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转变的原因

二、视角转变的原因

1．观念的转变

然而改革开放后，又是什么使新闻叙述者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威，从前台转向隐蔽呢?从新闻叙述视角变化图来看，1978年开始，新闻叙述多元视角即掀起波澜。是谁弄皱了新闻叙述单一视角这一池春水?正如以上的分析，新闻叙述视角的转变并非由于叙述视角理论的指引。表面上看，视角的转变只是记者们对叙述产生的真实、形象等效果不懈追求的结果。然而，这一追求为什么在此时会激起人们如此的热情?或者说，是什么为视角转变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大舞台?我们很难确证某一种视角叙述的出现同人们某种观念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以观念的变化来解释视角转变的状况却十分恰当。不管怎么说，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观念只是一种幻想。新技巧只有符合当代人的当代目的时，才可能真正被感知和利用。我们认为，观念的变化才是新闻叙述视角转变真正活跃的因素。下面是4个最主要的方面。

(1)读者意识的觉醒。

在我国，长期以来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的记者是政府的喉舌，他们是政府重大决策和活动的宣传先锋。因此，记者虽没有任何具体的行政和司法权力，但他在老百姓心目中仍代表了一部分政府形象。从政府那里，记者被大众无形中赋予了许多额外的“光环”。与此相应，记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拥有俯视芸芸众生的特权，新闻宣传也就得以传者为主，从传者的主观愿望出发。无论如何，驾驭新闻事实材料的缰绳始终牢牢抓在记者的手中，他对来自各方的现象甚至外人不见的不同人物内心的想法和行动的动机都能了如指掌，对事物的性质也能洞察若明，并能做出道德判断。而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新闻所宣传的一切，包括事实及对事实的评论。另一方面，中国的记者曾拥有极高的威信和权威，使中国老百姓甚至地方政府对记者满怀信任。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仍能看到当地政府把记者当作上级领导看待，主动汇报工作的痕迹(如1993年的《举报人的命运》)。这样，记者也就没有必要隐蔽自己的声音，相反要公开表露自己的意图，用毛泽东当年的话来说，就是“毫不吞吞吐吐”^[39]，新闻叙述者甚至可以在新闻中发号施令。全知全能单一新闻叙事方式的形成，毋宁说是作为权威的记者与对记者充满信赖的读者之间的一种共识。

然而随着新闻功能的全面确认，以及“文革”中新闻被“四人帮”利用而造假的真面目的被揭穿，新闻曾拥有的非常态的权威开始滑落。同时随着“新闻等于宣传”观念的被纠正，记者与读者之间所订立的“宣传者与被宣传者”的关系的契约也被打破。正如李普曼所说，宣传就是“一帮能够阻止人们独立观察事变的人，在按照自己的目的编排新闻”^[40]。当宣传不再是新闻的主要任务时，人们也就有了独立观察事变的愿望。

这一愿望使尘封已久的读者意识开始觉醒。1982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职务的安岗还提出要把“研究我们的读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1981年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以编辑部名义刊登《向读者汇报》，说明一年来对读者来稿来信51万件的处理情况。1982年11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参加，对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的一项调查活动在当时影响空前。此后，各类读者调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86年8月12日—31日，《人民日报》还在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个市、县进行读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061份。这是中国新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读者调查。而且，读者调查的方法也越来越科学。1982年以前一般利用受众来信调查、组织受众评议队伍、召开受众座谈会、建立受众联络网等偏重定性分析的调查方法，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出现媒体与科研机构、统计部门联合对受众进行抽样调查方式，到90年代末，媒体开始利用社会调查专业机构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再加上定量分析方法，使调查结果更趋准确。这些都说明读者的作用在新闻宣传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也只有此时，人们才可能开始对全知全能这种已经习焉不察的叙述方式重新加以审视。人们开始意识到，每一个视角实际上都有一个不由自主的盲点，而多种视角的选择往往会将事物形象中特定的侧面旋转出来，独立不羁的世界可能由于人们各自不同的眼光而展现出不同的意义，使新闻展示别有洞天。于是，全知全能的视角也就并非所有新闻理所当然的唯一选择。新闻视角不再拥挤于全知全能这一条狭窄的通道上。多元视角浮出水面。

(2)信息观念的确立。

虽然信息观念真正引进新闻界还是在1983年以后大众传播学在我国兴起之时。但早在改革之初，人们就已意识到“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并提出新闻写作要“让事实说话”，“只提供事实，由读者自己去分析和评价”^[41]。首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也明确提出:多写新闻、写短新闻、写好新闻。当然，后来信息观念在我国普遍被人们接受也并非一帆风顺，但信息观念的引进却使人们在一场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大讨论中认清了“新闻”的真正含义，也引起了人们对新闻作品的特征进行思考。“一篇新闻作品，其作用和功能往往是多元的。它可以传授知识，可以发表议论，可以提供娱乐，也可以给人以艺术享受”，但“新闻作品的根本功能和职责是传递新闻信息”^[42]。新闻写作怎样才能更好地传递信息?梁衡认为，“新闻的极品是无我，好稿叙事如意念取物，把一条信息交给读者，作者却仿佛未曾出现过。”^[43]梁衡在此所说的正是叙述者的隐蔽或缺失，是纯客观视角的叙述特征。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纯客观叙事就一定是新闻叙述的最佳选择。全知全能叙述(尤其是全知叙述)在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系，全面实录史实方面仍是其他视角叙述无可比拟的。这也是全知全能视角始终占据新闻叙述主要地位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正是信息观念的引入使新闻多功能取代了新闻的单一宣传功能，单一视角新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3)对西方新闻学从批判到借鉴的转变。

被称为中国新闻第二次改革的1957年改革因反右而夭折，来源于西方的一些学术观点如新闻价值、趣味性、可读性、读者需要等等被一概当作“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批判，著名新闻学者、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教授被当作“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代表人物被打成右派。从反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0年间，对西方新闻学观点，我国新闻界谈虎色变、噤若寒蝉。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界实现了从为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正名到公开地借鉴西方新闻学观点的历史性转变^[44]，一些西方新闻理论著作相继被翻译出版，西方优秀新闻作品得以跟中国读者见面。如《中国向毛泽东告别仪式非常感人》，记者在北京火车站广场同中国人一起度过了毛泽东主席全国追悼大会默哀的3分钟，全文始终以记者为视角人物，所见所闻所想，所有事实均攀附于人物感知而有条不紊地展现，写出一个外国人思想感情的变化。

翻阅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前期的新闻业务刊物，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研究者在文章中介绍或摘引的外国新闻作品(或段落)，绝大部分都属于人物有限视角或纯客观视角叙述。这些就为我国记者提供了一个“学”的机会。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看出，郭玲春的《金山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及穆青同志所倡导的实录性新闻都受到了外国记者的启发。在我国新闻写作理论缺失的状况下，这种“模仿”性质的学习对突破传统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4)多元价值观念的形成。

通常，全知全能视角的叙述者更多地是以直接的权威姿态出现，在文本中的体现就是大量地存在评论干预。而在人物限知视角和纯客观视角中，虽然这种权威姿态并未完全消失，但叙述者总会在文本中不断给这些评论增加伪装，以致读者只能通过或多或少的半透明屏障去推断记者的立场。

以往的叙述惯例为何被打破?叙述学认为，文本中的评论并不是阅读指导，大部分情况下是规范的提醒。也就是说，叙述评论干预表面上是帮助读者正确评价某个事件，但事实是，叙述者的评论大部分是老生常谈，只有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能有共同规范时才能出现。“评论多到一定数量，并不证明作者怕读者读不懂，而是作者对读者的规范认同很有信心的表现。”^[45]当历经“文革”新闻造假，怀疑主义的幽灵在四处徘徊之时，真理也只是经验相对主义。而且多元价值确立过程中，记者对读者的道德判断、价值观念的把握都成了一个问题，更何谈还要对规范认同充满信心?在记者和读者难有同一价值规范的情况下，新闻叙述的上策是只能承认其因人而异的局限性，以求读者从自己的有限经验出发来取得呼应。于是人们开始青睐于记者从叙述评论干预中退出，同时剥露技巧，承认叙述世界的界限，转而从人物视角作个人经验陈述。

由此看来，正如布斯所说，视角的选择并不只是决定说故事的技巧角度选择那么简单，视角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道德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新闻叙述从单一视角向多元视角转变，与其说是记者对新闻叙述技巧的能动选择，不如说是多元价值社会对新闻叙述的必然要求。

2．深入采访作风的大力提倡

观念的转变也许能为我们解释新时期新闻视角从单一向多元转变的现实，但成功挑战全知全能单一视角的为什么是人物有限视角，而非纯客观视角呢?对这一问题的探寻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推动新闻叙述视角转变的背后那只手——新闻界上下一致，坚持不懈对深入采访作风的提倡。

新闻改革始于向“假、大、空”文风开刀。如何才能改变这一文风?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把改进文风的关键放到了改进作风上。

1980年《天津日报》编辑部提出要抓“活鱼”，使报纸上新鲜活泼的报道多了，大受读者欢迎。随着该报总编辑石坚的文章《抓“活鱼”》发表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7期上，他们的经验:让“记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到工作、生产、生活第一线去采访，去抓鲜活的东西，抓读者喜闻乐见的东西”成了许多报纸新闻改革的主要方向。1982年，时任新华社总社社长的穆青同志发表对新闻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新闻改革的设想》一文。文中提出，新闻要进行扎扎实实的改革，就要“使我们的新闻报道能真正显示我们沸腾的社会生活，见人、见物、见精神，把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提出要“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同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戴邦则明确指出，“假、大、空的现象，很多是因为没有深入实际，没有深入群众，没有现场采访所造成的。所以说，现场采访是克服假、大、空现象的有效办法。”^[46]这些都说明，从上到下，从理论界到新闻单位，对新闻改革，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即:记者要到生活中去，要到新闻的现场去。

80年代初，郭玲春、樊云芳等一批记者以成功的新闻实践使人们一度对新闻要“注意文采”、新闻可以向“散文式”方向发展发生了浓厚兴趣，但这也曾为某些记者提供了造假的托词。随后新闻界进行的“想象问题大讨论”修正了人们的认识偏向，加之在实践上穆青同志大力提倡多写实录新闻、视觉新闻，由此，记者深入实际、到现场采访再次得到强调。80年代末，现场短新闻成为改革的突破口，记者到现场采访更是成了写新闻、写出好新闻的一个重要条件。90年代，拉开新闻舆论监督序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此时又与记者深入新闻事实现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次活动有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4家新闻单位的300多名记者参加，活动历时5个月，影响巨大，还得到了朱镕基、李鹏、薄一波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到90年代中后期，伴随如火如荼扩版热潮而来的体验式新闻也是以记者到新闻现场为特征的。依此线索对新时期新闻改革进行考察，或许我们可以说，让记者回到新闻现场是新时期新闻改革自始至终的努力。正是这种一以贯之、始终不懈的努力，为大多数记者看世界保证了一个固定的人格化的视点。而具备了真正的人物视点，自然也就多了人物有限视角新闻叙述的可能。这不是歪打正着，是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使然。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视觉新闻和现场短新闻的大力提倡。虽然它们对推动新闻改革起过重要作用并为人们公认，然而，对实录新闻和现场短新闻的评价目前大部分集中在新闻的语言、细节或结构方面，它们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未有人真正能够看得清楚。实际上，此两种新闻的提倡一方面促使记者走向新闻现场，让记者回到新闻中，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这两种新闻都抓住了新闻写作中人物限知叙述视角的精髓——有一个固定的人物视点，从而把我们长期提倡的深入采访的工作作风具体落实到了新闻写作的实践中，找到了改变作风与改变文风的契合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期提倡深入采访，而只有在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人物有限视角叙述才能成功挑战全知全能视角叙述独霸地位，也是为什么此时的新闻更加生动可读。现在回过头来看，1984年的视觉新闻和1989年的现场短新闻的提倡，既为新闻改革提供了非常具体有效的业务指导，实在也是改革的正确方向。

相比之下，纯客观叙述所要求的“无我”的客观意识被人们关注和强调的程度要低得多。在新时期新闻作品中，我们也发现有记者以“镜头”的方式来联结事实。如《爱心无价》(1994):

画外音:

袁教授:多好的军嫂啊!军嫂爱心献国防，我为军嫂献爱心。这是应该的。

韩素云:等我好了后，我愿意留在医院做苦力，以报答医院的救命之恩，报答羊城人民的厚意深情。

镜头三:社会，一个爱心荡漾的天地。

韩素云的无私奉献和广州中医一院的义举深深感动着羊城人，一双双友爱之手纷纷伸向韩素云。于是，这场爱心的大展示迅速在社会濡染之下，各界人士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爱心献上。

一位个体户专程送来了100元，说是“聊表寸心”;

一位年仅11岁的小女孩将奶奶给她的100块压岁钱捐给了韩阿姨;

两位正在广州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知情后各自捐出了1 000元港币;

先烈中小学三年级二班黄卉轩寄来100元，并将问候也一块寄上;

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纷纷解囊;

……

但此时的“镜头”更多的是“结构”上的而非“视角”上的意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镜头”、“画外音”之下所引出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区别。“镜头”下所录的也有镜头录不到的心理活动描述。“画外音”下所录的并非叙述者的语言，而是人物的语言——它也完全可以用镜头录下。此篇新闻实际上大部分的叙述——包括以“镜头”和“画外音”所引导的叙述——都是全知全能视角叙述。毕竟，视角不仅是一种谋篇布局的表面技巧，还是一种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特殊角度。记者对所报道的事实如果缺乏一种超然的客观态度，真正的纯客观叙述也就是一个井底的月亮捞不上来。

同样，为什么消息叙述视角的转变比通讯视角转变的程度更引人瞩目?除通讯、消息本身所具有的文类特点外，(通讯与消息其中一个主要的区别是:通讯通常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而消息一般只运用单一表现手法。)恐怕更多的理由是，新时期新闻改革对消息这一文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即使讲记者要写消息，就像讲农民要种粮食一样多少有点滑稽，但从改革初期的“报纸应以新闻为主”、提倡写短新闻，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现场短新闻要向头条进军”、“全国报纸头条消息大赛”^[47]，直至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们的多次呼吁等等，告诫记者要多写消息写好消息可谓不遗余力。虽然不断有学者和业界人士对消息写作改革的现状提出不满，但至少从我们对新时期新闻叙述视角的分析来看，消息写作的改革成绩是显著的。这一成绩的取得同样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新闻界对深入采访的大力提倡。

【注释】

[1]托多罗夫:《诗学》，载《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2]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3]孟悦、李航、李以建:《本文的策略》，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4]王巍:《相对主义:从典范、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霍尔:《编码/译码》，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

[6]两篇新闻稿转引自孙殿伟:《对外报道成功之路探求》，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27页。

[7]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8]杨先顺:《试论新闻写作的叙事角度》，载《新闻大学》，2001年夏季号。在此文中，作者主要对新闻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外焦点叙事这3种聚焦方式进行了探讨。

[9]同上。

[10]此分类受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视角分类的启发。

[11]刊于《解放日报》，1976年6月13日第一版头条。

[12]郭玲春:《从自缚的茧中挣脱出来》，载《新闻业务》，1982年第9期。

[13]穆青:《学会写视觉新闻》，载《新闻业务》，1984年第3期。

[14]彭朝丞:《现场短新闻写作概要》，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15]徐惟诚:《深化新闻改革的重要措施》，载《中国新闻年鉴》(1992年)，第360页。

[16]张松平:《邓小平南方谈话公开报道前后》，载《城市博览》，1998年第10期。

[17]刘海涛、马明洁:《9·24，我们一起升国旗》(1993年)，载《中国青年报》，1993年9月25日一版。

[18]“摄像式”视角这一术语源于衣修午德的小说《再见吧，柏林》，此为该小说中叙述者的开头语。

[19]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2页。(着重号为引注者所加)

[20]当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段纯属“蛇足”，但在当时这或许是新闻的必需。

[21]穆青:《多写实录性新闻》，载《中国记者》，1989年第11期。

[22]颜雄主编:《百年新闻经典》，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23]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24]热拉尔·热奈特:《叙事的界限》，载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25]申丹:《从一个生活片段看不同叙事视角的不同功能》，载《山东外语教学》，1996年第3期。

[26]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27]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28]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29]乌里·玛戈琳:《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时态、体式、情态和文学叙事的性质》，载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30]岳晓华、黎明洁:《略论新闻形象性的实现》，载《新闻潮》，1998年第4期。

[31]鲍·托马舍夫斯基:《情节和情节分布》，载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32]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载朱立元等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33]热拉尔·热奈特:《叙事的界线》，载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页。

[34]《看!广东队/天津队“比”粗野作风的不光彩表演》，载《长江日报》，1984年10月14日。

[35]《尼克松希望邓小平写书》，载《厦门特区工人报》，1985年12月4日。

[36]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1页。

[37]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38]董小英:《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39]毛泽东在1948年4月2日所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的原话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40]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41]参见王维:《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载《新闻战线》，1980年第2期。

[42]姚福申:《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评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43]梁衡:《新闻绿叶的脉络》，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44]何光先:《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载《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第92页。

[45]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46]戴邦:《克服假大空的有效方法——现场采访》，载《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第90页。

[47]1995年4月26日，由《新闻出版报》和《深圳商报》联合主办的1994年度全国报纸头条消息大赛揭晓，共评出一等奖10篇，二等奖15篇，三等奖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