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三种叙述模式

一、新闻的三种叙述模式

1．模式及新闻叙述模式

所谓模式，通常指把各种现象组织起来的一种关系、框架或格局。总体来说，影响叙述模式的包括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叙述主体意识形态、叙述语言和叙述风格等诸多方面。但任何抽象的模式的建立都必须以简化为前提，结构模式的建立也必须把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突现出来，这最基本的结构关系即叙述的框架。它通常包括叙述文本中特定程序的有无，先后联结、程序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等因素，或者说它通常要解决两个问题:我想说什么?它该在什么位置?显然，结构是构成叙述模式的主体。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模式的变化主要看作是结构的变化。

模式是事实组织的关系，但由于叙述主体、结构、目的、题材和读者对象等的不同，往往会影响文本组织事实的关系从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模式。如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议报道模式、灾害报道模式就是按报道题材的不同，“新华体”模式是按报道发布机构的不同，“张建伟模式”是按叙述主体的不同等角度来区分的不同叙述模式。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叙述的功能目的角度，对新闻叙述模式进行分类。

新闻写作的目的是传递信息，或者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赋予世界以意义。但这意义实在只不过是一种语言，亦即一种符号系统:它存在于系统内而不是在信息中。当然，结构主义对作品的结构也太过执著。所以保尔·贝尼舒认为，“研究作品的结构并非没有益处，但要结合作品的意义及作者的意图来研究。”^[46]功能和目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正体现了作品的意义与作者意图。著名的符号学家、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代表人物罗兰·巴特说，写作绝不是交流的工具，它也不是一条只有语言的意图性在其上来来去去的敞开大道。反之，写作永远根植于语言之外的地方，字句变成了一种“假托。”^[47]这“假托”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功能或目的。

按新闻的功能或目的来对改革开放后新闻文本进行考察，并对各新闻文本结构中特定程序的有无、先后及其关系等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认为新时期新闻叙述相对较为明显的3种叙述模式是:宣传模式、新闻模式和故事模式。

当然，纯粹的模式只在理论上存在。对新闻文本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模式之间有互相渗透、移用的现象，如宣传框架中的“观点”常在新闻模式中现身，而故事模式中的“场景”也常出现在新闻模式中。而且在我国，新闻的信息功能和宣传功能水乳交融，它构成了我国新闻叙述模式间交互渗透的现实基础和强烈的官方期待。因此，对绝大多数的新闻来说，给定一种结构模式，也只能是指以某种结构模式为主导的混合形式。或者说，宣传模式、新闻模式和故事模式之间，尤其是前两个模式之间，既不完全对立，也不可能水火不容。也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对新闻叙述只作三个模式的归类，实际上是对繁杂、动态现实进行静态理论研究的一种折中办法，相信也是我们所能采取的较为准确的方法。

对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改革后新闻叙述的3种叙述模式所占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新闻3种叙述模式比例变化图(图一)中我们可得出几点初步印象:

①3种叙述模式中，宣传模式和新闻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故事模式基本是补充。

图一　三种叙述模式比例图

②两种主要叙述模式的发展趋势从1981年后呈两极分化态势，总体来说，宣传模式所占比例下降，新闻模式所占比例上升。

③1984年是我国新闻叙述结构总体格局的分水岭。1984年以前，新闻报道主要采取宣传模式;1984年后，新闻模式取代宣传模式成为新闻叙述的主角。

2．宣传模式

宣传模式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或观念。此时的“观念”不仅先于事实的叙述，而且不证自明，永远正确，或者我们也可把它叫做“观点”。带着让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或观念这一明显目的，记者往往以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解析生活或以某些事实来验证观念，这在新闻写作中极端的表现就是“主题先行”和“拔高主题”。宣传模式如果用图式表示，其线性结构可表示为:

观念→论据

观点和论据是宣传叙述框架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部分。双向箭头表示可由观点→论据，观点在导语中展示;也可由论据→观念，观念在结尾中总结。观念和论据之间存在着一种单一而明确的因果关系。

叙述学认为，叙述作品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是时间因果关系，但在具体的文本中，时间和因果关系的地位却并不完全等同。我们套用托多罗夫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①3月5日，国王死了。3月10日王后死了。

②国王死了，后来王后也死了。

③国王死了，后来王后因悲伤也死了。

第一句似乎是纯粹的时间关系框架，或称编年体，事实似乎完全以时间关系来联结，因果关系似乎不存在。第二句是时间关系显在，因果关系隐蔽的框架，事实表面看来以时间关系联结，但内含因果关系。第三句是时间因果关系都显明的框架。国王死了和王后死了两个事实之间的时间因果关系在叙述中都得到公开确认。

当然，托多罗夫认为，在读者眼中，逻辑序列是比时间序列强得多的一种关系，虽然两者一起出现，读者所见的却只是第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以上3个例句中，即使叙述中的因果关系的显明程度不同，但在读者眼里，时间、因果关系都是存在的，这种存在我们可以归结为对事实间因果关系进行联结的开放程度。叙述中对因果关系的联结越是公开和明确，读者对事实间因果关系进行联结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就越少。于是，在叙述中对因果关系显明程度，或不同叙述框架的选择天地中，作者就可以大展身手。

当作者认为，现实世界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可寻时，他就会采取明显的因果关系框架，用自己稳定的价值体系和规范去抽取、裁剪事实，从而使历史被叙述化，用句老话来说，历史被百依百顺地打扮起来。相反，如果他认为现实世界如此复杂以至无法纳入任何现存的或单一的价值规范体系时，他就会采取编年体框架，拒绝把现实规范化，从而更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这种对叙述框架的选择主要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或不同的认识观。

一般来说，没有任何因果要素的纯粹的时间关系在年表、年鉴、日记和航海日志中占主导地位，而纯粹的因果关系则在公理论述、逻辑学家的论述中或神学演说、律师和政治辩论家的演说中占统治地位。这主要又是以叙述文本的功用目的来对不同叙述框架进行选择。

正如托多罗夫所说，所有作品都具有一定数量的因果规律，它是由叙述者和读者共同制造的，但两者的努力恰成反比。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一篇叙述文按照因果布局组织起来，但在叙述中这种因果关系又处于暗示状态，那么它就迫使读者在阅读时完成叙述者拒绝做的工作，重新组织叙述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读者的头上，读者比在因果关系明确表示的情况下更深地受作品的影响。这样，如果作者希望通过文本与读者建立更平等、紧密的关系，他就会突出时间关系，淡化甚至淹没因果关系，编年体成为首选，然而代价是要承担丧失作者权威和读者抽取因果关系时误入歧途的危险。这种选择叙述框架的思路主要又是依据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无论从意识形态立场、功能目的还是从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单一而明确的因果关系都是宣传的最佳叙述框架形式。不管是“因”还是“果”，“观念”始终占据新闻事实单一线性逻辑的一端。表现在具体的新闻叙述中就是，一方面，一种特定的观念或思想如同一道篱笆无法将与此观念或思想认同的偶然或离散的因素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它又把一批互相独立的事件或现象以明确的因果关系串联起来。

这时，我们想到了非事件性新闻。

国外消息有硬新闻和软新闻之分，与此基本对应的是我国消息有动态新闻和综合新闻，或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的区分。非事件新闻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只是零星出现，到40年代我党办的报纸上大量运用，此后长期占据相当比例。一般来说，事件性新闻向读者传递信息，形式简便(一般用倒金字塔结构)，好写，好读;而非事件性新闻相对于事件性新闻写作来说，根据艾丰在《新闻写作方法论》中的概括，至少有4个方面的难度:1)取材范围界定难。2)选取报道角度难。3)对报道内涵的挖掘难。4)表达上的难。

但观点一个足够，论据一个显然太过单薄。非事件性新闻通常是一个观点下的众多事实的组合，它虽比事件性新闻的写作有难度，但却比一事一报的事件性新闻在观点的论证上似乎更胜一筹。虽然我们并不认为非事件性新闻就一定是为宣传，但非事件性新闻无疑是宣传最常采用的方式。据学者李良荣考察，非事件性新闻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是由于宣传的缘故^[48]。而从《“飞蝗蔽日”的时代一去不返》^[49]、《我国8亿农民搞饭吃的旧局面开始发生了变化》(1983)、《上海的辉煌，祖国的辉煌》(2001)、《壮丽的发展诗篇》(2002)等新闻中，我们仍能看出非事件性新闻那纵横捭阖的宏观视角、理直气壮的论证架势在宣传报道中具有的特殊作用。在我国新闻“唯宣传功能”的背景下，非事件性新闻备受关注，以至于研究新闻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研究非事件性新闻的写作。

在新闻功能从单一宣传向多元分化的背景下，有人开始意识到，非事件性新闻没有什么事实的突出变动，有的只是记者的概念提炼和观念总结，因此它至多只是一种“亚新闻”^[50]。而张建伟则宣称“除去那些动态报道，一切用单一因果关系架构的报道都是‘信息短缺’的”^[51]。

以下这篇发表于197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非事件性新闻正是当时我国非事件性新闻的最普遍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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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非事件性新闻逐渐缩小了自己的疆界。通过全国好新闻评选的情况就可明显地看出这点。1979年第一届全国好新闻评选，30篇消息获奖，事件性消息14篇，还不到一半，而到1981年的第三届好新闻评选，38篇消息获奖，事件性消息已占69%。有学者曾对1977年至1986年《人民日报》一版和二版内容进行随机抽样分析。结果显示，10年中，《人民日报》纯新闻(相当于事件性新闻)的数量从28%增加到75%，综合性报道(相当于非事件性新闻)的比例则从53%下降至11%。而对1986年《人民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3份报纸一版内容的随机抽样分析的结果显示，三报一版事件性新闻的比例全部都在70%以上，分别是71%、70%、74%^[52]。

事件性新闻“侵入”的速度恰好说明了非事件性新闻“逃逸”的速度。从三模式比例变化图中(见图一，本书第193页)我们可看出，宣传模式所占比例总体分两个阶段:1992年前基本是一路下降，特别是从1981年开始到1992年的10年间，宣传模式下降趋势势不可挡，从占比例74%直泻至谷底。1992年后宣传模式所占比例又有回升，但高也不超过35%(1996年)，低也不过7%(2001年)，基本是在20%上下振荡，这些大多都属非事件性新闻。

“政治式写作”是宣传模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这种写作中，单一而明确的因果关系表现得更为极端。罗兰·巴特认为，这种写作是单义性的，区分善与恶的定义一直支配着一切语言，在命名与判断之间不再有任何延搁，甚至连隐喻也是被严格编码的，它往往不提出理由，而是以评判的形式来表达事实，是强加于读者的一种谴责性的直接读解，语言的封闭性趋于极端，所以这种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异化”，“毫无出路”^[53]。

改革前及改革初期，我们的报纸上曾大量出现这种以政治性眼光审视一切、判断一切的新闻。比如，在我们所选改革前的60篇新闻中，除领导人会见新闻外，记者基本都是在宣传模式的框架下叙述事实，而且几乎无一例外都以政治意义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是以“××理论组”署名的“大批判文章”。今天，在所谓的“论文新闻”或“新闻文章化”的新闻中其影响仍存。它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把某一时期的政治运动作为居高临下控制五花八门人物及丰富多彩生活的恒定法宝，人人事事殊途同归。

政治式写作其强大的政治功能横扫一切，甚至可以消解掉灾害新闻的悲剧性，以至于在相当长时期内，“水火英雄”成为中国灾害报道的几乎不可更改的定式。正是在此意义上，《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1979)、《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1980)，以及《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54]等新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们不仅改写了我国新闻写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即盛行的灾害新闻不报灾害的历史，而且颠覆了灾害新闻政治化写作的传统。

从叙述学角度来看，因果关系的联结只是事件与事件之间水平的、横向的联系，而事件本身也有一种等级、次第的关系，这是叙述结构纵向、垂直的关系。比如宣传模式中的“观点”和“论据”是核心，它构成了第一个层级的叙述范畴。而“论据”所包含的多个“事件”就是下一层级的叙述范畴，它构成了“论据”这一范畴的“卫星”。

前面我们说过，“核心”是故事的骨架，确定了“核心”，也就决定了句群在文本中出现和排列的方式，并将限制概述、场景或细节的分布，从而影响文本叙述的结构。“核心”也是故事不可缺少的，因为抽去“核心”，就会破坏叙述逻辑，或改变故事的发展方向。作为“核心”，它往往完整而具体。“卫星”则不同。“卫星”的任务只是补充、丰富和完成“核心”事件。省掉了“卫星”，叙述逻辑基本不受影响。因此“卫星”自身的完整和丰满就会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无关紧要。

宣传由于是一种观念的先在，观念的意图不仅始终处于新闻结构的中心，而且必将普遍弥漫于人物、事件生存的空间。而人物和事件只能处于“卫星”地位，只构成某种观念的背景而存在。基于此，人们开始有意忽视或模糊事物的某些方面，甚至通过压制事件或人物形象的完整和丰满，使人们能迅速发现总体暗示的方向，或感悟到具体形象背后的象征意义。考察发现，在宣传模式中，这些被忽视或有意模糊的部分主要集中于以下4个方面:时间、场景、人物性格及事件完整的发展过程。

明白了这点，我们对现存的某些现象也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非事件新闻无时间是个统一的标志，那是因为相对于观念的论证来说，它们不需要。新闻改革中增强时效性的呼声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却收效甚微，那是因为在宣传的叙述框架下它们无足轻重。新闻事件场景、气氛描写的缺失也许并非记者的无意疏漏，而是删除细节以利提炼意义的惯性使然。同样，没有事件完整发展过程的展示，也许正是防止沉湎于好奇紧张等审美情感，从而放弃追索现象背后的哲理和观念的策略性选择。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理解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闻人物雷锋、焦裕禄、时传祥等为什么再度成了八九十年代的英雄。其实，受到关注的与其说是这个“人”，不如说是他们所代表的某种精神或观念。纵观人物报道，尤其是重大人物典型报道，某种观念或“时代精神”始终是它们的“魂”。从张海迪到李素丽、徐虎、孔繁森等等，莫不如此。比如人物报道《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1995)的开头是这样的:

也许岁月能够改变山河，但历史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绝对不会忘记，20世纪90年代，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他，就是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

下面的一万多字关于孔繁森事迹的记述都概括在这两段开场白中了。这是全文的基调，亦即梵·迪克所说的“语义宏观结构”。记者实际上并不是想告诉读者有怎样一个人，而是想通过这个人传递一种精神。这种报道记者只是要树起“孔繁森”这个典型，事件也只是某种明确意指的“事迹”。而在零碎的事迹片断中，只靠一些美好、壮丽的观念，人们难以整合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活生生的人物，于是《中国青年报》才进行了一次再采访，以解人们心中太多的疑团，于是也才有了《人民的儿子——对孔繁森事迹的再采访》^[55]。或许《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能获通讯一等奖主要不是写了一个栩栩如生、具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人，而是正如通讯文中的标题所示，“他高扬了一面旗子”、“他熔铸了一面镜子”、“他奏响了一支曲子”、“他昭示了一条路子”^[56]。格雷玛斯称此种结构为“教义性”结构。

3．新闻模式

图式可简单理解为文本框架结构的理论建构，新闻图式则是新闻文本结构的理论建构。在众多新闻框架理论建构的成果中，两个新闻图式值得介绍。

首先是梵·迪克的新闻图式(见图二)。虽然他认为这是一个“假设性新闻图式结构”，但同时他也指出，广泛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新闻话语一般都具有这些图式范畴和图式规则或策略。其中图式范畴限定新闻话语采用的各种形式，图式规则或策略决定其线性和等级顺序。他认为新闻话语采取的基本策略有两个，一是倒金字塔原则，它先从左自右地叙述第一范畴的高层次信息，然后才表述各范畴更低层次的信息。在梵·迪克的假设性新闻图式中，共有5个范畴层次。第二个基本策略，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策略是相关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判断的标准主要受新闻价值的影响，如反面性、异常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等，这意味着有时语义上不那么重要的细节信息却可能在显著位置如标题或导语中表现出来^[57]。

其次是台湾地区学者蔡琰的新闻图式。该图(见图三)显示，新闻叙述由底层的条件项目逐步往上发展，愈具备深度形式的新闻叙述愈可能包含上层论述内涵。具体来说就是，在一般新闻报道事件中，仅见核心事件、时间、地点、人物或人物的行为运用、情境等新闻叙述基本要件，但在特写、分析与评论等深度报道写作中却可观察到“卫星”事件、历史、先前事件、批评，甚至还可发现第一人称特质(即记者直接出面评述，如据记者了解)和叙述气氛的描述等^[58]。

图二　梵·迪克的假设性新闻图式结构

图三　台湾地区学者蔡琰等的新闻叙事之修正结构

虽然蔡琰的图式是修改梵·迪克的图式而来，但笔者认为后者仍不能取代前者，两者指涉各有侧重。从梵·迪克的图式中我们可以了解新闻各范畴排列的原则。不同新闻文本正是在相关性和倒金字塔两个原则互动的张力下呈现其复杂多变的一面。图式对“后果”范畴及其特殊的表现形态——“口头反应”的突出也体现出西方新闻叙述的一个特点。从蔡琰的图式中，我们则体会到不同新闻类型所包含的不同的范畴组合。只有“条件”范畴的可能属“一句话新闻”;增加“过程”范畴，可能属“简讯”;再增加“摘要”，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消息”;如再增加“发展”和“评论”范畴，就可能向分析评论方向的“深度报道”靠拢;而如果增加“品质”范畴，则可能向蕴含审美趣味的特写方向发展。

然而，作为新闻这一特定话语类型，不管是强调范畴的排列原则还是强调范畴的组合，它的结构特点仍是明显的:

①新闻模式的终极目标是让人们了解事实及其意义。如果说宣传是想告诉人们“应该干什么”，新闻就是想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且“意味着什么”。

②新闻模式最主要有3个范畴或核心，用线性图可表示为:概述→故事→话语。其中概述常包含两个范畴:标题和导语。“故事”最主要的任务是对中心事件的介绍。“话语”通常由“结果”和“预测”两个部分组成。“结果”常通过背景、相关事件的介绍，“预测”常通过口头反应、记者的评价等方式来实现。用图四表示如下:

图四

③叙述程序内容间的关系既不表现为单一而明确的因果关系，也不拘泥于时间关系，而是以事实重要性、反常性、意义等相关性原则来安排。

④“事实”的叙述是新闻模式的结构基础和主要范畴。这表现在:一方面事实是所有类型新闻都必须具备的范畴;另一方面，新闻话语中的其他范畴都以事实为中心向外扩展。比如“概述”和“话语”这两个范畴实际上都是“故事”的不同辐射方向的表述。或者我们以图五来表示:

图五

从此我们可看出，新闻模式的叙述中心不是观念，而是事实及其意义。

对文本进行考察，一些新闻叙述结构的变化也正是循着新闻叙述中心由“观念”转向“事实”的路径展开，从而冲破“观念←→论据”的牢固链条。其变化的踪迹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找寻。

第一，时间关系突显的编年体新闻出现。上面我们说过，叙述作品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是时间因果关系，宣传模式的叙述框架往往由单一而明确的因果关系构成。相反，编年体新闻往往以“年代顺序”来联结事实，以求在“形式”上还“事实”以自然状态。在《京郊出现“科学热”》(1983)中，廉教授一星期工作日记的摘抄虽然只占新闻一半的篇幅，却已被认为“脱弃陈骸，自标灵采”，而到《战火映红巴格达夜空》(1991)，记者似乎毫不介意地放弃了在“时间错乱的快乐狩猎场”(李普曼语)中肆意的特权，让时间本身做主。与此同时，一种被称作“日记体新闻”的报道样式也赫然成形，以至于还有人以专著论之^[59]。《公开的新闻内幕》(1987)、《批评报道未见报，说情电话铃不停》(1994)、《对抗“非典”难忘那46个日日夜夜》(2003)等日记体新闻还获得了全国新闻奖。

也许正是日记体新闻叙述者叙述自己的事给自己听这一独特的叙述方式切合行内潜规则对外秘而不宣的情形，日记体新闻在批评性报道中尤其具有独特的魅力。不妨节选《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安的《公开的新闻内幕——记者团西北之行日记》中的两节:

6月10日

上午去西安电影制片厂。

中午在黎明泡馍吃陕西名吃羊肉泡馍。席间，西安冷冻机厂厂长来敬酒，方知这一餐是他们厂请的。

这么多天了，我还一字没写。记者团第一篇成稿是:《双增双节的新阵地——西安石油仪器厂职工食堂餐馆化的启示》。

6月11日

早晨去国营262厂。进门一横幅:“热烈欢迎中央新闻采访团来我厂莅临指导”，众人大惊。

晚饭桌上厂里一位同志说:“诸位一定能有几篇杰作吧?”众人忙说:“发稿权不在我们手里。”

张东升拿来他去青海湖的照片给大家看，云白水蓝——青海湖在召唤。

6月12日

……

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此类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人们却掩口不提，而要揭示其间有什么“猫儿腻”，日记体形式是绝佳的方式。

当然，编年体不是记流水账，它还有意识形态渗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怀特把编年体与编年史区分开来，并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年代顺序”是编年史和编年体所共有的一个“符码”，但编年体还使用其他“符码”，所以，两者“所传达的可能是同一个信息，但生产的却是不同的意义”^[60]。怀特在此所指的“其他符码”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视为“意识形态符码”。也就是说，编年体并不能完全排除思想和观点，但不管怎么说，它成功地将宣传模式中那“开口见喉咙”的“观点”隐藏起来，实现了叙述模式的转变。

第二，“话语”范畴颠覆先在的既定观念。按照蔡琰的说法，“话语”范畴表明新闻叙述愈加“具备深度形式”。虽然不同的深度报道报道的深度不一，但大量以“证伪性”思维为特征的深度报道闯入新闻叙述的现实，无疑颠覆了宣传模式的既定“观念”，也开放了人们对事实多因多果阐释的门户。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读者见面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红色的警告》、《关于物价的通信》、《鲁布革冲击》等大批振聋发聩的深度报道，既不以先在的观念画地为牢，也不像《今日美国报·大众媒体专刊》副主编Joe Saltzman指斥的是空谈家(pundits)，或事实的“玩家”(player)。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的观察者(observer)^[61]。他们呼吁“请用带着脑袋的眼睛去观察，请让眼光四射，别被一个‘真实的’假象所蒙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粉碎先在观念凌驾于事实阐述之上的任何企图，在这样的脑袋和眼光下现形的应该更能接近事实背后的真相。他们宣称，“我们是记者，我们写新闻。”^[62]

“……农贸市场，茄子又涨价3分，猪肉摊前挤满了人，一片抱怨声，转念一想，不过年不过节，一次往兜里装5斤肉，放进电冰箱，10年前谁曾想过?

“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开了20米，堵住了。街上从来没有这么多车，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灯下，孩子做功课，她姥姥和姨都得陪着，没法子，只两间房，听说单位里要出售商品房了，得赶紧攒钱。

“希望，在明天!”

——摘自1987年5月21日《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来稿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

刚刚从10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这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的开头部分。非常明显地，记者已不再以宣传某种固定的观念为己任，而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去思考，去发现。

第三，“口头反应”范畴日益明晰化。具体到新闻文本中，“口头反应”范畴的明晰化就是对新闻来源和直接引语的重视。语言学家们认为，认知学上的可证性通常会以语言编码的形式出现。当这些语言编码的语义表示信息的来源或肯定程度时，这些表示可证性功能的语言编码就是“证素”(evidential)。而当“人们对一个事件的断言除了通过自己的直接感受外，在更多情况下是有人亲口告诉他的。英语中常见的例子是使用say、tell等动词。这种证素可叫做‘言语’证素”。大量使用“言语”证素是新闻报道文体的特征^[63]。“口头反应”实际上就包含了“言语证素”。它反映的是个人的主观的思想，但它们却以语言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使观念思想具有了外在的可被感知的存在方式，获得了“事实”的确认，而且也使对事实的表达方式显得更客观、权威、真实，因为这些观点就是这样表达的。“明天要下雨”是观点，“气象预报员说‘明天要下雨’”则是“口头反应”。显而易见，此时的记者只是在报道事实。

样本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尤其从1998年后，越来越多的新闻开始增加“口头反应”范畴，或者说开始注重运用新闻来源来表达人们对事实的各种反应。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注重消息来源和对直接引语的运用已成新闻人的普遍意识，手法也已非常熟练。像《项庄舞剑，意在沛公》(1998)、《“天体大十字”预言宣告破产》(1999)、《包头市缘何退出全国卫生城市评比》(1999)、《调查表明:达赖在藏传佛教信徒中的地位急剧下降》(2001)等，这些新闻正是依靠“口头反应”范畴的明晰化，使叙述的中心从“观点”转向“事实”。

第四，“新闻事件”或“故事”在新闻中获得中心地位。非事件性新闻是宣传最常采用的方式。在非事件性新闻中，众多事件或事实都指向一个既定的观念，观念是中心，事件或事实只是围绕观念的“卫星”，所有事件或事实都不必具备事件完整性所必需的五要素，不必有完整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对，在事件性新闻中，中心是新闻事件，它具备五要素，有清晰的发展过程。当然，事件性新闻中也有其他事件，但它与新闻事件并不处于同一层级范畴，它们只是新闻模式“话语”范畴之下，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历史背景或现实反映。可以说，有没有完整的新闻事件或“故事”的叙述，是区分非事件性新闻和事件性新闻的依据，明显地，它也是区分新闻叙述重心是“观念”还是“事实”的重要标志。

在具体文本的分析中，对事件性新闻叙述重心是“观念”还是“事实”的判断则要比非事件性新闻复杂艰难得多。一般来说，某件事发生了，事件性新闻都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完整的报道，但如果记者把事件看作是又一次证明了某种既存的观念和思想，或者说这一事件的某种意识指向暗合了某种既存观念，那么叙述重心无疑会指向“观念”。此时被“观念”笼罩下的新闻事件在新闻中并不占据中心地位，具体表现是大量的评论干预的随意侵入会把事件叙述搅得支离破碎，或是叙述者对事实因果关系联结的霸道和强权会妨碍读者对事实的完整了解。此时我们可认为这是宣传模式。相反，如果记者能较完整地报道这一事件，记者判定事件意义的基本立足点是人，看它将会对人们的生活是否产生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记者由此事件影响人们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判定新闻价值，并按此相关性对叙述程序有无和先后进行调控时，“观念”的中心地位被抑制，叙述的重心指向“事实及其意义”，新闻事件在新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记者采取的是新闻叙述模式。

2004年1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佑安医院与艾滋病人握手、交谈。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2004)获当年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我想它之所以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报道了一个新闻: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中心事件;同时又依我国新闻写作推崇的写法，不“就事论事”。

续表

虽然以上新闻中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宣传意图:我国政府关心艾滋病人，重视艾滋病预防工作，许多事实的选择(出场)、安排(联结)和表现(论证)也有非事件性新闻的遗风和秉性，但如果以新闻模式中的“概述”、“故事”、“话语”的范畴来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艾滋病人握手”这一“故事”，不仅叙述在前，而且占据主要位置。中心事件叙述完整，或者说，“观念”指引下的背景材料没有腰斩“故事”的主要部分，“概述”、“话语”范畴也以“故事”为中心，“故事”这根线始终没有在新闻叙述中中断过，整篇新闻大部分让位于对中心事件的讲述，新闻中心事件的中心地位依然明了。而且叙述程序内容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较明显的相关性原则。从总体框架结构来看，它属新闻叙述模式。据新华社统计部统计，《华盛顿邮报》等12家海外主要英文媒体采用了此稿，网上搜索显示，100多家海外媒体刊用此新闻。或者我们按惯常的提法，这是一条既有宣传价值又有新闻价值的新闻。

样本分析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进入新世纪，既有宣传价值又有新闻价值新闻的大力提倡开始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量新闻开始突出中心事件或新闻事件的中心地位。仅以2006年7月揭晓的2005年中国新闻奖消息一等奖和二等奖17篇获奖作品的题目上(见本书附录)，我们就能强烈感觉出，新闻宣传再也不仅仅是依靠抽象的口号、空洞的政治术语和一些支离破碎的事件，记者已开始尝试报告新闻，尝试让读者知晓影响他们生活的一件件“事”。

新闻3种叙述模式比例变化图显示，新闻叙述模式所占比例在改革后是一路高扬。1984年后，已有超过一半的新闻叙述采用新闻模式，新闻模式已取代宣传模式，跃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模式。而在1991年至1995年、2000年至2004年，更是形成了新闻叙述模式的两个高峰，比例都超过了70%。

4．故事模式

让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开始对故事模式的特点进行分析。

新华社南京5月21日电华东地区一对青年男女，在他们的爱情受到某些人的极“左”政治倾向的阻挠之后，由于地方人民法院的干预而终成眷属。

徐正源和陈菊芬最近经法院裁决后成婚，此事被人们誉为中国恢复司法制度后的一项成就^[64]。

詹姆斯·阿伦森，被我国聘为客座教授的美国新闻学教授第一人，曾先后在纽约的3家大报《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邮报》工作，1979年当他给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学生们开讲座时，举了上面这个例子。他认为这条导语在写作上没有错，但文字呆板，是“政治性导语”。于是，他着手把它改写成一条有“故事韵味”的导语:

新华社南京5月21日电爱情和法制最近成全了江苏省武进县一桩长期拖延的婚事，但婚事来之不易。家庭纠纷，执拗的父亲，想象的阶级斗争，加上一个老脑筋的公社法庭，这些都是必须克服的障碍。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接下来就可以按时间顺序写下去。他认为这样文章就显得比较自然，读起来有味道，写出了人之常情，并给读者一种悬念。这实际上正是故事模式的某些特点。

什么是故事?简单地说，故事就是在某种环境中的某个或某些人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一个经典的故事常常有一个个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由这些事件组织成的因果线索完整的情节，发生在这些事件的具体的情景等等^[65]。那么新闻叙述中的故事模式就是以故事的方式来联结事实的一种叙述形式。它通常以时间顺序组织事实材料，事件叙述的核心在冲突和悬念，它注重细节的展示，强调事件中人情味的挖掘。如果说，宣传模式重“载道”，新闻模式重“真相”，那么故事模式的旨趣就在“缘情”。为达到“载道”目的，宣传模式程序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采用单一而明确的因果关系，主要运用的方法是论证;寻求“事实真相”的新闻模式则采取与新闻价值相关的程度来联结程序内容，对事实更多的是在讲述;而“缘情”的故事模式联结事实的主线是时间前后顺序，少不了的表现手法是描述。简单可列表表示为:

而故事模式的线性结构可表示为:

总括→场景→冲突→结局

以时间顺序组织事实材料、事件核心在冲突和悬念上的新闻在我国早已有之，从战争年代影响深远的《鸡毛信》、《桌上的表》、《西瓜兄弟》，到改革初期的《等一等炊事员》(1980)、《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1980)、《三舅还账》(1981)、《买缸记》(1981)、《15斤牛肉干成了难题》(1982)等，它们甚至还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小故事”而被归入通讯的名下。但这些故事的讲述往往有着鲜明的政治宣传目的，或者是所谓“宏大叙事”中的故事。如“《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是通过岳安林改变一个亏损11年的猪场的面貌，来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决策的”^[66]。此时，人性或人情味在故事中往往沉默于记者的视野之外，甚至成为压制的对象。然而，考察发现，新时期向我们款款走来的故事模式具有了新的特点，这新特点即对人性和人情的自觉及突显。

“人情味”是西方新闻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被埃默里父子称为“开创了新闻事业的新纪元”的《纽约太阳报》从1833年9月3日创办的那一天起，就把“人情味”定为该报的特色。在查尔斯·达纳的倡导下，他们甚至还设立了“人情味故事”(human interest stories)专栏。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众化报纸在新闻改革过程中，将“人情味”作为一种扩大销路的重型武器加以利用，而且屡试不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报道进入解释报道时代，从某种角度来说，以探寻“为什么”为主的解释报道时期，也是人们最需要“人情味”的时期。因为对“为什么”的了解渴求，从本质上说来源于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一种恐慌。美国学者梅琳达·戴维斯经过6年的研究发现，当代美国人最大的危机是要克服内心深处的混乱。她认为，美国现在是后物质时代，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温度的东西占据美国人的时间越来越多，对美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遇上了野兽可以逃，看见子弹可以躲，藏在心里、脑子里的“敌人”该如何反击呢?戴维斯指出，当代美国人极需满足的是5种新欲望:渴望逃离此时此刻、渴望立刻有好心情、渴望人群的拥抱、渴望成为另一个人、渴望心灵的导师^[67]。究其实，渴望了解“为什么”是渴望人的自由，其实质是对人的关怀。这也正是西方人情味新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西方新闻对人情味的突显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方法:1)事件新闻人格化。美国记者相信重视个人的报道最能反映社会现实。这是新闻“人情味”的真正由来。一位美国记者曾说过:2 500人死了只是一个统计数据，而一个人死了则是一个悲剧。正是新闻对人的关注，使他们在对事件进行报道时，不仅仅是对整个事态进程进行报道，还强烈关注新闻事件对人意味着什么。新闻在展示、激发人们的爱、恨、同情、好奇、悲伤等种种情感的同时，也传达着记者的人文关怀意识。2)人物新闻戏剧化。他们认为要成为新闻人物，可以不是名人，但他或她必须有故事。正是这些故事或者故事中的戏剧因素吸引读者去了解人物的生存状态、精神风貌，从而感染读者。在西方新闻人物报道中，“小人物”的报道常常占多数。3)记者叙述亲历化。这主要表现为记者多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一个“同故事”。由于记者是事件的当事者，在叙述中又从全知全能的所谓上帝式的叙述者变为一个视角有限、所知有限的“人”，新闻的可信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或许是作为“人”所共同拥有的秉性，或许是受西方新闻注重人情味的影响，或许是记者们渐渐意识到“人才是新闻的理由”，我国新闻中的人性和人情逐渐登陆新闻叙述，并成为故事模式中的一大特色和显在标志。《邓妈妈和她的天津儿女们》(1984)、《情切切意绵绵》(2002)展示的不是领导人的权威，而是浓浓的人情;《汉城决战的最后40秒》(1986)以现场与背景穿插巧妙、浑然一体的创新布局来突出的首先不是为祖国为人民的豪情万丈，而是体育精神的精髓——人类的拼搏精神;同样，《吹灯兵的情怀》(1987)、《含泪再炸邱家湾》(1991)、《向劳模鞠一躬》(1992)等，由于把事实纳入故事的叙述框架，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人情得以充分展示，而且成为既具新闻价值又具宣传价值的新闻精品。

总之，相信不会有人反对，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新闻确实恢复了人们对新闻的兴趣。像《下辈子还当母子》(1996)、《八个男人换回来的一个生命》(1999)、《追你追到天边边》(2001)等新闻故事中所流淌出来的那份真情谁能抵挡得了?那是心灵的震颤!而以“一个人的故事”作叙述切入口的新闻，如《簰州湾溃口“淹”出7 000多人》(1999)、《我省交通图五年七变》(2002)等确实调动和激发了读者的情感。毕竟，“真实的世界越难理解，我们就越想看故事，因为从故事里可以找到感觉与意义，降低迷失的痛苦。我们需要指引。就像过去我们靠味觉、嗅觉、触觉、听觉走过真实的丛林，现在我们也渴望有个人在心理上牵着我们的手、在精神上指引我们的方向”^[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