能姿态对事件作一番评判。对这些存在纯客观视角叙述成分，却并未能保持视角单一的新闻文本进行分析，许多新闻之所以不固守单一客观视角，并非为适应叙述本身需要的有意识行为，更可能的情况是视角意识的缺失和对视角叙述技巧的不娴熟。

对新闻文本进行考察，我们还发现大量的外交会见、会议新闻、访问录等形式的新闻常常会较多地运用对话进行叙述。但这些新闻却又都存在着一个倾向，即在新闻叙述中，不仅删去了叙述者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和对事件的评价，连事件发生的场景、行为呈现也删去，只保留对话或语言。这样的新闻只录所闻不录所见。按热奈特的观点，纯客观视角实际上就是通过讲述(telling)“尽可能多的内容，又要求尽可能不留下讲述的痕迹”来达到展示(showing)目的。“是最大的信息量和信息提供者最小的介入”^[23]。那种只录声音、不录“图像”的摄像机总不是那么“正常”，它并不能向人们提供最大的信息量。这样的纯客观视角叙述未免大大限制了这一视角所具有的优势，不应该算是纯客观视角叙述发展的正路。

所以，以这样的标准来评判另两篇纯客观视角叙述，其缺点也就越加明显。1987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作品《“吹灯兵”的情怀》(1987)，在开头交代时间:1987年5月27日，地点:炮声隆隆的老山主峰，谈话人:一连阵地长张玉江。之后全部为主人公语言的记录，虽然主人公叙述语言生动形象，但仍无法完全弥补视觉信息缺乏带来的遗憾。1998年8月13日天津《今晚报》刊登的《令人心悸的“红包”》(1998)我们认为它基本实现了事件的自然呈现。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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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开头记者对事件的全知介绍，没有事后记者的道德评价，也没有叙述中记者情感的宣泄，背景的介绍也小心地通过人物语言(比如用来信的形式)叙述，叙述者几乎了无痕迹，借用热奈特的话说，就是事件“一边在故事的地平线上出现，一边被写下来。在此没有人讲话;事件似乎在自我讲述”^[24]。但由于事件较多采用的是当事者的语言叙述，没有冲突现场的实录，纯客观叙述的现场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如果仅从这个角度考虑，后期两篇纯客观叙述新闻反而没有前期两篇纯客观叙述新闻成功。但后期两篇纯客观叙述新闻所报道事件的复杂程度远非前两篇新闻能比，记者却仍能保持单一的纯客观视角叙述，这应该可以说明纯客观叙述手法的运用在走向成熟。

当然，指出样本中仅有的几篇纯客观叙述新闻的不足，并不是要抹去记者对客观叙述方式积极探索的功绩。恰恰相反，客观叙述方式进一步退半步的艰难历程正说明记者此种追寻和探索所蕴含的巨大意义和价值。成功范例的缺乏并不说明它不存在，况且，我们目力所及仅为新闻作品沧海中的一粟，加上复合视角中纯客观视角叙述成分的存在，我们仍把纯客观视角专门提出来，认为它是新时期新闻视角转变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