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结构的代表

一、“新华体”:中国新闻结构的代表

1．什么是新华体?

要解读我国的新闻结构，不能不提新华体。非常奇怪，相对于平常新闻业务探讨中“新华体”这个词的如雷贯耳，在新闻学辞书和论著中，对“新华体”较为正式的解释却难觅踪影。为了追逐那踪影不定的“蒙面人”，我们从少数几个概念的界定开始。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新华体的解释是:

新华体新华通讯社长期报道国内外新闻所形成的一种写作体式。关于新华体的特点说法不一，但这一概念在我国新闻界已流行通用。新华体的公认特点是:消息简洁，文字精炼、准确，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2]。

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1998年第12期以“背景与资料”形式刊发的《新华社基本文体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对它的概括为:

长期以来，新华社产品的基本文体被习惯地称为“新华体”，我们姑且使用这一说法。

“新华体”即新华社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被人民群众所公认的包括新闻、通讯、评论在内的各种写作形式……

新华社(红中社)一组建就是党和政府(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耳目喉舌。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文体必须是严肃、严谨、真实、客观、公正的，是激励人民奋发前进的。它为国家代言、为人民说话，是具有大报风格、大报气度的文体……

由于新华社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处于代表性的地位，因而“新华体”也成了中国新闻界一种有代表性的文体。

学者文有仁认为:

所谓“新华体”实际上是我国新闻界在长期新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新闻写作体式，一种优良的新闻文风。与其称之为“新华体”，倒不如称为我国新闻文体或文风更符合实际^[3]。

根据以上意见，“新华体”的名称似乎还不是那么正式。“新华体”是消息，还是包括消息、通讯、评论还没有定论，“新华体”是文体还是风格也说法不一。但以上对“新华体”的看法有两点是比较一致的:首先，“新华体”是中国特有的，是中国新闻的代表。虽然“新华体”是新华社产品的基本文体，是新华通讯社长期报道国内外新闻所形成的一种写作体式，但由于新华社所独有的位置和其代表性，“新华体”已不仅仅局限于新华社。其次，就新闻写作的要求来说，“新华体”是优良的。尤其在《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的“定义”中，“新华体”几乎就是消息写作的标杆。而严格说来，“严肃、严谨、真实、客观、公正”，“精炼、准确”，“该快则快、该慢则慢”等只是所有合格新闻的底线，并非“新华体”所特有。或者说，这些也只是对“新华体”浅表特性的粗泛描述。那么，“新华体”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一篇文本一旦进入社会交流，人们一般就会要求它在当代所公认的相应领域的结构中就位，这一过程谢弗称之为“类型命名”^[4]。“新华体”虽然被认为只是一种“习惯”或“流行通用”的叫法，但它作为一种公认的“写作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类型命名”。而按谢弗的观点，“类型命名始终拥有自我指称的一面，因为它必然包含了一种决定性的结构成分”。因此，“新华体”其类型得以命名也就意味着其文本必然包含了一种决定性的结构成分。

但谢弗同时强调，类型概念是“软”概念，而非“硬”概念，其外延是开放的，内涵总是暂定的，不完全的，因为确定一篇新的文本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类型并不存在永恒的标准。据《新华社基本文体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的介绍，“新华体”写作模式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中国近代报刊模式，即报章体。二是西方媒体，从每天收到的西方通讯社消息中借鉴其写作形式。三是苏联报刊和通讯社的写作形式。也就是说，“新华体”是在中外通行的新闻文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新华体”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后，其文体特征也在不断变化，从初期的半文半白，到以后的通俗易懂;从抗战初期的简洁干巴，到抗战后期的丰满而生动活泼。所以，“新华体”的生命是发展的，“新华体”的划分也是历史的划分，我们对“新华体”所作的特点分析也只能是“历史”的。

2．“新华体”的结构特征

让我们把焦点聚集于改革前的“新华体”。看看改革前的“新华体”必然包含了什么决定性的结构成分，或者说，改革前的“新华体”有什么结构特点。

程序是叙述作品联结事实，构成特定结构的一种“规律”。因此，考察文本的程序，或者具体来说考察文本某些程序的有和无、先和后等叙述策略和技巧，能使我们清晰地把握某类特定文本的结构特征。

程序有规范程序和自由程序。当程序因反复使用而成传统，规范就被固定为必要的规则，此时的程序叫规范程序，它是一定体裁和一定时代所必有的程序。但任何规范都不能使方法穷尽，也不能预见作品所必需的全部程序，与规范程序一起并存着的这些自由的、不必要的程序就是自由程序，它往往会因具体作品、作家、体裁和思潮等等的不同而变化，所以也被称作“个性化程序”^[5]。一种体裁如果规范程序越多，自由程序的自由空间必然越小，此种体裁的程序化程度就越高。

我们抽取了改革前60个样本，来自新华社的稿件30篇，“新华体”占了一半。而在这30篇“新华体”中又有近三分之一(9篇)为我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新闻，其中纯会见新闻有5条，另4篇中，2篇到机场迎接，2篇宴会消息。由于后4篇与前5篇在叙述程序上大同小异^[6]，因此，我们以5篇会见新闻为例考察“新华体”的特殊程序^[7]。

这些报道包括4个基本程序，依次为:

①导语:简要介绍基本事实。其中4篇均为一个固定的句式:“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另一篇的导语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同××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②会见的气氛。其中3篇由一固定的句式表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另两篇的表述为“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和“会见是在兄弟般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③宾主双方发表的互相赞扬的简短谈话。其固定的句式为:“(××)说”，无一例外。

④介绍双方参加会见的人员。其固定的句式为:“在座的有:××”，或“××也参加了会见”。

此5篇新闻也有个别地方有所不同，如在内容上，其中两篇提到了会见的程序安排，另一篇在文末介绍了外宾是在参加联合国一个大会回国途中到达北京的。在段落安排上不同的是，在第四项介绍双方人员时，分两段、三段或四段不等。第三项双方发表谈话分一段或两段不等。

可以说以上所展示的4个程式基本揭示了会见新闻组织事实材料的“规律”。或者说，这4个程序是新华体会见报道必不可少的规范程序。不仅如此，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新华体”的会见新闻中，从主题材料到细节的选择及配合，甚至叙述中语言、词汇等都成了规范化的程序，对表达程序的各种可能变化的限制和约束明确而细致，自由程序或个性化程序的空间范围已被挤压得非常狭小。

以上只是新华体一种报道体裁——会见新闻的报道程式，却也能看出新华体的报道程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语言精炼。其次，事实安排以新闻报道模式中相关性原则的要求展开，即倒金字塔结构，使事实展示清晰。从结构安排相关性原则来看，会见气氛的“亲切”被安置于相对重要的位置，说明此类会见新闻报道的主旨在于突出与某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上。第三，固定的报道程式有利于记者快速、准确反映事实。

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新华体”这种大量增加规范程序的叙述策略虽然使其形成了“正正规规的‘新华体’”的文章风格，“比较原则的‘人民调’”的语言特色，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免给人“死板”的感觉。60个样本，有百分之二十，或五分之一的新闻为同一程序的报道，而且具体报道中规范程序明确而细致。如此看来，新华体报道程序化现象相当严重。其极致的表现被老百姓称为“八股新闻”。

先看老百姓对“八股新闻”的概括: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益没有不显著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决策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信心没有不增强的^[8]……

以上这段话正是老百姓对某些报道规范程序过于明确细致的形象概括，虽有一定的偏颇成分，但群众的掂量有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新华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它一组建就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在战争年代，新华社的报道以准确、鲜明、有力而著称。它歌颂了胜利，鼓舞了人民，打击了敌人，在激烈的宣传战中有崇高的威信。全国解放后，新华社的消息从总体讲，在国内，鼓舞了一代人，教育了一代人，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对国外，既宣传了新中国，也同敌对势力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9]也就是说，新华体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加上对“记录历史”和对“为国家代言、为人民说话”的强调，“新华体”本身已承载了“新闻”之外的政治化的功能，新华体成了政治话语的一部分。

政治话语通常属于事务性语体，它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即公文，如通知、布告等。所谓语体是“对同类言语环境使用语言特点的概括”^[10]。如科学语体、艺术语体、事务语体、政论语体、报道语体等。各语体的特点和规范也具有变动性和交叉渗透性，但总体来说它是在长期的言语交际中形成的，不仅被全民公认，对语言使用者有约束，而且也是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功能，完成特定交际任务的有效途径。事务性语体与报道语体两者功能、目的、传播渠道和写作特点都不尽相同。报道语体服务于新闻传播领域，在这一特定语境下，新闻记者只是事实的反映者，新闻内容对读者没有任何的强制和约束，读者对事实信息具有完全的选择权利。因此，报道语体的任务只是及时、简要、如实地反映新近发生的事实。而事务语体则不同，它适用于公众行政事务领域，事务语体传达的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集体意志，这种意志由国家政权及其法律所保证，对话语接受者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因此，事务语体就形成了旨在突出事务内容的权威和约束的固定话语格式和言语程式。话语程式化和罕用表情描绘手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特征。

新闻与宣传并不完全等同。简单来说，宣传以传者为主，它更倾向于从上到下的单向传输。而当新闻仅以宣传教育为媒介功能时，此时的新闻就更倾向于事务性语体:报道的主要任务更多的可能是传达上级的指示，这指示既带有强制性又有约束力;此时叙述主体的意识往往只能交给官方意识的代言人——一般是各级领导，他们的发言由于其特定的角色地位往往也就带有明显的领导者从上至下的强制意图和官方公文色彩;与此同时，新闻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新闻宣传内容有国家政权和法律的强制约束为后盾，以宣传者姿态出现的新闻官也就不必考虑受者的思想感情和兴趣爱好，他们可以不必再对以事务语体出现的会议文件、通告等进行功能转化和语体转化而直接“拷贝”到新闻中。长此以往，这样的新闻也就形成了与事务语体相似的若干固定的话语格式和言语程式，板着面孔公事公办的语言就成了新闻最常见的语言，而能激发读者主观情感和兴趣的表情描绘手段在新闻中则难寻其迹，大话、空话、套话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存在于新闻中的这些公文化现象。以上的例子中虽然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记者都是在讲空话和套话，但新闻中公文固定话语格式和言语程式的大量复制和拷贝，确实形成了“新闻公报”^[11]的特征。

不可否认，在新闻宣传唯一功能时，公文化程式并不引起人们的反感，相反它可以增加报道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另一方面又使政策方针等借助大众传播这一特殊的渠道而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运用格雷玛斯角色模式对“新华体”中的人物角色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新闻行为主体或新闻事件的主人公这一角色总是无一例外由官(我)方人士担纲。作为行动的承受者或对象这一角色总是非官(我)方人士。具体来说，它采取的叙述策略是:

①“官方职务”作为人物不变的限定项常占据突出位置。如主语项几乎总以“官方职务+人名”的结构出现，而宾语项也几乎以“官方职务+人名”的结构出现。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全部在于他的官方身份和某一集体的代表。如郭沫若同志逝世的消息，导语的第一句91个字，71个字为职务介绍，真正的新闻第72个字后才露头，而在这些职务中，无一例外都是官方职务。我们找不到郭老作为文学家、书法家和戏剧家这种非官方的衔头。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与会同志沉痛悼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郭沫若同志^[12]。

②句子主语或行为主体人常为官(我)方人士承担。如5条会见新闻的导语句均为“主语(官方职务+人名)+谓语(会见)+宾语(外宾的官方职务+人名)”。而不可能出现“外宾+访问+地点”这样的句子结构。当然，由于作为主要行为人的领导人不变动，并处于突出地位，而主要变动的事实项——来访的外宾处于次要位置，叙述句法中不变动项淹没了变动项，这样的新闻常给人雷同感。

③采用上帝式的全知全能视角叙述，叙述主体完全以官方或主流意识为标准对人物和事实进行评说和道德审视。在样本中，30篇来自新华社的报道全部是全知全能视角叙述，无一例外。

④新闻叙述中除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外，官方人士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话语行为人。也就是说，通过官方人物叙述者的出场，官方叙述主体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这一特点在会议新闻中尤为突出。

以上叙述策略能极其有效地促使新闻叙述立场与国家或官方集体意识完全吻合，更能使新闻营造出一种严肃、权威的叙述氛围。显然，这与新华社“为国家代言”的性质定位是相称的。

综合以上看法，我们可以给改革前的“新华体”总结出这样一种印象:新华体是我国报道新闻特有的一种叙述模式，它采用全知全能视角叙述，叙述结构中规范程序明确而细致，叙述程序公文化倾向较明显，叙述主体意识则与官方集体意识完全重合，严肃、权威是它明显的文本风格特征。

3．改革“新华体”

然而，改革开放后，“新华体”却成了新闻改革的对象。泰纳说，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有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有如阳光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13]。也许正是新华体生存的“环境”——“时代”改变了，“新华体”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新闻写作体式”的“法则”也就有了重新确立的必要。

类型是一套规则的标准，也是作者的写作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过去凡是属于“新华体”的报道，也就规定了记者在写作时必须对宣传价值的重视。尤其在报道重大会议或活动时，处于第一位的必须是这次会议或活动的宣传意义和价值而非给人信息。此时，记者就不能光用所谓“新闻”的眼光去写新闻了。他可以只宣传“开了一个会”或“搞了一个活动”，却可以不必具体报道“做了什么事”;他可以像我国古代传统文学中“时间满格”的做法，报道会议或活动的所有或主要的程序，却不必考虑这次会议或活动对读者有何意义或对他们的生活有何影响。这时，记者大量的时间不是用在对会议活动新闻价值的发掘和揭示上，而是用在了解事件的一般性过程，用在核对出席人员的名单、核实领导者的讲话稿上。一位从事中央政治新闻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就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报道“有许多‘规律’必须遵循”。对这种“有许多‘规律’必须遵循”的新闻，记者不能去作更多的发挥，因而与其他种类的新闻，在写作上也就没有可比性^[14]。当然，报道承载了新闻之外的许多功能，遵循着新闻之外的许多“规律”，与“纯新闻”也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然而，读者似乎并不买这个账。类型不仅是作者的写作规范，同时也是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样一句陈述出现于不同的体裁中，读者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领会。用报头、导语、消息来源等叙述策略框定的文本即意味着非虚构的承诺，以“新闻”面目出现的报道就应给人以信息。按霍尔的理解，建构信息或“话语生产”由编码与译码两个各自相对独立的环节组成，编码占统治主导地位，而译码处于协商合作地位，要使“话语生产”有效和有用，最终将以建构编码与译码的接合为旨归，一旦这编码与译码之间出现矛盾和脱节，传播也就宣告失败^[15]。

于是，在记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断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一些只有宣传价值，没有新闻价值或新闻价值不高的新闻占据报纸版面的现象人们开始纷纷表示不满足。当时，有人就把存在这种现象的报纸生动地比喻为“不另行文”的通知栏、布告牌。穆青同志对此现象也非常不满:“现在，我们的不少新闻报道像公文，像总结报告，而不少读者又跟着学习和套用这种文体，逐渐变成一种广大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报刊、我们的记者，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16]而“新华体”过多的规范程序约束又使得“新华体”一度被指责为“死板”的代名词。

那么，对“新华体”来说，如何才能重拾编码与译码的“接合”?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就是“新华体”要克服程序的僵化。正如托马舍夫斯基所说，“程序都经历着诞生、生存、衰老、死亡的过程。程序随着不断的使用会变得僵化，结果是逐渐丧失自己的功能和活力。为克服程序的僵化，就要使程序在功能和意义上不断翻新。”^[17]程序功能和意义要翻新，当然首先要革除掉那些衰败的程序，托马舍夫斯基称它们为“活人中间的死尸”。基于此，新闻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展了“关于新闻本体与根据的讨论”。讨论使大家明确，构成新闻本体的因素是:“欲知”、“共同关心”和“具有一定新闻价值”^[18]。这标志着“新闻价值而非宣传价值是构成新闻本体的根本”的新闻评价标准在理论上取得了合法地位，也意味着“新华体”中为宣传而制定的一些规范程序要被降为自由程序或完全被革新。

当然，“新华体”并非一无是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规范程序为技巧的便利而产生，有利于快速、准确地抢发新闻，而“新华体”对语言结构和程序的安排也体现了简洁、完整的特点。不管怎么说，“新华体”也是一体，也是一种风格。但是如果人人都用这种风格写文章，就形成一种病，一种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病。“新华社播发的稿件中，重要会议和重大政治活动的报道，占了相当一部分。而新华社播发的这些重要新闻，各报台一般都会采用。几十种报纸，全在头版或其他版的显著位置登同一条新闻，这在客观上就容易造成‘千人一面’的感觉。”^[19]这是新华社一位记者从“门内”看“新华体”给整个新闻界造成的印象。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本研究所选取的改革前60篇新闻中，有一半(30篇)来自新华社。这也难怪人们把“新华体”实际上看作是我国新闻界“共同的新闻写作体式”，或以“新华体”来称呼我国通行的新闻体裁的风格。诚然，在价值多元、新闻功能多元的时代，报道模式单一化格局必然会丧失生存的根基，难以为继。

所以，提出改革“新华体”，与其说是人们对“新华体”僵化的结构程式感到厌烦，不如说是人们对新闻叙述结构整体呈单一化状况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