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式新闻论争回望

三、散文式新闻论争回望

散文式新闻从一开始闯进新闻领域就摇摇晃晃，纷争众多。而散文式新闻论争是中国新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一场围绕散文式新闻这种新的报道方式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其焦点是:新闻的形式是否可以不拘一格;新闻在内容表现上是否可以借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穆青同志提出的“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应多样化，包括自由的活泼的散文式的”^[35]，似乎成了散文式新闻论争的源头。这场论争引得记者、学者，业务、理论等多层面齐参战，赞者曰:它“是使新闻改革深化的具体措施”。弹者曰:它“容易引起歧义，模糊新闻与散文、文艺的界限”^[36]，等等。论争不仅对当时的新闻改革实践影响巨大，是新闻改革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且其余波仍存，20多年后的今天，在新闻刊物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此类相关文章。今天，散文式新闻的论争虽然不能说早已尘埃落定，但从引起论争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距离，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这场论争中的是是非非。

1．关于“新闻与文学合流”的问题

或许是存在发生学上的联系，或许是新闻人学科背景的关系，新闻与文学之间总有斩不断的丝丝缕缕，好像两个拆不散的形影相随的情人。散文式新闻论争最大的分歧也正是与此相关。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就告诉他的中国学生萧乾和杨刚:文学与新闻是相通的。1979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开始设立特稿奖也说明新闻写作与文学手法进行新的整合已成趋势。但新闻界也许是被“文革”时期“假新闻”弄得太过神经过敏，散文式新闻的提出立即被引申为“新闻与文学的合流”问题，甚至是新闻能不能虚构(想象)的问题。

实际上，散文不完全等于文学，文学也不完全等于虚构，新闻在虚构上的无所作为并不等于在另外之处无所作为。怀特说得很有道理:“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不同，大概在于它的主要指涉对象是被看作‘想象的’而非‘真实的’事件，但是，这两种话语的相似大于它们的不同，因为事实上从两者操作语言的方式来看，在它们的话语形式和它们的阐释内容之间作任何明确的区分都是不可能的。”^[37]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认为新闻不真实的原因都与文学脱不了干系。文学技巧本身并不能对新闻构成专业性的威胁。

穆青同志早在1963年1月即提出新闻要尝试用散文笔法来写，1982年他旧话重提，实际上正是他一直认为“新闻即是散文的一种”观念的体现。诗人、散文作家周涛曾把散文形象地比喻为客厅:“在文学这个公寓里，各种文学的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被墙隔开;只有散文没有自己的居室，它是客厅。谁都可以到客厅里来坐坐，聊聊天，包括文学以外的人，但是客厅不属于谁，客厅是大家的，它的客人最多，主人最少。”^[38]客厅既然是大家的，新闻为什么不能进去坐一坐?新闻没有必要自我封闭。

叶圣陶认为，“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39]严格说来，这只是一种感性的描述，并非科学的定义。但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散文的一个特点:文类规则的松散。南帆曾对散文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散文是“文类之母”，是一代又一代文类相互交替间隙的转换中介，在它们之间难以见到通用的文类框架，“只有个性特征的强调才是诸多散文之间的公分母”^[40]。也就是说，选择了散文也就承认了个人风格在写作中的地位。而散文式新闻最初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个性。郭玲春之所以能突破“新华体”，能“从蚕茧中解脱”，不仅得益于她久已不愿也不甘为“新华体”所束缚，还得益于她“即使难，也要刻意追求和别人不一样的新闻，否则，就没有自己了”^[41]的精神。当然也许还因为散文所具有的文类瓦解功能暗合了新闻改革的内在要求;散文的不可归类的特点能够包容记者“反抗性写作”遗留下来的这些边缘性文体;散文结构如同风行水上般地一任自然的境地也令看惯了结构单一、呆板新闻的读者神往。

基于以上，或许，这次论争的焦点并不像“模糊新闻与文学的界线”那么简单，笔者宁可把它看作是新闻人对新闻学科缺乏底气的一种本能反应。

2．关于“唯美主义”的批评

散文式新闻较强的审美倾向又是论争的一大焦点。有学者明确表示消息不能散文化，因为形式在文学中有独立存在的审美价值，在新闻中却没有。相反，对新闻来说，形式稍稍过火就是内容的累赘，是“在马路上走台步”^[42]。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郭玲春的消息“过于看重形式和技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唯美主义倾向”^[43]。

不可否认，“形散而神不散”、“诗的意境”、“优美的文字”和“笔法自由”等形式上的优美特质，确实构成了人们对散文的大部分印象。事实上，为数不少的评论散文式新闻的文章也大多作传统美学意义上的解读。有人干脆认为“消息写作中的审美信息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散文化”^[44]。甚至我们也不无理由地认为，正是散文式新闻的热闹登场催生了新闻美学。应该说，美，人们并不反对，人们只是担心“唯美”。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美”的数量还是“美”在文本中存在的形式决定了“唯美”的性质?也许两者密不可分，但以往人们的讨论似乎更多地放在了前者，而后者则被淹没了。实际上，当“美”来源于对新闻事件场景的准确描绘从而营造出现场的气氛，来源于对描绘事件、人物言行词语的恰当选择而流淌出自然的情感，“美”也就不是外在于内容的形式了。准确地说，这种场景和气氛也是构成事实真相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恰恰又是我们以往的新闻缺少的。1986年新华社刊发《她属于人民——悼作家丁玲》，情满笔端，并未引来什么“唯美”的指责，反倒被认为是一篇“审美创造的佳作”。因此，所谓“唯美”，是使“美”脱离开具体内容，没有信息依托的“美”。

于是我们发现，人们反对散文式新闻，美不是理由，唯美也不是根本的理由，对信息的忽视才是核心。人们提倡散文式新闻是提倡散文式新闻令人可读的手法，而反对散文式新闻是反对丢掉或忘记新闻的主要功能，这两者实际上并不矛盾，它是对同一问题不同侧面的强调。而以“散文式”取代早先“散文化”的提法也最终谋得了论争双方一定程度的和解。

现在看来，郭玲春的讣告新闻和会议新闻的改革，主要着眼于反叛读者厌烦的程式报道，改革更多的是对叙述结构和叙述手法等进行文学式的改造，而对信息需要作出有意识的突显则基本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散文式新闻对程式报道的改革往往只热衷于公文事务话语的解构，而不是锁定新闻的终极所指——信息。80年代初期散文式新闻的实践确实带有“硬伤”，“唯美”并非空穴来风。话又说回来，当时特写的历史条件是，一方面信息观念并未真正进入新闻人的意识，另一方面，结构程式僵化又确实是新闻写作改革的当务之急。从改革的现实成果来看，散文式新闻在改革新闻结构方面是成功的，后来人们信息观念加强，“郭式消息逐渐受到冷落”，但我们仍然认为散文式新闻当初的选择并没有错。

3．散文式新闻:开辟新闻改革新篇章

也许有人会有这样一种错觉:散文式新闻解构了“新华体”，散文式新闻取代了“新华体”，“新华体”在新世纪中已难以为继。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注意到，在某些重大会议或重大活动的报道中，“新华体”的叙述模式仍在新闻中具有生命力。比如，2004年3月召开的“两会”报道中多次重要会议开幕式、闭幕式的报道依然以“新华体”传统的报道程序为叙述结构框架。至少，新闻事业党的耳目喉舌的性质不变，“新华体”这一独特的报道模式就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所以，说得更确切些，对“新华体”的改革实际上也只是对“新华体”一统天下现状的改革——不以“新华体”报道模式报道一切新闻，或者说不以“新华体”单一的报道程序消解和抹杀现实生活呈现的丰富多彩。

由此，我们认为，如果把散文式新闻的出现看作是重新确立了“新华体”的“规范”，不如说是它改写了“新华体”的内涵。就目前来说，“新华体”也许仍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闻文体”，但至少，它已无力涵盖“新华社产品的基本文体”，不再是“我国新闻文体或文风”的唯一代表。

那么，失去了独尊地位的“新华体”就无望了吗?马克·柯里的这段话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最近的研究经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在窄播取代了广播之后，便全然没有了共同经历的事件。而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则以它自身的兴起代表理论证明，广播不是被电缆电视播送取代了而是因它而加强了，纪实式的现实主义不为讽拟和摹仿的气氛所颠覆，而是因之而有了权威。”^[45]独霸的终极所指是权威，但真正的权威并非由独霸而获得。

散文式新闻引人注目之前，一些改革创新之举事实上也已在新闻中悄然兴起，如《邓副委员长一行在京都等地浏览》(1979)、《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1980)、《国王访问农民家庭》(1981)等，就突破了以往外事报道的程序和死板，让人看到了景和情，写得生趣盎然。而《邹振先惊人的一跳》(1981)则更是一反格式化、规范化的旧巢，别具风采。但不可否认，正是经历过这场新闻结构创新大论争，许多记者的眼光骤然开阔了，一系列大胆的、新颖的新闻结构方式从此相继登台亮相，各色名称也层出不穷，如“四不像”、“全息摄影式报道”、“立体报道”、“组合报道”，直至后来被列入全国好新闻评奖项目的深度报道和系列报道等等。创新再也不是一次偶尔为之的孤军行动。

因此，我们宁可将那些有关散文式新闻的争辩视为一场前哨战，争论的结果仅仅是前哨战所占据的一个据点而已，新闻结构的转变应当由此走向纵深。从这个角度来说，散文式新闻至少不是一种，而是一类。或许叫什么并不重要，散文式新闻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为一种特定的新闻结构争得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散文式新闻使一些散落于“新华体”之外的“四不像”们突然有了一个统一的居室，它们有了与“新华体”叫板的本钱，它为各种新结构涌入新闻领域推开了一扇大门。散文式新闻的出现不仅是一次对报道模式单一化的成功革命，而且开启了新闻结构创新的大门，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