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播和阶级问题

重建倾圮之塔:当代传播和阶级问题⁽¹⁾

Graham Murdock

废墟中的幽灵

并非很久之前，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文化研究和传播研究是共同领域，并没有建立起各种边界和地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会聚在这个开放的领地，收集论据，培育着学科交叉所产生的各种新的概念种类。在整个景观当中，鲜有仅为权宜之事、仅为当下急需而搭建的临时栖息地。其间主要的建筑物是一座深沉冷峻的石塔。无论你身处何方，你的目光总是为之吸引。它的显著性使之成为一个无尽的思索对象。一些人试图探究它的起源以及经年以来的变化;一些人试图描绘它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一些人则记录生活和工作在那座石塔中人们的故事，令人忧郁地叙述着破灭的希望和备受折磨的生活，也使人振奋地讲述着英雄般的抵制和坚持不懈的抗拒。可是，若干年之后，塔基上出现了日积月累越来越大的裂缝，终于，这座石塔被宣称是不牢靠的、已然倾圮了。它被一座时髦的新房子所替代。这座新房子里的每一个寓所都是根据居住者的特殊个性和偏好而设计的。严格垂直的阶级结构让位于开阔水平的差异视角。

有关这一变化的对话和争议，注意力迅速从阶级结构的限制转向个体的自我表达，从跨越阶级的重重阻力转向个体流动的自由，从阶级的必然性转向个体的愿望。许多论者对这种转换表示欢迎，认为这座石塔的隐然在场，长期以来抑制了对社会分层问题的重新思考，它使得观察者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对同一个狭隘议题的研究和争议中。他们欢欣鼓舞地宣告“阶级的死亡”，并陶醉在他们自己所扮演的掘墓人的角色之中(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1996)。其他一些论者则认为报告阶级的死亡为时尚早。他们看到有人在废墟的瓦砾中搜寻，就像是恐怖片中的僵尸还魂，阶级依然萦绕在人们的概念之梦中，使那些人不能看到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全新的“我们的生活现实”(贝克，1999:25)。这一论断是上下颠倒的。它拒绝承认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阶级依然是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的结构性原则，包括传播。它抑制了一种之于当代状况的综合视角。

“在铺路石底下的，是海滩”(under the paving stones，the beach)⁽²⁾，是1968年春天出现在巴黎的墙头和海报中最富有共鸣的口号之一。这一浪漫的承诺可以视为近来一些研究潮流的主要动机，这些研究致力于揭示世俗生活和日常限制之中，个人解放和自我表达的种种可能性。现在是把这一视角翻转过来，并坚决认为海滩底下是铺路石的时候了。这在媒介和文化研究当中显得尤为重要。过去10年中，这个领域中有太多的论者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致力于详细说明日常消费的快乐。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生活存在于电视之外”，对许多人来说，“现实依然是过去常常所是的那样:顽固的、实在的、抵抗的和严峻的”(鲍曼，1992:155)。阶级可以在许多文本的修辞中被废除，但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许多经验性证据使我们确信:阶级现在仍然是形塑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极度讽刺的是，驱使诸如身份问题、消费问题和差异问题成为学术关注中心的这种后现代理论“转折”，几乎完全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发生。当然，如果你相对“未受阶级所造成的被剥夺被排斥的影响”的话，你是易于“认为阶级问题已然无关紧要了”(思凯奇斯，1997:7)。

“从阶级中撤退”，可以说是“新个人主义”最完美的学术表达了(克朗普顿，1998: 9)，它非常方便地丢失了记忆中人们为福利供给和公共资源的获得而进行的艰难困苦的斗争，它也忽视了上层和底层在经济收入上正在日益扩大的差距。这种现象在英国尤为严峻和显著:撒切尔和梅杰的保守党政府成功地将这个差距拉大到19世纪晚期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地步。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境地:“阶级已经……被再一次宣告死亡……同时……按阶级的经济分布则变得越来越起作用。”(韦斯特加德，1995:113—114)忽视这种严酷的现实，就是毁灭尊严和希望的同谋，就是和商人们蛊惑人心的欢庆——所谓消费选择和消费机会已经得到无差别的扩张——同流合污，哪怕是无意识的。

一种批判的理论取向要名副其实的话，必须要看到这种促销式修辞底下的东西。它必须揭示造成结构性不平等的基础性机制，以及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痕迹。对于我自身，还有其他一些论者而言，这既是一种个人的顿悟，也是一项知识工程，是一种把传记和历史联系起来的方式，是一种建立因果关系、“产制一种可以穿越空谷使阶级变得紧要起来”的理论尝试(思凯奇斯，1997:15)。重建倾圮的阶级分析之塔是这项工程的中心。这并非一种怀旧、挽回或者修复的活动，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在现代主义晚期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阶级意味着什么”(达尔格伦，1998:302)，严格审视历任建筑师遗留给我们的材料和技术，决定保留什么、修改什么以及扔掉什么。

不平等的制造

这个过程并不新奇。在19世纪前的两个10年当中，已有的词汇“等级”(ranks)和“阶层”(estates)遭遇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这些概念太富有刚性，不能抓住资本主义对旧有社会秩序进行创造性毁灭的特征，需要有一种新的、更具灵活性的术语来描绘新出现的经济分工类型，这个术语就是“阶级”。但是，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34年所指出的，把社会阶级分成“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很快就变得和它刚刚所替代的封建图景一样的僵化和非历史化。他抱怨太多的论者看来认为把社会分成那三个阶级似乎是上帝而非人类的律令，并且……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社会过程当中那些阶级之间的关系会经历怎样的变化(转引自布里奇斯，1985:3)。

在各种各样敢于挑战阶级关系图谱的写作者中间，马克思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遗憾的是，他死时没有留下有关阶级概念的遗嘱。虽然他视阶级为社会分工的轴线原则，他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变化的主要引擎，但是他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简明的定义，确切地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阶级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如他在他的未完成的巨著《资本论》末卷的最后所指出的，“阶级的构成”显然是任何阶级分析中的“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马克思，1863—1867)。但是，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是，就在他要提供一个答案的地方，马克思的手稿中断了几行。然而，综观《资本论》全书，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马克思分析阶级问题的五个基本向度:

●阶级结构

●阶级形成

●阶级文化

●阶级意识，以及

●阶级行动

即使是马克思最严厉的批评者，也趋于承认这一清单可以作为研究和争论的一种有用的议程。

阶级结构

和他大多数的同时代者以及后来者一样，马克思把阶级等同于经济地位。他主要把这两类人区分开来:一类是那些拥有实质性财产的——土地、不动产、工厂、股票——这些财产都能够产生利润;一类是靠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拿周薪或者月薪维持生计的。在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句子中(接近于1848年马克思30岁时写作的《共产党宣言》的开篇)，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沿着这条中心断层线发生“越来越深的分裂”，产生了“两个直接面对的重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 36)。许多论者都误读了这句话。这句话是被用来描述一种长期趋势的，而并非他写作时期的社会状况。虽然马克思把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看作是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大公司手中以及工人越来越为工资而不是他们自己劳动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在他的一些新闻报道和措词激烈的时事评论中，他总是审慎地强调阶级划分的复杂性。他的盲点正是中产阶级。

他迅速地认识到，随着职业的成熟、经理阶层的出现以及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展，介于资本家和劳工之间出现了呈激增趋势的“中间的或者过渡的”团体。这就柔化了——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消除了”中心的划分。但是，他最终坚持认为，“这于我们的分析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1863—1867:885)。这种对中间阶级漫不经心的态度，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企业中非管理角色的专家和专业人士地位攀升的忽视，给想要详细阐述“一种一贯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概念”的分析家带来了许多问题(赖特，1997b:64)。在他们的模式中，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永远尴尬的团体出现。

阶级形成

对马克思来说，控制资本不单单是资产阶级对所有权的限定，它还是“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克朗普顿，1998:27)。资本在生产中的部署巩固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重要区分。和他大部分的同代人一起，马克思假设在原材料转化为可售物品过程中的所增价值，所依靠的是对原材料进行的劳动。他进一步认为雇主支付的工资只相当于这一价值的一部分，余下的剩余价值被他们占为己有了。表面上看起来平等的交换——“一整天的工作支付一整天的工资”——掩盖了一台剥削永动机，正是这台永动机持续地制造着结构性的不平等。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墙角下面却有一颗定时炸弹。把工人集中到大工厂和人口高度稠密的集体住宿方式也许可以使生产效率最大化，但是，它也给集思广益和共同行动创造了条件，而这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农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对马克思来说，农民可以在分析的时候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因为在生产体系当中他们具有共同的位置。但是，他们无法“凭他们自身”成为一个阶级，去集体地追求他们的利益。他们注定是这样一种状态，就像袋子里的土豆:地位相同但是充满惰性(马克思，1852:106)。与此同时，工业工人的文化也并不能自动保证他们的战斗性。

阶级文化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的脑海中，每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个体在出生时就进入了这些以阶级为基础的文化，经过不断地浸润在“传统和教养”中，他们给他们的观点、判断和行动准备了理所当然的“出发点”(马克思，1852:37)。讽刺的是，马克思自己的文化趣味——在一种具有强烈的拉比传统的中产阶级德国家庭中形成的——非常好地证明了这一过程，正如他自嘲地认识到的那样。马克思一位志趣相投者的妻子是这样逗弄马克思的，说她不能把一个具有如此贵族趣味的人和他在著作中所预测的平等社会很贴切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则足够真诚地回答道:“我也不能。”马克思说他虽然确信“那样的时刻会到来……届时我们离得远远的就是了”(引自惠恩，1999:296)。同时，他还必须解释他的同代人最后是如何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的。

阶级意识

正如米切尔·曼恩所指出的(1973:13)，阶级意识在几个不相耦合的层面上起作用。若要“凭他们自身”成为一个阶级，工人们必须接近一种支持反抗的语言。工人阶级的社区文化和职业文化产生强烈的阶级认同，鼓励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但是，他们并不总是把资本家看作主要的敌人，也不把反抗资本家的斗争看作是获得个人解放和一个替代性社会的主要手段。相反，正如弗兰克·帕金在一个有影响的论述中所认为的，这些“次一级的”意义体系趋向于强调“各种各样的修正模式，而非完全……与现状对抗”(帕金，1972:88)。

阶级行动

把阶级认同转变成阶级斗争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使命了，然而，紧紧围绕着消费主义的商业化媒介文化，又使这一运动发生了转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中的著名论断所言，资本主义把自己呈现为一种商品的丰饶，这些商品的来源却在预期的快乐中被忘记了。促销文化(promotional culture)仰赖在拥有商品之前就提升人们的注意力，而在商品生产中令人不快的剥削形象却被掩盖了。消费品把自己呈现为对异化劳动的补偿，而并非它的不幸的写照。它们许诺了一种比仅仅受制于生活必需品要自由得多的空间。

促销文化的中心机构(如广告代理、百货商店、公共关系)、主要的现代商业大众媒介(小报tabloid newspaper、消费杂志、电影)以及大众社会主义者(mass socialist)和工党，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它们大致出现于同一时期，它们对美好社会(good society)的竞争性看法从一开始就像摔跤手一样互相扭结在一起。

马克思仙逝之时，促销文化或者商业化媒介还没有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但是，马克思毫不怀疑“对精神产品生产”的控制，最终还是取决于资本家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64)。在这个概念中，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人被认为是这个阶级的一个从属部分:他们是忠诚的卫士(loyal lieutenants)，精心制作、推销这个体制好处的各种观念和表征。他的确也承认这种对劳动分工方便的划分，间或会“发展成某种对抗和憎恨”。但是，他马上又说，一旦这一冲突威胁到这个阶级的生存，它“会自动变得没有结果”(1846:65)。

同时，他仍然更多的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相信真正的“艺术”和关键的概念是能够超越时空的。他毫不犹豫地为弥尔顿的《失乐园》欢呼，说“就如同蚕要吐丝一样，这是出自他天性的一种活动”，即使弥尔顿出售他的手稿只得了5个英镑。马克思谴责“莱比锡的文学无产者，是在出版商的指导下写书的”(马克思，1969:401)。他忘记了弥尔顿写作《失乐园》时已经是一个拥有基本的读者群的著名诗人，而莱比锡的雇佣文人只是通俗小说大军中的一个无名小卒。这使得阶级地位也可能由参与者带给市场的资源来决定。

作为交换的筹码

这一概念(idea)得到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追随。韦伯是在马克思死后几十年开始写作的，他那个时代，中间的和中等的阶级(middle and intermediate classes)进一步迅速扩张，包括迅速成长起来的文化职业阶层——新闻记者、教师、图书馆学专家、科学家、音乐家、视觉艺术家——受雇于迅速扩张的商业性文化工业和不断成长的公共基金资助的文化机构当中。韦伯在阶级结构中辨别出了新的差别，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介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基本区别还可以通过财产或者服务的类别进一步细分”，这些类别是人们对工作和报酬进行讨价还价的依据(霍尔，1997: 18)。他把习得的技艺和正式的教育看作是特别重要的交换筹码。在一本具有广泛影响的书中，安东尼·吉登斯把这一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进一步延伸到包括“个体可能带到讨价还价中的任何具有相关特性的形式”(吉登斯，1981:103)。以下我们将要看到，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他的资本的竞争形式模式中，使这一一般性概念得到了最富有成果的发展。

延伸和翻新

软肋的惩戒性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许多论者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中的一个基础性转换:马克思所描述的古典的产业秩序，向一个以非生产性劳动业为中心、掌控战略信息和知识的体系发展变化。一些作者把它描述成一种“后工业社会”(贝尔，1979)，另一些则称其为“信息社会”。被广泛认同的是，“职员、教师、律师和演员”开始“在数量上超过煤矿工人、钢铁工人、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韦伯斯特，1995:13)。这一转换迫使马克思主义作家重新关注马克思的“软肋”(awkward squad)——中产阶级。

对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分析做出最为一以贯之的努力的，要数艾力克·奥林·赖特了。他是这样开始他的论辩的:虽然专家和专业人士与产业工人有所不同，在工作中有一定的自我方向、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他们仍然是无产阶级，因为事实上他们仍要出卖劳动力以赚取他们的生活费。结果，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这样一个矛盾境地中:一只脚在一个阵营中，一只脚在另一个阵营中。但是，正如他不情愿地承认的那样，这一模式并不适合于那些替由公共基金资助的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士。大学就体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后工业主义”的主导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因为在诸如信息加工、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新兴经济活动的关键领域，大学扮演着对知识进行编码和测试的重要角色，因而它们就成了新兴经济秩序中的关键机构了(贝尔，1979:198)。不管这是不是一种学术上的如意算盘，这里明显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和以前的马克思一样，赖特，他自己是一个大学教授，设法解释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唯独把他自己排除在外。这使他修正了他的立场，转而认为阶级结构的顶端是围绕着三种资产的分配组织起来的:资本资产、组织资产(由经理人控制)以及技能和知识资产(专业人士和专家所拥有的)。在为了剩余价值分配的斗争中，每个集团都试图极度垄断和开发他们的财产。正如他所说的，这一非常韦伯化的解决办法绕过了马克思模式所产生的“概念上的难题”(赖特，1997a:60)，并指出了一种将它们结合起来的方法，即“在一种阶级结构中，剥削用来解释主要的断层(cleavages)，而不同的市场能力则用来解释阶级之间的不同阶层(strata)”(赖特1997b:36)。

皮埃尔·布尔迪厄走的是马克思和韦伯的综合之路，不过也是殊途同归。他也采纳了韦伯有关市场能力的概念，只是将其转化成马克思的资本修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流通着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由基于关系户和集团成员资格的各种资源组成”)和文化资本(布尔迪厄，1987:4)。在这个模式中，阶级结构以一种多向度的空间出现，其间，阶级第一由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或者份额、第二由他们的成分、第三由他们财产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分量和构成决定，因为他们总是试图把他们的优势最大化，总是设法把发到他们手中的第一手牌转换成三个爱司(1987:4)。

毫不奇怪，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在从事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中间引起了最大的兴趣。但是，文化资本显然是一个尤其难把握的概念。布尔迪厄在他的著作中，有些地方提供的是一种相对狭窄的定义，把文化资本等同于“信息资本”;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则将其等同为由学术或专业资格保障的知识。最为常见的是，他认为通晓某个特殊领域的文化制品和实践的就拥有了某种文化资本，尤其是那些他称之为“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由主要的文化机构诸如学校、博物馆等所划分的)的文化制品和实践，似乎特别值得去追随和拥有(布尔迪厄，1973)。他认为，将文化资本转换成符号资本的高度选择性，正是阶级不平等被复制和合法化的主要途径。

顺着马克思有关阶级文化的论述，布尔迪厄认为，特殊的阶级定位所培育的共有经验(communal experiences)产生了成套的、共同享有的“被普遍化了的思想体系、感知体系、评价体系以及行动体系”，这些体系又通过日常交谈、家庭和街区的各种仪式传给了下一代(布尔迪厄，1968)。但是，这些以阶级为基础的意义系统——他更喜欢称之为“习性”(habituses)——并非在学校和其他主要的文化机关当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相反，教育制度把“真正的”文化等同于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所拥有的知识形式和表达形式，把工人阶级文化的乡土知识和通俗趣味指陈为低级的、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东西，这就使得来自次一级阶级的孩子处于一种永久的劣势地位，因为他们尚未被社会化，尚未习得那种他们要费力地奔跑才能赶上的家庭所具有的合法化习性。许多人失败了，或者放弃了，仅仅匆忙地瞥了一眼大写文化的第一个字母“C”，就退出了全日制的教育，并且往往带着一种对文化的敌意。结果，他们就不把自己算在“高级”文化的受众行列中了，这就进一步确认了中产阶级集团已经享有的符号优势。即使是那些把受教育当作一种途径成功地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人，也常常会感到他们只有旁观者的权利(squatter's right)。正如安妮特·库恩所指出的:

你可以非常容易地内化一种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判断——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事情对你来说是羞耻的和错误的……你知道假如你……把自己当作被称号所赋予的那个阶级的一员来行事，你要冒着被揭发被羞辱的风险。并且你知道，在你的余生，这些感觉会常常缠绕着你。

(库恩，1995:97—80)

“生怕被召唤到看不见的审判台前，生怕被发现不够格，这种担忧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虽然这些人看起来“可以一天又一天地完美地应付各种问题”，那就是阶级的一种“隐伤”(hidden injuries)，这种伤痛并不因为不被说出而有所减弱(塞涅特和考布，1972:33)。

这一论断以及布尔迪厄的一般性模式，对消费和媒介受众的研究具有这样的含义，即我们在关注媒介参与的经济障碍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符号障碍。我们承认，布尔迪厄的方案可能有助于描述正规文化场所出席者的阶级差异和教育差异，比如在公共艺术画廊，但是一些论者却认为在解释当前的媒介消费类型，尤其是电视观众类型的时候，布尔迪厄的方案就不怎么管用了。有迹象表明，观看电视时，“以阶级为基础的文化消费及其相关价值观的等级分野不起作用了”(加纳姆，1993:188)。布尔迪厄一定会说以阶级为基础的习性不仅结构了人们消费什么，而且结构了人们怎样消费。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任何文化资产，从烹饪术到西部片中的十二音阶音乐都可以作为一种领悟的对象，可以仅仅是一时的感动，也可以是学究般的体味”(布尔迪厄，1968: 593)。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很难解释如此多的搞文化和媒介研究工作的怎么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证明，传播工业中即使是最稍纵即逝的产品也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解读，并且还牵涉各种各样的理论。这种解码劳动并非一种学术垄断。正如近来关于媒介受众的阐释工作所显示的，人们不断地在各条路线之间解读，把具体的电视节目、电影或者唱片定位在各种精神和情感的地图上，这些地图是由知识、共鸣和判断的多重路线交叉而成的。一些路线是由家庭内的社会化以及教育经历所划出的，另外一些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的，习性是“持久的，但并非永恒的”。它们“不断地屈服于各种历练，在受到这些历练的影响后，要么加强要么修正”自身的结构(布尔迪厄和瓦蒯特，1992:133)。

布尔迪厄对阶级分析的翻新，给日常消费的媒介受众研究带来了三条重要的教训:第一，虽然我们有必要从物质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所加给人们的限制入手，我们必须进一步揭示参与和选择的符号动力和社会动力;第二，我们有必要关注，认知、尊重和合法性是如何因不同文化形式而产生不平等的，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隐伤”和阻力是如何结构人们与文化制品和消费经历的深层关系的;第三，我们有必要检验，以阶级为基础的意义系统和其他提供认同资源、阐释资源和行动资源的话语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

最后一点，在大卫·莫利的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中，以一种特殊的再生能力得到了发展。莫利研究的是英国时事电视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的受众反应。一开始，他打算探究这样一问题，即“不同集团和阶级的成员，享有不同的‘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s)，将会怎样……以一种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系统相关’的方式……不同地阐释所给予的讯息”(莫利，1980:15)。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任何完备的方案(schema)”也都是“针对在某种社会形构(social formation)之内发挥作用的多种话语而言的”(1980:21)。有些话语——比如社会主义或者好战的工联主义的修辞(莫利所调查的店员那组，显然被这种修辞所调动)——可能来自于有关阶级的各种话语，因而也支持从阶级角度进行身份认同。但是，其他的一些修辞，比如女性主义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却维护了其他的观看方式和其他的认同方式。

这些其他话语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内的主要研究焦点了，并导致很多作者忽视阶级问题。结果，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由“关于性别、种族、族群、性事等等话语所主导，一句话，除了阶级分野之外的几乎所有的话语”(米尔纳，1999:145)。在许多描述当中，阶级已经变成一个无名的范畴了，好像昨天的议题一样被打发了。

海滩底下

在当代文化研究的许多写作中，“阶级的奇怪死亡”(米尔纳，1999:173)代表了与文化研究领域创建的初衷——就是要驳斥这样一种让人感觉到舒服的假设，即生活的日趋富裕洗刷了旧有的阶级路线，并产生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的一种基础性的断裂。正如霍尔指出的，“所有迹象会引导我们去说，把这种(阶级之间)日益增加的流动性看作是趋于‘无阶级’状况是错误的。确切地说，一种经历阶级境遇的方法正在消失，另一种方法正在生成”(1967:94)。这一论辩得到了一系列有关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验性检测。这是一个高度策略的选择，因为在那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作者都认为新的大众媒介，尤其是摇滚和流行音乐已经创造出一种超阶级的、普适的青年文化。在这个令人兴奋的图景当中，“青少年似乎是一个即将到来的、蔚为壮观的消费社会的先兆，好像一个无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指日可待了”(默多克和麦克罗恩，1976:17)。与此相反，新的研究从证明阶级的复原能力出发，显示了亚文化趣味和样式是如何在根本上受制于阶级基础的经验分配和意义分配的结构的(参见霍尔和杰弗逊，1976;默多克，1974)。这一工作因为有男性和种族中心主义偏见而受到后来研究者的责难。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对社会分层系统当中持续变化所带来的复杂性来说，忘记阶级就是一种不公正。

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在研究受众的同时，布尔迪厄的写作也提出了有关文化工业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他把拥有大量资本(不管哪个种类)的人都纳入了主导阶级(the dominant class)。这导致他赞同马克思的论断，即知识工人“最好被看作是和资产阶级本身一样，属于同一阶级的不同从属部分”，因为他们能够开发他们可观的文化资本以保证他们的重要的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但是不能达到资本家所享有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水准(米尔纳，1999:140)。其他的一些论者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比较突出的有约翰·福娄(1995)，他认为知识分子常常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而非布尔迪厄或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他说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种单独的、微弱地形成的阶级，可能更为实际，这个阶级经营着通过教育而产生的知识(一种与丹尼尔·贝尔的观点相当近似的立场)。即使我们接受这种貌似真实的知识分子的特性描述，并把它更一般化地延伸到文化工人身上，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因为许多文化企业的主要领域——广告、公共关系、市场调查——显然与服务业资本联系在一起(tied to the business of servicing capital)。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把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当中的文化工人区分开来，因为公共机构更少直接受制于各种市场律令和意识形态，虽然要考虑近年来大学和公共广播组织迅速的市场化现象。

鉴别各种文化工人集团的阶级地位和他们相对自主的程度，决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操练，它是有真实的政治后果的。切实可行的民主政治有赖于一种可以共享的委托，这种委托不仅是对个体权利更是对“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重新商议。这就需要跨越阶级边界和阶级利益的争议和对话，文化工业恰恰提供了这种遭遇战发生的主要场域。这一空间相对的开放度以及对持异议者的接受能力，对维持民主生活是相当关键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某种组织文化生产的方式一定好于另一种，除非我们能够证明那种财政结构和方式更有可能创造出这样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保证一种复杂的民主所需要的表达的多样性、开明的批评以及公开的争议。学术上逃离阶级分析，已经很大程度地将这些议题抛到了后面，知识分子在应负有社会责任的地方，显示出了一种故意的冷漠。

阶级分析的废黜

1984年，布尔迪厄对阶级与文化里程碑式的研究在当代法国尚未充分展开之时，《分野》(Distinction)一书就有了英译本，对阶级分析的废黜达到全盛时期。它受到了几个相关运动的推波助澜。

第一，在社会学内部发生的从社会结构向文化生活的总体转向，逐渐地拿掉了研究议程中的经济过程问题。新流行的“‘文化’概念是一系列的话语，被那些参与期间的人……没完没了地重新协商”，结果是人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诸如书籍、电影、‘科学’或广告这样的文化产品”仍然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这些劳动是在特殊的工作和市场条件中展开的，而这些条件根本上形塑了产品的方向、形式和总的差异(胡斯，1999:32)。文化生产远非一些论者所想象的“失重”和自由浮动，仍然和资本的动力以及市场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事实上，主要的生产资料进一步集中在新的超大媒介公司的手中，它们的利益遍及每一个重要的传播领域(彼得·戈尔丁和我在本书的第四章中对这个问题有所概括)，使得文化生产和资本家及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然而，在诸多有关媒介和文化的写作中，生产条件的变化即使被提及，也是个不尽如人意的话题。注意力被牢牢地固定在消费动力学(dynamics of consumption)上面。消费动力，主要被看作是这样一个符号系统，它可以给有关身份认同的各种实验产制新的象征空间。结果，注意力就从消费和阶级地位之间的可能联系，被引向了商品和自我表达之间的关系问题了——这一转换和商业市场调查中发生的变化相互映衬，即对市场分割的认定，从以阶级和其他人口统计学的变量为依据到以测定个人的气质和特性为准绳。在这个过程中，“阶级冲突的语言”被“消费心态学的语言所放逐”(弗莱切尔，1999:22)，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被埋葬在一大堆的消费者类型之下:什么“模仿者”(emulators)、“支持者”(sustainers)、“经验者”(experientials)以及“(主)我是(宾)我的”(I-am-Me's)等等。

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无非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复制。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宏大叙事主要的情节设计，即我们的消费选择和生活改良是稳定增长的，能动的受众和游牧般的消费者得到庆贺，他们看起来已经越来越像亚当·史密斯设想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至高无上的个体了，好像打破了出身和地位的枷锁，通过市场选择获得了自我实现。这种令人宽慰的个人实现的故事，只有在方便地忘记了商品生产当中的剥削、忽视这个制度所复制的结构性不平等之后才得以维系。

对个体选择的强调，被近来有关社会身份的流动性和多重性的论述所巩固。正如一个英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我们真的会相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阶级的成员?……而不是酒鬼、烟民和球迷?”(桑德斯，1989:4—5)

这是一种典型的“乐高”(Lego)⁽³⁾模式:把那些具有不同重量和结果的分歧，简单地拼凑在一起，就像儿童游戏中的各种彩色积木一样，并无高下轻重之分。在这个概念中，阶级已经被减损到诸多差异中的一种差异而已(科尔，1996)，它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更基础的、更持久的、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自我认识有更深远和广泛影响的差异了。

事实上，有许多经验性证据表明，阶级仍然比许多其他类别更具有差异性。正如另外两个英国社会学家所总结的，现有的研究显示，并“没有理由假设经过几十年，英国的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黏合力或者意识形态的独特性上有任何的微弱”(戈德索帕和马歇尔，1992:391)。

即使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肯定，工人阶级文化和意识面对变化时保持了惊人的复原能力，我们还是面临了工联主义的衰退、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委托的消逝以及各种新的社会团体的兴起，特别是女性主义团体和生态保护团体。这些当然为各种运动提供了新的焦点以及新的政治认同方式，但是，正如安德鲁·米尔纳所指出的，这些最好被理解为“更多的是个体的替代而非阶级的替代”(米尔纳，1999:168)。它们为这个越来越不稳定和无情的世界提供了一些诉诸团结和共有性的支点。对扩大消费权利和个人选择权利的吁求，虽然从其本身来看是值得称羡的，但是，它并不挑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阶级划分性质”(米尔纳，1999:166)。大公司不但能够容忍那些更能体现它们对消费者“关心”、友好的要求，而且它们还利用这些要求去开拓新市场，以代替那些备受攻击的旧市场，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移师到那些市民社会较少得到动员、市民社会的要求较少起作用的海外经济体制中的新兴市场。

当然，近来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文化和传播理论中阶级分析长期退避三舍的状况行将结束。正如乡村和西部歌曲(country＆western song)所唱，越来越多的人疏于记得去忘却。在一个重要的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有关文化和传播理论的“核心文化概念”的系列丛书中，包括了一个“阶级”卷(米尔纳，1999)，同时，一个新集子敦促“文化研究返回到社会阶级的问题中去，并把它当作研究的基本焦点”(芒特，1999)。这些可能只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文化和传播研究中阶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重新建构

那么我们想要建立的是什么呢?让我通过一些实例来提出三个一般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阶级分析仍然对正确理解目前传播组织和文化组织的变化至关重要。

“流动”资本主义之下的文化劳动力

不值得奇怪的是，马克思以降的论者把文化工人定位在他们的阶级结构图谱当中，造成了诸多麻烦。这个一般范畴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当中一系列相当不同的关系。一些人是由私人的收入支持的，或者像马克思那样，由恩格斯捐助。恩格斯把他替他家的工厂工作所挣的钱，无条件地给了马克思，这就使得这位伟大的圣人在组织他的知识劳动时获得了少有的自由度。当然，这是比较罕见的，大部分文化工人不得不出卖他们的技术以维持生计。一些人是作为自由撰稿人替自己工作的，还有一些开办小公司雇人为他们工作。这些时下被称作“半自主”或“独立的”工人，既碰碰运气自己生产一些产品四处兜售，又试图从赞助人那里获得委托。但是历史地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越来越多的文化工人受雇于主要的商业文化制造商(合同期长短不一)。这一情形已经触发了一场强烈而持久的争议:他们到底享有多大程度的创造自主性。

讨论集中在以下两方之间的张力:一方是所有者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另一方是新闻记者、电视剧作者、电影制作者和音乐人等等的创作雄心和专业诉求。所有者被认为会利用他们的经济和组织力量，置其私人利益于公共的善之前，于是，公司所有权的进一步集中遭到了反对。实际上，所有权集中的滥用强化了这样一种论断，即资本对文化生产的控制造成了“富饶的媒介”和“贫乏的民主”并存的现象(麦克切尼，1999)。这一议题仍然具有高度的适切性。事实上，近来大媒介公司的出现使这个议题显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切中肯綮。

然而，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出现在文化劳动力中的一种更加“流动的”运动趋向，这种流动取代了终生职业甚或那种相对长期的、以成果付薪的劳动契约。在英国电视系统内，将节目生产分配给“独立”公司的例子越来越多。最近一项有关文化工业就业状况的调查表明，不到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31%)来自主要的广播组织，而38%是自由职业者(那些“合同期短于一年者”)，11%是为某个“独立”制片人工作的，15%拥有他们自己的制作公司(英国电影协会，1997:8)。这一“外购”(outsourcing)转向将会受到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推动，节目生产将集中在“通晓计算机的新人小组合”手中(鄂塞尔，1998:151)。英国的大学，曾经是终身制的一个堡垒，现在也经历了一个趋于更激烈的“流动性”的转换，教师的职位越来越临时化，以短期合同为主，传统的终身教职制被废除了。

这些发展，提出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之内知识工人和文化工人阶级地位和从属关系的问题。两个主要集团之间分界线日趋明朗:一方面是那些有相对就业保障条件，或者得到自身成功的商业运营保障的集团;一方面是那些长久没有就业保障、处于依赖状况的集团。“流动性”所隐含的文化表达总体上的多样性，急需得到应有的追问。正如安姬拉·麦克罗比最近有关时装设计师的研究所显示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并非一目了然。一方面，被调查的时装设计师收入相对低下，并伴以财政上高度的无保障和就业高度的不稳定，预示着一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occupational identities)——具有一种半专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意味着他们总是“轻视或者拒绝那些与时装制造业更为不体面的一边相关的技能”，这也就复制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的最为传统的阶级划分。他们要让自己相信他们是高于手工劳动的”(麦克罗比，1998:187)。

这一“流动性”的征程，使我们回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有关阶级形构的多向度模式。为了富有成效地使用他的模式，我们需要再次查看技能持有、正式鉴定和文化能力之间的转换关系，这三者被掩盖在他的那个文化资本的合成概念中了。高等教育当中文化和传播研究课程的迅速增长，以及越来越成熟的专业化技能训练都表明，在进入文化劳动市场时，正式的资质鉴定所起到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同时，很多新的证据还表明，社会资本继续扮演着一个中心的角色。老话说得好，“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本领，而是你认识什么样的人”(it's not so much what you know as who you know)。英国电影协会的调查显示，私人关系可能是被访者在电视行业寻找工作、获得工作的最重要的渠道(英国电影协会，1997:i)。正如安姬拉·麦克罗比指出的，投身时装市场命运的易变性，增加了偶然事件和侥幸因素所“提供的意外之财和机会”的重要性(麦克罗比，1998:179)。

差异的分类

麦克罗比的时装设计师几乎全是妇女，正如她所指出的，市场形势的不安全性使她们的个人选择代价不菲。性别和阶级的互相作用已经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个中心主题了;许多论者认为“父权制”——妇女生活从属于男人的利益——在复制阶级不平等时，即使不是更为重要，至少也与阶级同样重要。一些阶级分析家已经对将阶级从性别中分离出来作出了回应。比如，艾里克·赖特不无遗憾地承认，“在解释一些与性别压迫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时”，阶级模式“可能不会——也许不能——提供充足的工具”(赖特，1997a:60)。幸运的是，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并不轻易放弃探究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卡洛琳·斯蒂曼注意到的，探讨“妇女和女孩所感受到的某种社会制度带给她们的伤痛，说明了在阶级意识的声音之下可能还有另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情感表达或许可以被听见”。当然，“所有的语言都会”同时“显现出阶级的口音”(斯蒂曼，1986:113—114)。

在对英格兰北部工人阶级妇女群体进行了大规模的人种学研究之后，蓓弗莉·思凯奇斯认为，在她们的生活中，“阶级是至关重要的”(思凯奇斯，1997:161)。她特别感兴趣的是:(布尔迪厄宽泛意义上的)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和各种身份认同话语的联结方式——这种联结降低了工人阶级妇女的志趣。对她们而言，隐藏着的阶级伤痛被强有力地性别化了，“她们从来不能对她们的出身感到宽慰，总是认为别人会在她们身上发现一些不足或者令人讨厌的东西”(思凯奇斯，1997:162)。工人阶级妇女被视为不体面、危险、性饕餮的种种主导形象，是焦虑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来源。作为回应，她们拒绝了女性主义提供的个人主义模式而选择了一种“值得尊敬的”(respectable)女性气质。但是，正如思凯奇斯所说，这种选择不应该被解读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标志，而是一种积极的、“阶级的情感政治学”(emotional politics of class)的后果。她们进入了这样一个体系，在那里“接近积极的评价是受到限制的或者关闭的”，她们“永远试图最好地使用有限的资源”(思凯奇斯，1997:161—162)。

然而，阶级的边界并非完全固定的，许多个体设法通过教育或婚姻“离开”或者“逃脱”(他们的阶级身份)。在基础文化和博学文化(grounded and erudite cultures)之间游移的困难和苦乐是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以及接踵而至的更年轻一代学人都是工人阶级背景的“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s)，他们通过当时的教育体制冲出了一条血路，最终成为大学的教师和研究者。正如德莱特·怀恩最近的研究(1998)所显示的，对那些通过高等教育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来说，文化资本的这种战略部署是非常典型的。这是他们在(阶级)分野游戏中的一张王牌，一种他们到达新的(社会)地位的可见的标志。相反，那些历经磨难或者通过自己做生意成功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更倾向于通过炫耀性消费展示他们掌控经济资本的能力;对那些被甩在后面的人，他们既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成功，又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大多数有关流动性的故事中，主人公几乎总是男性。斯黛芬·劳勒最近有关向上流动的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是一个例外。在她交谈过的妇女中间，她注意到工人阶级的性事病理特征(pathologizing of working-class sexuality)，与“缺乏一种中产阶级的历史”是有关联的。这种病理特征中包含有她们“被别人(真实的或者是想象中的)判断所羞辱”时所产生的隐痛——这些“判断总是基于诸如这种妇女缺乏‘合适的’判断力、‘合适的’知识和‘合适的’趣味等等”(劳勒，1999:13)。她们觉得她们努力获取的一些习性决不是与生俱来的，她们并没有完全拥有中产阶级习性所要求的气质(1999:17)。她们永远是中产阶级家庭的访客，不断地处于战战兢兢地检点自己行为的处境之中。

这一新出现的研究表明，当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阶级总是被性别化的，性别同样也总是被阶级化的。结果，问题不再是选择聚焦于阶级或差异，而是探究两者相交的路径。近来许多有关媒介受众的研究，都使用了变相的焦点小组调查法(focus group methodology)去探究人们对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反应和解释。问题是，这种相对短暂的、通常是一次性的调查场合不能够产生足够有深度的证据，以支持思凯奇斯及其他论者发展起来的论点。假如我们试图把个人传记和历史联系起来，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揭示主体性、社会话语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微妙联系的传记。于是，诸如布尔迪厄近作《世界的重力》(TheWeight of theWorld)中所收集的生活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要公正地对待日常媒介实践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揭示它们是如何由个人的经历构成的，同时也要揭示它们又是如何由社会地位和公共话语构成的。

全球转换

正如C·W·米尔斯多年前指出的，一种真正全面的分析必须同时是向后和向前的、从个别到一般的、重新联系“人类自身最私密的特征”和“最遥远的最不具人格特征的变化”(米尔斯，1970:14)。大部分已经过时的研究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方便的假设:阶级结构和民族国家是一致的”(布里恩和罗特曼，1998:16)，阶级分析不具备足以完成分析米尔斯所言的这些联系所需要的各种装备。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严重的限制。

过去20年以来，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气质的政府当中，洋溢着一种对私有制、市场动力学和公共管理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浪漫推动。期间，战后曾与资本主义世界最为隔绝的三个最大的国家——俄国、中国和印度也加入进来了，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理由、走各自不同的道路。这种趋势之于传播和文化研究当中阶级分析的角色具有重大的含义。

正如许多作者已经观察到的，各种管理障碍的消蚀和清除，伴之以跨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地。这使得我们可以目睹一个新的“跨国资本主义阶级”(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的形成，这个阶级由各主导跨国公司的执行官、政治家、支持对内巨额投资和“无边界”经济流动的国家官员、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传媒业巨头们组成。这个阶级的联合并非诉诸民族—国家，而是诉诸全新的全球公司的运作场域(参见斯克莱尔，1995:133—137)。在这一形构(formation)中，传媒公司扮演着一个重要的双重角色。首先，它们给地理上分散的新阶级提供了基本的传播设施，使得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休戚相关的内部交换网络。给这种新兴的跨国流动和联系绘制一个图谱是急迫的研究任务;第二，它们试图寻求重新组织起围绕消费主义的公共传播，以利于它们的市场扩展，把它们的产品消费当作一种跨国的、无一幸免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来促销。

正如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看到的，对新的市场永不停歇的探求使资本主义“无远弗届遍及全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在任何地方定居、安顿，建立联系”，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张欲望的地图，迫使所有的国家“把那个叫做文明的东西引介到自身中间”(马克思和恩格斯，1948:38—39)。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19世纪40年代晚期的有关全球性颠覆(putsch)预言的所有条件终于被遭遇了，再次证明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具有先见之明的分析。然而，在传播和文化研究当中，这一趋势主要是从“后殖民主义”或者“全球化”修辞入手的。两种修辞都呈现出许多问题。

后殖民理论是由有特权的游牧知识分子移民建构的，显赫的教授职位和基金会的赞助使他们得以跨越边界开展活动。结果，他们的写作充满了“有关文化差异，而不是——或没有多少有关经济剥削的谈论”(伊格尔顿，1994:13)。他们不厌其详地剖析选择和认同问题，很少论及资本主义全球重构所带来的新的束缚形式、剥夺形式和强迫性移民。在主流的“全球化”修辞当中，这一过程同样也看不见更多引人注目的论述。相反，这种概念上的模糊“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效果……权力的跨国关系看起来像是一种自然的必需”，一种需要应对的不可避免性，或者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一种用来获益的手段(布尔迪厄和瓦康特，1999:42)。批判的研究必须和这种逃避划清界限。拷问这种全球重构的新兴形态、描画它们对主体性和一致性(subjectivities and solidarities)的后果，是编制一幅阶级的跨国图谱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当然它仅仅是第一步而已。巨大盈利产生的时候，也是灾难性损失到来的时候: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让渡给普通玩家的利润所剩无几了。

市场化和自由化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迅速出现已经导致一种显著的扩张，这种扩张既渗入到所有制性质当中，也体现在与商业企业管理和服务有关的职业当中。这一新兴阶层通常被称作“新”中产阶级或“新贵”(new rich)(巴克利，1999:218)，以区别于由独立的专业人士和国家官员组成的传统的中产阶级。虽然一些论者倾向于一种更宽泛的定义，既包括神职人员、公务员(public administrators)、专业人士，也包括公司业主和经理(参见斯蒂文斯，1998:15)，然而，分析家们都同意，扩展了的中产阶级(无论是被明确限定的还是被潜在划分的)是市场化社会中新的消费制度的先锋。

在印度和中国，消费既是“集团认同(group identity)的一种深层基础”(阿帕杜雷和布莱肯里奇)，也是社交展示和社交竞争的一个重要场所。广告和通俗电视节目中所欢呼的“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各种各样“新的”和现代的可见标志，以对抗旧的和过时的生活方式(斯蒂文斯，1998:5)，从而勾起了较低阶级的种种渴望(麦卡锡，1994:45)。旅游者和定居移民者不断地回“家”造成的人员和物品的流动，加剧了跨国和地区、开放和限制之间的反差(剌克，1999:269);新的市场商人(marketeers)招揽人们进入一个四海一家的、无地域的消费者社区。如果考察妇女的生活，我们再一次地发现介于这种元意识形态(meta-ideology)和新阶级形构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深度性别化的，以及她们所支持的身份认同是如何不断受到其他话语的影响的。

在新德里一项有关妇女观众的人种学调查中，普莉玛·曼克卡发现，20世纪90年代早期，印度的国家电视体系把向上流社会流动的女性成员看作是节目赞助商推销产品的主要市场，同时也试图把她们纳入“建构民族文化的工程”当中——她们是大印度神话连续剧中的人物，在爱国主题的连续剧中，妇女被戏剧化为把家庭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心角色(曼克卡，1993:547)。她认为，想象当中的消费主义的自由和民族主义所呈现出来的责任，处于一种永久的紧张当中——妇女的自我真实化的商业形象，持续地“受到民族和家庭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遏制”(1993:553)。杜拉里·奈格已经展示了这一核心张力是如何在推销莎丽⁽⁴⁾的广告中被复制的，广告中的莎丽是由孟加拉的中产阶级妇女所披戴的。一些文本通过引用20世纪早期孟加拉现代主义文学来强调莎丽作为连续性和民族的象征，另外一些则动员了通俗电影杂志中的一些材料激起消费现代性的联想(奈格，1991)。

这一研究显示，正是因为他们处在消费现代性潮流的前沿，一般而言，新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正好位于这种以转型的方式所展开的斗争的中心。

出现在印度和其他市场化社会中的研究，如果能够确认阶级分析仍然对理解当代变迁至关重要的话，那么它也再一次证明，修缮阶级分析乃当务之急。

结　　论

我们从这一讨论中能够得到什么呢?我谨提出以下五项主要结论。

第一，考察国家、地区和全球之间变化中的联系的流行戒条，事实上运用了阶级分析这种特殊的力量。

第二，描绘当今阶级形构地图的最有前途的方法是，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富有煽动性的建议和著作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式的生产和剥削的分析和韦伯式的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ies)的讨论综合起来。

第三，与其将阶级与差异对立起来，我们更需要揭示差异是如何被阶级化的，与此同时还要揭示差异是如何持续地影响阶级经历的组织过程的。

第四，考察以阶级为基础的意义系统在提供阐释和行动的资源时，还要考虑这种意义系统与其他话语系统的相交之处。

第五，在研究阶级认同问题时，最好看看公开申明的阶级效忠和阶级依附的背后，阶级主体性是如何形塑的，对某种阶级身份不均衡的承认和尊重，以及这种不均衡所产生的隐痛是如何扭曲这种阶级身份的。

(杨击　译)

译者简介:杨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

【注释】

(1)原文载James Curran＆Michael Gurevitch，Mass Media and Society(Third Edition) pp.7-26，London: Arnold，2000，原文题目为“Reconstructing the Ruined Tower: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and Questions of Class”。

(2)1968年5月法国学生所掀起的社会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政治口号。原文为法文“dessous les pavés la plage”，文意晦涩，似乎只能从音律和节奏上找到意义。一般认为，这里的“海滩”象征着工人阶级可以享受带薪假期之后的优质生活。按照我的揣摩，默多克此处用“铺路石”代表工人阶级的辛劳工作，和“海滩”的象征意义相对照。参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中译本译者的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页。——译者注

(3)一种儿童塑料玩具的品牌。

(4)莎丽(sari)，印度妇女用以裹身包头的布匹和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