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式新闻及其结构特征

二、散文式新闻及其结构特征

1．对讣告新闻的改革

当改革“新华体”的呼声日益高涨时，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的消息报道《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1982年7月16日播发)的闪亮登场无疑为新闻结构的创新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

《金》文写的是文化界知名演员金山同志的追悼会。“多年来，追悼会消息的写法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格式:导语说明某同志的追悼会某月某日在某地举行;依次写哪些领导人送了花圈，出席了追悼会;某领导人致悼词，摘录悼词的主要段落，对被追悼者的一生做出评价，号召人们学习他的某些方面品质;领导者向家属表示慰问;多少群众参加了追悼会;最后开列参加追悼会的各方面人士一长串名单。这种千篇一律的格式沿用多年，很少有什么改革变化。”^[20]张万象从1965年起即在新华社工作，曾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以上他对新华社追悼会消息程式的概括应当相当权威。笔者想补充的是，追悼会消息中通常占据叙述结构主体地位的，不是关于被追悼者的相关事实，也不是追悼会的有关情况，而是那“一长串名单”。

1978年6月18日，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南方日报》第二天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发的消息《首都隆重举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据粗略统计，全文3 030字，导语约120字，占总字数的4%，有关追悼会信息及领导人致词占30．3%，那“一长串名单”分居两个部分，全文列出的人名超过390人，共1990字，占65．7%^[21]!按新闻常理审视此次报道，厚此薄彼显然完全错了位!其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报道的事实定位于政府的一次大型活动，其主要目的在宣传政府而非报告新闻，主角当然也就不是郭老。

与惯常的追悼会新闻相比，郭玲春《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了突破。

(1)突破讣告性新闻固定由全知全能单一视角叙述的传统。

通过视角的转换，变全知全能视角叙述为融入人物限知视角描述的复合视角叙述，叙述效果由严肃死板变为生动感人。这一点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关于人物限知视角的叙述中已有论述。

(2)突破叙述主体意识分布传统，叙述手法变单调为丰富灵活。

如前所述，叙述主体声音一般可以通过言语形式或非言语形式表示出来。新闻很重要的一个手法就是通过选择事实和安排事实来表达记者的主观意识，这是以非言语形式表达叙述主体声音。而言语形式表示叙述主体声音又可以通过记者叙述声音和人物叙述声音两种方式来实现。传统的讣告性新闻通常只以言语形式传达叙述主体声音，而言语形式中的人物叙述声音通常又固定在官方人士身上。《金》文一改以往以单一的语言形式叙述逝者功绩的做法，叙述主体意识不仅被分散于多个人物，尤其不仅是官方人士的言语表述中，还突出运用了现场景物及人物行为动作等非言语因素来表达。手法灵活丰富，使表达上升为艺术，具有了审美的意味。以挽联形式概括逝者一生的做法尤能见其创新的大胆、巧妙。

(3)突破传统讣告新闻的僵化程式。

以往占据新闻主要位置，并穿插于新闻各处的“名单”已被集中于一段，并置于最不重要的位置——倒金字塔的最底部——文末。把改革前郭沫若同志追悼会新闻与改革后的金山同志追悼会新闻相比，当然，金山同志与郭老不可相提并论，报道的总字数也有较大差距，但两稿各部分内容的比例安排却能说明一些问题。《金》文最突出的变化是，新闻最主要的内容已由“名单”变为逝者的功绩。具体的字数安排为:导语占5．5%，功绩占80%，“名单”占14．5%。

突破传统讣告新闻僵化程式的另一个表现是，情感或气氛成为新闻中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从新闻中对事实、细节、词语的选择来看，营造气氛的方法手段已完全突破讣告新闻的框框限定，脱离传统的格式和语言，自由灵活。

(4)突破传统讣告新闻的叙述句法结构。

新闻中大多数句子的主语为“他”——金山同志，主要的谓语为“塑造”、“演出”、“组织”、“遭受”等，与以往主语大多为领导人，主要谓语为“主持”、“送(花圈)”、“参加”等大相径庭。新闻事件的主角和新闻事件的类型悄然发生变化。

显然，郭玲春此篇新闻对“新华体”的叙述视角、叙述主体意识和叙述结构等方面都有突破。尤其在叙述结构上，从整体宏观结构到句法等微观结构都有创新。一篇耳熟能详的新闻，却得到了全新的感觉。《金》文是革命性的。

当然，《金》文还有一些不成熟，郭玲春自己当年也说《金》文很像是初学者的笔法，导语开头也有点造作，但人们改革“新华体”的热切渴求带来的是对不同结构新闻的欢呼和对些许不足的宽容。从此创新的激情再也不可阻挡，记者们欣然大胆实践，种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在实践中得以展开，别具一格的新闻结构纷至沓来。《飞天凌空》(1982)、《京郊出现“科学热”》(1983)、《各种业务会议书记一般不到会讲话》(1983)、《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1983)、《东鸭鸽营社员跑步成风》(1984)等等，都曾引来好评如潮。同时，郭玲春自己也以《萧三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1983年2月19日)、《李苦禅教授追悼会在京举行》(1983年7月5日)、《著名国画家刘继卣临终献出巨幅国画〈双狮图〉》(1983年11月5日)、《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遇难40周年》(1985年8月19日)、《杰出作家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1988年5月18日)等一系列讣告新闻的实践，使创新所运用的手法更趋于成熟，更合乎人们阅读新闻的口味。1987年中新社记者郭健写的数学家张广厚追悼会的通讯《盛年早逝风范存》，不仅在突破叙述程序、情感丰富方面与郭玲春的讣告新闻有共同之处，甚至记者“我”还以见证人身份出场直接叙述逝者功绩，人物限知视角的运用更加自由灵活。

这些现象使我们明白，技巧的探索已经成为新闻改革进程中内在的一环。面临这些变化，理论不可能长久地缄默，各种论争迅速出现，而且逐渐上升至抽象的理论探讨，论争的源头即散文式新闻概念的提出。

正如没有约翰·唐宁，就没有1889年的那条倒金字塔结构典范作品，而没有美联社总编斯通的肯定和大力推广，也就没有倒金字塔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行一样，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对此类创新的充分肯定，为新闻结构创新鼓起了向前推进的风帆。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新闻改革的一些设想》中提出“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应多样化，包括自由的活泼的散文式的”^[22]，则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散文式新闻”大讨论的序幕。这些论争不仅纠正了传统新闻中的一些偏颇和纰漏，更重要的是某些技巧的意义和功能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新闻界对会议新闻改革的成果也许可以说明这一切。

2．对会议新闻的改革

所谓会议新闻简单来说就是报道会议的新闻。或许是新闻宣传功能的缘故，会议新闻在我国新闻报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重大事件和重要决策人们是通过会议新闻获知，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或重大事故也是通过会议新闻向外公布。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没有会议就没有新闻，会议新闻是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灾害新闻等种种新闻的大筐。而会议新闻写作本身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格式，“新华体”特征在会议新闻中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不管大会小会，都按照一定的程式，谁上台，谁坐哪里，谁主持，谁讲话，一点都不能乱，还美其名曰‘规范化’。”^[23]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的消息《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曾引起举国震动。这不仅因为它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成为中国政治史上一件大事，而且还因为它在“新华体”坚硬的外壳上震开了一道裂缝。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在北京结束。15日一早《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常规写法的七八千字的会议新闻《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新华社记者周鸿书根据会议记录于14日写就的2 400字的会议消息未获通过，经过反复商量，周鸿书重写了一条200多字的消息，并于第二天播发，即震惊中外的消息《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按惯例，新华社播发通稿，由值班室的终审发稿人签发，但此篇200多字的新闻却经过新华社正副社长、国内部3位正副主任，并由当时任副社长的穆青同志亲自签发。15日晚上直到最后发稿时，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还给副社长穆青同志打电话说:“如果这条消息闯了祸，要杀头、要坐牢，咱们一块去。”^[24]从这篇新闻诞生的背景，也许我们能理解我国会议新闻所承载的意义，也能理解改革会议新闻所要承担的风险。也正是如此，新闻界对会议新闻的改革历尽艰辛。

但不管怎么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使人们对会议新闻有了全新的认识，播发后强烈的正面效应和当事者的平安无事也增强了人们对会议新闻改革的信心。当然，会议新闻改革最强烈的呼声是20世纪80年代发出，对会议新闻改革最成功的成果也是在改革后实现的。1983年全国好新闻奖一等奖消息《各种业务会议书记一般不到会讲话》(1983)，是记者在中共四川省委四届一次全委会上省委书记五六千字的讲话中挖出的新闻。而郭玲春在《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好评如潮的情势鼓舞下，不仅对一系列的讣告新闻(严格说来追悼会新闻也是会议新闻)进行改革，而且对会议新闻也进行大胆创新，《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1984)、《首都电影界祝贺〈城南旧事〉等片获奖》(1983年2月14日)等会议新闻亦令新闻界耳目一新，所运用的叙述策略基本上也是变换新闻叙述视角、革新新闻结构，如调控某些叙述程序的先后和有无等。而《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在1991年至1994年间进行的两会报道，则创造了“会议深度报道”形式，其《两会高层公关行动》、《尺子?尺子……尺子!》《拿来?拿来……拿来!》、《广东情结》等深得读者好评和同行注目。一位记者在《张建伟:面对太阳大写意》一文中称赞他的“两会”报道是中国会议新闻的一个里程碑^[25]。

在我们所选改革开放后的723件样本中，共有会议新闻报道31件^[26]，这31件会议新闻分布的年份如下图所示。对此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它们在以下3个方面与原来的会议新闻报道程式有了较明显的改变。

(1)突破“会议叙述序列”。

罗兰·巴特认为，序列是一连串合乎逻辑的、由连带关系结合起来的核心。所谓核心，即故事发展的关节点，例如“敬烟”这一叙述序列有4个核心——“给烟、接烟、点火、吸烟”。在故事中，核心是不能省略的，取消任何一个核心而不使故事发生变化都不可能。与“核心”相对应的是“卫星”(或“催化”)。核心构成作品的骨架或梗概，卫星相当于骨架上的血肉或细节。如“给烟”这一核心周围就有可能附着“什么牌子的烟”、“如何给的动作或表情”等细节。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核心往往构成作品的规范程序，卫星往往属于自由程序。由于“给烟、接烟、点火、吸烟”这一连串核心又总是围绕而并不超出“敬烟”这个统一的整体，因而这一封闭的序列可以命名为“敬烟”。

我们对以往的会议新闻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大多以“会议”作为叙述序列:

我们之所以把它当作“会议叙述序列”，是因为构成新闻封闭自足结构序列的所有核心都不超出“会议”这个统一的整体。而有多人发言的会议程式又总是以“发言者引导+内容摘抄”的同一结构重复出现，这种会议新闻中特有的结构形式实际上是格雷玛斯所说的“同质变换”，同样也属于“会议叙述序列”。不仅如此，我们发现，改革前的会议新闻不仅核心是新闻的规范程式，某些卫星也可能构成规范程序，如“新华体”的某些规范程序“参会人员名单”、“会议主持”等即非核心。

续表

现实中，此类以会议的程序组成的会议报道之多使其专门有了一个特别的名称——程序报道:“报道新闻事件发展进程的新闻，多用于一些重大会议进程的报道。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重大国际性会议的报道中，有关开幕、大会发言、分组讨论、选举、闭幕等程序而不涉及重要实质内容的报道，属程序报道。”^[27]实际的情况是，这类程序报道已远远超出重大会议报道的范围，而泛指所有以会议程序作为规范程式的会议报道。此类新闻报道的优势在于可以造成对会议全面完整的印象，但如以新闻价值对其考察，则有大而全的毛病。同时，由于核心事件的雷同，如果对会议的“实质内容”不加以突出或根本不作报道，会议新闻“千篇一律”也就在所难免。

对改革后31篇会议新闻考察的结果表明，“会议叙述序列”的会议新闻主要集中在1984年以前。若以百分比计算，1984年以前以“会议叙述序列”报道会议的新闻占57%，1984年后只占4．3%。1984年后，更多的会议新闻是以下面的叙述序列来结构事实。

这一叙述序列不仅把“核心1”变会议开始程式为会议主要信息，“核心2”变会议主要发言为会议主要事实，而且增加会议之外的内容如背景、影响等，把“会议由××主持”降为非规范程式，如《医治拖拉顽症有方》(1984)、《NGO全会代表批评西方新闻媒介缺乏公正》(1995)等。

续表

这些突破“会议叙述序列”会议新闻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以“会议”为核心的规范程式已由以“事实”为核心的规范程式取代，而且也意味着“事实”的千差万别构成了新闻的本体性以及会议新闻之间的差异性。梵·迪克认为新闻结构主要由“概述→主要事件→背景→口头反应→评价”的图式组成^[28]，显然会议新闻叙述序列的改变更接近于这一新闻图式。

(2)突破“名单学”。

领导名单曾经是会议新闻一个较固定或突出的规范程式，此种现象何光先把它称作“名单学”^[29]。改革开放后，“名单”在会议新闻中的地位开始降低。在31篇会议新闻中，只有不到10%的新闻还保留“名单”这一程式，说明其已失去规范程式地位。同时，其位置均在新闻文末，字数所占比例均低于10%。1983年，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1983)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报道中，记者完全革掉了“名单学”的陋习，此举现在看来稀疏平常，可当时却是惊天骇俗，被称作是对会议新闻改革的“大胆的尝试”。而有些会议新闻中，虽然领导依然出现，但其主角地位已让位于新闻事实或新闻人物。

记者在今天的大会上还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气息。这一新闻工作者的集会与加速中的社会节奏正相吻合。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冯健、钱抵千、徐才、徐惟诚、刘爱芝的讲话和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的书面发言都言简意赅。有7个发言的整个开幕式总共进行了一个小时。

出现于《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1984)中的以上这段叙述，记者关注的显然已不是领导者，而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新闻。在《“北京白鸡”在全国28个省市区“落户”》(1985)、《向劳模鞠一躬》(1992)中，领导与普通与会者一样也是参与到新闻事件中的一个人物而已。在更多的会议报道中，领导则以新闻事实的发布者或消息来源的身份出现于新闻中，领导在新闻中大量抢夺记者叙述者话语权的现象已明显减少，即使在如《回良玉怒斥官员不正之风》(1997)、《要算一算“三笔账”》(2004)此类记者所叙多为一位领导言论的新闻中，大量直接拷贝领导发言稿的做法也不见踪迹。当然，还有一部分会议新闻没有任何领导出现，会议也只是作为记者获取新闻事实的一个渠道，如《上等兵荣剑研究军事学术展露才华》(1991)、《中国成为国际反倾销最大受害者》(2000)、《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2005)等。

因此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后，“名单”从会议新闻规范程式的宝座上退下已成明显标志。

(3)场景描绘逐渐成为会议新闻激发读者主观情感和兴趣的表情描绘手段，占据一席之地。

人类对世界的把握通常不仅凭借理性，还时常通过感性的知觉。感性的知觉是我们接触现实、获取信息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我们了解世界最全面、真实的窗口。但由于理性在人生之旅所担负的显而易见的责任，感性常常只能可有可无地流动于理性的支架之间。“在中国，会议新闻多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通过会议新闻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使会议新闻具有传达政策信号的特殊功能。写作会议新闻应注意准确性、严肃性和政策性，一般不应使用容易产生歧义的文学性语言。”^[30]也许正是基于此，感性通常被排除在会议新闻之外。具体来说，就是在会议报道中罕见激发读者主观情感和兴趣的表情描绘手段。

托马舍夫斯基认为，如果作品不能激发读者去同情、去愤怒、去喜悦、去激动，就无异于作枯燥的报告，也就丧失了维持注意力的主要手段。在托氏看来，唤不起读者的情感显然就是枯燥。台湾地区学者蔡琰、臧国仁则把与唤起情感密切相关的“气氛”等因素看作是“位于新闻叙事的最高层级结构”的新闻品质问题，并决定“新闻之优劣内容”^[31]。而李普曼甚至把记者能否激发读者情感与能否给读者提供事实的真相相提并论，“刺激来自视觉之外的某处，对刺激的反应也是到达视觉之外的某处，只有感情完全存留在人的心中……感情是直接的，就蕴含于自身，这就是事情的核心真相”^[32]。也就是说，情感的有无不仅是可读性问题，还是真实性问题，它已触及新闻的内核。

情感来自哪里?曾获得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杰出写作奖的美国记者肯·福森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表现出事件的全貌”。他说:“上高中时我常去德雷克大学看篮球比赛。比赛激动人心，人们大声尖叫，但第二天拿起报纸却发现上面干巴巴地写着‘威利·怀斯独得20分……’我认为这样的报道根本就没有展示出事件的全貌。”那么，记者在报道中丢掉了什么呢?另一位获奖者N·R·克莱因菲尔德也许能为我们找出答案。他认为记者在报道时，“要尊重事实，而不是从事实中提取蒸馏水一样纯净的东西”。并告诫记者在选择事实材料时要尽量忠实地描绘你亲眼所见的事物和场景^[33]。

什么是场景?场景就是事件发生的特定的环境，它之所以是特定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点，它还包括发生于这一固定地点之上的特定的情境、气氛。这情境、气氛无法预料，不可再建，无法复制，却是决定事实独一无二的重要因素。事过境迁留下的是地点，事件发生当时的情境却已随时间流逝而永远消逝，它只存留于当时在场的人的心中。因此，不到现场，也就感受不到场景气氛给他带来的感情冲击。或者说，场景、气氛、情感与事实相伴相随，因而也就是事件全貌不可缺少的部分，更是这一特定事件的“核心真相”。事件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地点，就像被吊在了半空中，没有了根，而事件一旦被抽掉了情境、气氛，就被抽掉了灵气，像蒸馏水，失去了生活的本真，了无情趣。

场景包括交代事件发生的准确空间位置，也包括对人物在这空间中活动景象的描绘。没有人物的活动，也就不可能有生动的场景描绘。在我们的会议报道中常会看到“某某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字句，而美联社记者在一篇报道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380个字的新闻中写的是邓小平坐在主席台上一根接一根在抽烟，事件全貌犹在眼前。有学者曾批评我国“两会”报道中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34]，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涉及了我国会议报道中缺乏场景描绘的现象。

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场景、情感和事实真相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同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的会议新闻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最枯燥的新闻。

对改革后的新闻进行考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闻中，激发读者主观情感和兴趣的情境描绘实际上已渐露头角。在1981年全国好新闻获奖作品中，就有此方面的佳作。如获奖消息《邹振先惊人的一跳》，导语不仅告诉人们一个新闻事实发生的地点:布加勒斯特“八·二三”体育场的三级跳远沙坑，还以“华灯初上”、“四周看台上观众的视线”、“水银灯的光束”、“‘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等的描述与“地点”无法分割的此时此刻的场景气氛，共同营造出那一特定的情境。但在当时细节和场景的描绘还是作为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加以推崇，并未成为新闻作品普遍使用的手法。当散文式新闻兴起，新闻的美学功能日益被人重视之时，新闻文本中那种感性的成分必然得到加强，记者也越来越重视用感官来洞悉现实，而主要由感官感知的场景、气氛等内容也必将增加，这些也必然会投射于会议新闻中。

在我们所选的31篇会议新闻中，1984年以前只有一篇，占14%的会议新闻有场景内容，而1984年后这一数字提高到62．5%。在《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北京白鸡”在全国28个省市区“落户”》等新闻中，记者对“此次会议”独特的情境、气氛的准确把握是赢得欣赏的重要原因。而像《国家计委问计于民》(2000)，记者干脆让现场笑声和个性化语言本身来编织“拳拳爱国心，股股报国志”;而《安全会上睡着了》(2003)则把会议新闻当现场短新闻来写。

冬日的北京寒气袭人，可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国家计委“十五”计划问计求策座谈会的会议室里，却显得温暖如春。

“我国每年有几亿元设备报废，其中约60%至90%的废旧部件可以再利用。目前美国有3 300个废旧部件再制造企业，1996年产值就达到530亿美元，欧盟从2002年起废旧汽车的可再生利用率将达到85%……”

“效益如何?”石家庄铁道学院教授易新乾话音未落，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就表示出浓厚兴趣。

“经济效益很好，社会效益也不错!”

“要注意防止出现新的假冒伪劣哦!”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的提醒，引发会场一片笑声。

……

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些记者已有意识地把场景气氛作为事实真相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展示，但至少可以说，对场景或气氛的描绘已逐渐成为会议新闻增加可读性的一个有效叙述策略被普遍采用。或许有一天，当记者们把会议场景气氛的描绘当作新闻图式中“故事”或“事件”的一部分来看待时，场景终将成为会议新闻一个新的规范程式。

会议新闻是我国新闻报道程式性较强的一种报道种类，它在报道程式上的这些变化多少也说明了我国新闻写作的总体趋向。比如，我们把眼光稍微扩大，在过去与会议新闻报道程式相似的外交会见和开业庆典两类新闻报道中，报道规范程式的变化也反映了同样的特点。前者如《邓副委员长一行在京都等地浏览》(1979)、《西哈努克主席视察民柬解放区受到乔森潘副主席等热烈欢迎》(1982)、《轻松、热烈、友好——记赵紫阳总理出席纽约市长午宴》(1984)等，后者如《革命圣地延安无铁路的历史结束》(1991)、《三峡工程实现大江截流》(1997)、《中国地铁列车今天穿过天安门广场》(1999)、《青藏铁路全线开工》(2001)等，它们不仅没有完全照搬原来报道固有的规范程式，而且增加和突出了一些程序内容，新闻事实突出，现场感强。

3．散文式新闻的特征

什么是散文式新闻?散文式新闻至今似乎仍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根据穆青同志所下的定义，散文式新闻主要地指“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的多样化。然而，作为一种类型，散文式新闻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规范程式。“定体”可无，但“大体”还是要有的。当然，在“大体”的框架内，正如泰勒所说，某些规范程式会随时代的变迁“带来或带走”。或者我们所说的“带来或带走”其结果并非截然的“有与无”，更准确地说，是在“有多有少”和“有这有那”之间的摇摆和定度。对“新华体”中程式化程度最高的讣告新闻和会议新闻的改革，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摇摆和定度，同时也使我们对撑起新闻结构改革大旗的散文式新闻好似雾里看花。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散文式新闻是在对“新华体”进行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生命的，散文式新闻的特征也只能通过与“新华体”的比较去把握。从人们对讣告新闻和会议新闻的改革实践来看，所谓散文式新闻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闻叙述形式。它旨在对“新华体”僵硬的规范程式进行改革。总体来说，以宣传为突出目的的规范程式开始减少，而增加新闻性和可读性的程式开始增多并得到强调。散文式新闻通常采用人物限知视角叙述，叙述主体意识不强调与官方集体意识完全重合，清新、自然、优美是它所追求的文本风格。

那么，经过散文式新闻的一番洗礼，“新华体”呈现出的是什么崭新的面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新华体”是我国报道新闻特有的一种叙述模式，它通常采用全知(而非全知全能)视角叙述，叙述结构中规范程序明确(但已不细致)，叙述程序相关性原则(而非公文化倾向)较明显，叙述主体意识与官方集体意识完全重合，严肃、权威是它明显的文本风格特征。显然，结构上的变化是改革前后“新华体”之间最大的变化，而以增加新闻性和可读性为目的的叙述策略技巧的运用已成功去除旧“新华体”“死板”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