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转变的实质

一、视角转变的实质

1．反映社会生活视域更开阔

视角是从作者、叙述者的角度投射出的视线来感觉、体察和认知叙事世界;假如换一个角度，从文本自身来考察其虚与实、疏与密，那么得出的概念系统就是:聚焦与非聚焦。视角讲的是谁在看，聚焦讲的是什么被看，它们的出发点和投射方向是互异的^[26]。也就是说，着眼于叙述者，视角问题成为叙述者的角度问题，不同的视角即意味着处于不同位置的叙述者来看。着眼于文本，视角问题成为聚焦方式问题，“就像欣赏一幅画，看得真切与否取决于与画的距离，看到多大的画面则取决于与或多或少遮住画面的某个局部障碍之间的相对位置”^[27]。视角正是起到那画框的作用。总之，不同的视角错综复杂地联结着谁在看，看到什么，谁在说，如何说等问题，它决定着文本的“召唤视野”。

确实，不同视角下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比如，以亲人的人物限知视觉来展现的先进人物肯定和记者全知全能视角眼中的先进人物不同。我们通过《情切切意绵绵》(2002)中亲人的眼光看到的郑培民，就与《公仆本色——追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同志》中的郑培民不一样。全知全能视角下，郑培民是个一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先进模范人物;而妻子杨力求眼中的郑培民则是一个浪漫柔情、血肉饱满的好丈夫。又比如，全知视角下的比赛让我们对比赛的总体信息有所把握，运动员人物限知视角下的比赛让我们体会什么叫拼搏(如《汉城决战最后40秒》(1986))，而摄像机镜头下的比赛(如《邹振先惊人的一跳》(1981))又让我们看到了比赛进行中的紧张和热烈景象。都说新闻就是历史，即使知道新闻所构筑的是拟态环境，但人们头脑中的世界的影像确实主要是由大众媒体构建的。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前与改革后的社会生活图景差别巨大，在众多原因之中，人们是否意识到，新闻在构建世界图景过程中，单一新闻叙述视角下的生活图景单调、有限，而多元新闻叙述视角下的社会画卷绚丽多姿?

当然，听惯了记者全知全能叙述的口吻，换一个当事人的口吻来叙述，也将会改变我们脑子里事件的模样。比如《妈妈教我放鸭子》(1983)。一个不满18岁的女娃子一个人在野外放鸭子不害怕、不寂寞?如果她说不，你肯定认为她在说假话。然而，当你读完新闻，或者更确切地说，听她说完那一番话之后，你理解了“我又不是光杆司令，我有1 000多名鸭兵!我爱它们，它们也拥护我”的真正含义。不运用人物有限视角叙述，读者不可能这么直接地走进这个女孩儿的内心。又如《请你理解我的爱》(1985):“我后悔见到她太晚，我也没想到她这么年轻。”通讯第一段就充分展露了人物限知视角叙述的不同凡响。以全知全能视角来写一个正常姑娘与残疾人的爱情，除了歌颂正常人的牺牲精神和普通人对她的钦佩，甚至是怜悯之情外还能有什么呢?但以一个同是女人的眼光和声音来叙述女人的爱，换来的却是一个不同传统的以爱写爱的主题，也只有从女人而非记者这一人物限知视角来叙述，才更容易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姑娘的幸福”，而不是“姑娘的奉献”上，也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她的爱。

那么，新闻叙述全知全能视角从改革前的超过90%下降到平均低于70%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说，那是多元视角新闻叙述为我们带来的惊喜:反映社会生活视域开阔，图景立体。

2．使新闻更生动、形象

视角“实际上是作品表达出来的世界感觉的角度、程度、层面和方式”^[28]，既然不否认视角是一种文本策略，视角转换的一个主要的动机也就来自对不同叙述效果的追求。按照叙述学理论，每一种视角都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也就是说，文本种种不同叙述视角的运用都会引起读者种种不同反应，产生大相径庭的阅读效果。这些不同的叙述视角本身虽然——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并无优劣之分，但如果全知全能叙述成为新闻叙述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叙述方式，新闻给人的总体感觉必是生动性不足，说教味太浓。而新时期新闻叙述视角由单一视角向多元视角转变，增加了人物有限视角、纯客观视角叙述的分量(复合视角基本也是这两种视角与全知全能视角的组合)，无疑使新闻叙述效果更靠近真实、更靠近生动。

人们认识世界总是以我为中心向外扩展的，无论是观察事物的眼光还是把握事物的意义。同时，世界万物以及纷繁的现象也因有了“我”这个统一的视点而具有整体感，使复杂的事物现象变得可以理解。也就是说，确定一个固定的视点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现实方式。在人物有限视角、纯客观视角叙述中，叙述者把观察事物和把握意义的视点落在一个人物或摄像机镜头这一固定视点上，并让它们像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或摄像机镜头一样，受到各种各样的权力限制。从人物来说，他只可能直接经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情，对因时空距离而未曾亲历的事件只能转述。他只可能知道自己的内心，对他人的内心世界，他只能猜想，但无从得知。而对摄像机镜头来说，它连猜测都无权使用。这些限知视角以对现实生活的逼真模仿来限制自身的权力，无非是想达到真实的幻觉。而全知全能视角的不定点透视虽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也暴露出其虚构的特性。这也许正是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物有限视角和纯客观视角比全知全能视角更为真实的一个原因。

全知全能叙述是回头看的叙述者对一切了如指掌。对叙述者来说，整个事件是已经过去的、完成的、从外面看的事情，叙述所指只能是一个追忆对象，叙述者是“先生活，后叙述”。而限知视角叙述有一个固定视点，不仅突出叙述者的“在场”，而且“同时”，无论是人物还是摄像机镜头，都是“一边生活，一边叙述”，是现场即时的“同步叙述”。从《陕北有煤海》(1984)、《战后谅山》(1979)、《飞天凌空》(1983)、《令人心悸的“红包”》(1998)、《海拔4 161米:总理跟我们合影》(2005)等新闻中，都使我们体会到了这种“正在过的生活”，而非“追忆中的生活”。一般来说，叙述即意义的给定。全知全能视角叙述过去的事情，自然会、也完全有理由对事件做出回顾性的反思和评论。而限知叙述因为总是“在路上”(海德格尔语)，因而给人一种叙述“非自觉的”印象，好像叙述者无暇给事实框定意义，所叙事件“既没有本体论的封闭，也没有认识论的封闭”。尽管有学者谨慎地说这也许是“一种偏见因素”^[29]，但这样的叙述还是让我们觉得更原汁原味，也更真实、更可信。

心理学告诉我们，写感知还是造成生动形象的主要方式。最生动的事实是五官所感知的事实。所谓感知，即感觉和知觉的统称。它主要来源于人在认识事物时产生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叙述感知之所以会使读者在阅读新闻时产生生动形象的感觉，主要是读者在阅读新闻时，通过词的诱导，在头脑中唤起了表象。心理学认为，词的刺激可唤起表象，但并非所有的词都能唤起相应的表象，达到生动形象的效果。表象是由人的五官感知而来，因此，一般来说，那些具体描述五官对客观事物进行感知的词，如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尝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等等，最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表象，也最能让人产生身临其境、历历在目的生动形象感^[30]。而这实际上正是从人物限知视角出发来对事物叙述。对新闻文本中人物限知视角叙述部分进行分析，你会发现，这些地方哪一处不是在叙述感知?比如《战后谅山》，通篇都是写记者这个视点人物的感知。随着记者“在蒙蒙雨雾中来到谅山市北区的一个高地旁”，我们“看到那里停放着一辆守敌的指挥车”，我们听到“解送这辆指挥车的战士告诉我们，一个上了岁数，脑袋已经秃顶的敌指挥官被击毙在这辆车上”等等。甚至我们可以说，感知叙述是限知视角叙述的标志。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托马舍夫斯基把人物限知视角叙述称作“具体讲述”，全知视角叙述称作“抽象讲述”^[31]。具体是与感知相连的。同样，纯客观视角虽然权限范围比人物限知视角缩小，无法叙述嗅觉、味觉、触觉，但它叙述的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主要来源——视觉和听觉，纯客观叙述既能使人产生生动形象感，又由于它滤掉了主观性更强的嗅觉、味觉和触觉，因而比人物限知视角叙述显得更为客观。不管怎么说，“借助感知，世界在我们面前‘成形’”^[32]。

顺便提一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客观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着的，因此描述五官所感通常带有动词。西方记者提倡写新闻多用动词，其实可以理解为要多描述五官所感。其实，每一个动作描述的背后都有一双观察的眼睛(包括镜头后面的)，难怪热奈特说，“任何动词都很难完全不产生描写后果”^[33]。

当然，我们不能说是记者在新时期对新闻叙述视角从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自觉行为，导致了改革开放后新闻叙述增加了生动性、形象性，因为从新闻写作实践来看，视角意识似乎一直不在新闻人的视域内，但你却无法否认新闻视角转变与新闻真实性形象性增强之间存在一种互相确认的关系。

实际的情况是，新时期新闻叙述越来越真实、生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不赘述。

3．记者对新闻事实的阐释更开放

全知全能视角的叙述者是个“上帝”式的叙述者，它全知全能，无任何角度限制，所以热奈特称作是“零聚焦”或“无聚焦”。他对事件及真相洞察透彻，它一方面有权说出任何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信息，把所有信息毫无保留地直接传递给读者，另一方面它又以权威的口吻建立道德标准，对事件发表看法，进行评判，将道德信息明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

本报讯黄牌7块，红牌两块，这是昨日下午广东队对天津队一场比赛中出现的罚黄、红牌数字。这是一场“比”粗暴作风的不光彩表演^[34]。

在此，读者阅读新闻只需接受，无需推测，无需判断，全知全能视角新闻为读者提供的是一个终极结论。与全知全能视角不同，人物有限视角的叙述者则已降格为活生生的人物，它必会受人物视角的限制，仅能看到人物视野之内的事物，即“内聚焦”。并且他会因人物个性、知识等的不同而对事件带有偏见，他的意见是个人性的。读者在阅读时，需要积极投入阐释，才有可能对事件有全面真实的了解。为此，它给读者提供的往往并非一个终极的结论，而更可能是一个开放的结论，必须由不同的人从多个角度来对事件进行思考才能寻出最接近事实的阐释。所以，《“富光棍”之谜》(1985)、《“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1986)、《这条高消费“邮路”该不该堵?》(1986)、《这个头，带得好!》(2005)等，就为读者提供了多个人物从不同角度对所报道事件的叙述和思考，各人叙述都为自己所知范围，也都从自己角度出发发表意见，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事件的立体图景，而且还为读者提供了看待事物的多个角度，评判事实的多种方法，多种诠释。但这些只是参考，最终结论还得由读者自己做出。

而下面这篇新闻则向人们提供了另一种诠释事实的方式。

9月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大厅门口，邓小平握着尼克松的手说:“我们又见面了。”尼克松问:“身体好吗?”邓小平指着不久前在北戴河海滨游泳时晒黑的脸膛说:“这是下海的成绩。”说着哈哈大笑。尼克松说:“和你一样，我也喜欢下海。”邓小平笑着说:“那我们是同行。”

宾主坐下后，邓小平对尼克松说:“你比过去更年轻了。”尼克松笑了:“人家都告诉我，你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很会说话。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身体很好。我很羡慕你，还能有这样好的身体下海游泳。如果你有时间，应该写本书，谈谈如何使身体保持健康的。如果在美国出版的话，肯定很有销路。”邓小平说:“没什么秘诀，第一是保持乐观，第二是少做事情。无忧无虑，又少做事，身体总会好起来的。”“我现在算是最闲的人了。事情都由别人做。”尼克松说:“你曾说过，让年轻人来做工作，承担更重的担子。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中的几位，感到他们都很能干。”^[35]

这篇题为《尼克松希望邓小平写书》的新闻发表于1985年12月。新闻以纯客观叙事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两国领导人会见的短暂一幕。此时向人们叙述的是个没有思想、排除主观的“摄像机”，它只提供事实，不深入内心，也不对事实进行深层思考，是“外聚焦”。此时，人们阅读新闻好似已躲过了叙述者这个中介，直扑事实本身。读者要对事实进行阐释只能全部依靠自己的思考。阅读此篇新闻，读者可以把它作为一篇名人趣事来看，也可把它当作一条关于如何保持健康长寿的信息来读;如果他是一位对时事政治颇为关心的读者，也许他会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局势稳定，改革开放不会变。因为当时正值西方盛传邓小平去世，也许他会意识到新闻是有针对性的。但新闻本身没有提供任何结论，新闻只给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空间。结论必须由读者自己做出，而且还会因人而异。

从此我们可看出，视角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视角的变化实质上是叙述者对事实阐释方式的变化。叙述视角从全知全能到人物有限视角到纯客观视角的变化，相应地，叙述者对事实的阐释方式也就从独白阐释到多元阐释到无阐释演变。打破传统单一全知全能视角，也就意味着新闻对事件由独白阐释、终极结论向多元解读、开放结论的默许，是语言“暴政”、意见“专断”的终结。

4．新闻叙述者由完全公开逐渐走向隐蔽

事实上，无阐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罗兰·巴特所说的理想的“纯洁的写作”，也是“一种以沉默来存在的方式”，它的“不存在正与它的存在同样是有意义的”^[36]。不管怎么说，记者意图以议论还是以激发、诱导方式出现，都无法抹杀其存在的现实。因此，同一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叙述视角的不同实际上是叙述者公开或隐蔽的问题。全知全能叙述是叙述者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人物有限叙述，可以看作是叙述者躲在人物背后，或化身为人物，借人物之口表达叙述者的意图，此时的叙述者是戴着人物面具(拉丁文personae)的叙述者，他隐而不退，只是发表意见的方式较为隐蔽而已。而纯客观叙述中，记者完全避免全知全能的评论仍不够，它还要想办法让读者产生错觉，“以为他沉默地坐在舞台后面，像上帝一样客观地打量他的手工制品”，甚至让读者错以为他不存在^[37]。此时的叙述者完全隐身于具体事实背后，好像事实本身在叙述，叙述者完全缺失。这种叙述与新闻写作的主要方法——“用事实说话”似乎有许多共通之处。新闻用事实说话的主要方法，是记者通过精心选择事实及安排事实呈现的方式来达到传达意见的目的。新闻写作的精髓在于:新闻说话靠给定事实，而非给出观点——新闻叙述者完全隐身于事实背后，甚至似乎完全缺失。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全知全能叙述向人物有限叙述向纯客观叙述的递衍过程，也是叙述者从公开向隐蔽向缺失的转变过程。新闻视角从单一视角向多元视角的转变，是叙述者逐渐减少公开露面机会的转变。

不仅如此，随着分析的进一步深入，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在全知全能视角这种新闻叙述中，同样也存在叙述者对事件的干预越来越少，或者说越来越隐蔽的倾向。那么，我们的样本分析是否能精确地为我们描画这一变化轨迹呢?

为此我们参照董小英对视角分类的方法，将全知全能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和全能视角两种。董小英认为:“‘全知’与‘全知全能’应该分开。全知全能是神仙的视角，而全知则可能是客观观察的视角，知情者的视角。”^[38]也就是说，全知叙述者只是全方位把事实传递出去，并不更多地对事实进行评价。而全能叙述者不仅对一切了如指掌，而且真理在握，享有指点江山的特权。由于全知叙述者并未像全能叙述者那样毫无顾忌地进行评论干预，因此全知视角的叙述者比全能视角的叙述者更隐蔽。为此，我们把样本中的全知全能叙述新闻再分为全能叙述和全知叙述两类。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头几年新闻全能叙事呈大幅度下降趋势，1976年全能叙述占80%，到1980年则降到13%，此后有所回升，并有反复，到1994年以后又呈明显下降趋势，从1994年占38%下降到2001年的占10%(见图五)。

而消息类在这方面的变化更大。从1976年至2001年，全能叙述基本呈直线下降态势，其中有一半年份全能叙述低于20%，而1993年、1997年、1999年3年更是降为零(见图六)。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新时期新闻叙述者在新闻文本中的总体趋势是:由完全公开走向逐渐隐蔽。

图五　新闻全知、全能视角比例图

图六　消息全知、全能视角比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