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产和社会性别编码

媒介生产和社会性别编码⁽¹⁾

Liesbet van Zoonen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论争过，我们认为媒介生产可以被看作一个在媒介文本里对意义进行编码的过程。在社会性别和媒介研究的语境当中，相关的问题理所当然就是社会性别话语如何在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生产过程中的哪些矛盾和张力使得特殊的话语凸现，以及如何创新并改变生产过程。面对各式各样的媒介产品以及媒介生产中的各种张力，有人会认为这章里要提出的主要问题只能根据具体案例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回答。部分地说，强调这一观点确实是这个章节的任务之一，此外还要反击一种论调，即认为媒介机构是意识形态工具(ideological molochs)，生产着单一的推崇社会性别歧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内容。通过回顾和评估现有的对在媒介产业中工作的妇女的研究，我将从微观、中观、宏观的层面分析女性特殊的地位、任务、经验、价值观、报酬和观感等方面所展现的媒介生产的社会性别结构。与之相应的问题则是这些社会性别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编码过程，这个问题过去通常止于是否女性记者(或制作人、编剧、编辑等)的人数的增加会对媒介内容现状有所改进。我将在最后讨论这个问题的缺失，因为它忽略了组织和社会背景，而且事先假定社会性别具有普遍性的定义。为了能够阐明、澄清媒介生产中的复杂性和张力，我将在开始对朱利亚·德·埃西(Julia d'Acci)对《美国警花》(Cagney and Lacey)电视剧的精彩分析展开讨论，这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讲述了纽约两个女警察的工作和她们的私人生活故事(d'Acci，1987)。

生产、编码和协商:《美国警花》

最初，《美国警花》本是要做成一个故事片(a feature film)的。它的创作者——编剧芭芭拉·艾夫登(Barbara Avedon)和芭芭拉·科黛(Barbara Corday)以及美国某个电影公司的首席制片人巴尼·罗森兹瓦格(Barney Rosenzweig)，他也是该剧的执行制片人，她们/他们从一本有关历年好莱坞电影中女人形象的书里找到了灵感(Haskell，1987)。在以往的主流电影里，似乎从未有过像布奇·卡西迪(Butch Cassidy)和太阳舞小子(Sundance Kid)这样一对女性密友的形象，于是艾夫登、科黛以及罗森兹瓦格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生产一部名为《冰冻》(Freeze)的电影，完全颠覆惯有的警察和“劫匪”角色。两位女编剧不经意地以彼此的友谊为蓝本塑造出片中两个女警察克莉丝·卡格尼(Chris Cagney)和玛丽·贝丝·莱西(Mary Beth Lacey)的亲密情谊，该剧意图揭发出一家由“教母”带领，向来访的女客提供男妓的妓院。这个想法的发展暗示了形成这一最终方案的各种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对角色颠覆的强调可能来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的影响;两个编剧都亲自参加过妇女运动，并且希望能把个人体验与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说，人物性格的发展就是两位编剧友谊的写照。而罗森兹瓦格除了支持妇女运动，更是将其视为一个制作专业级革命性电影的机会，因为这对女性密友形象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因为展示的人物缺乏女性气质，不够温柔性感，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厂愿意制作此剧。大约六年以后，也就是1980年，罗森兹瓦格带着改写的剧本再作尝试，但这一次他选择了电视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决定把它制作成一部电视剧(madefor-TVmovie)，但是要求卡格尼和莱西由“两个性感而年轻的女演员”来扮演。最终，罗森兹瓦格成功地坚持了他原来对莱西演员的选择，即由泰恩·戴利(Tyne Daly)饰演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的丈夫是一个工作不定的建筑工人。而卡格尼，这个单身且独立的女子，则由电视网选中的洛蕾塔·斯威特(Loretta Swit)饰演，她在流行剧集《捣碎》(Mash)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公司曾许诺过，要给她一个电视剧的角色。

甚至在该剧尚未在1981年10月播出以前，卡格尼和莱西就以其特殊的工作、相互的友谊以及她们的独立等新奇因素引起了新闻界相当大的关注。女性主义杂志《女士》(Ms)一方面鼓励其读者给哥伦比亚电视网写信，请求每周播放《美国警花》一次，另一方面编辑们自己也去游说电视网高层。当该电视剧以42%的收视率远远超过公司节目平均收视率时，该公司也决定继续做连续剧。在第二个阶段中，可以看到新的因素如何对《美国警花》的制作发生作用。公司选择了“性感而年轻的女演员”，是因为电视网受到其自身的妇女形象再现传统和对受众喜好的想象的影响。另外，公司对洛蕾塔·斯威特的承诺也需要兑现。罗森兹瓦格则明显捍卫一种现实主义选派角色的专业标准。同时，女性主义游说者似乎怀疑哥伦比亚电视网对女性主义事业的支持意愿，这种不信任很不幸地在未来几年中得到了验证。

连续剧制作出来以后，哥伦比亚电视网果然感到不快，且在播出两集以后决定停止播出。尽管罗森兹瓦格强有力的游说使《美国警花》得以继续播出，但该剧播出的保险系数却难以保证。正是卡格尼使得公司感到相当地不爽。克莉丝·卡格尼作为一个单身的、以事业为重心、个性坚强的城市警察，她的形象破坏了以往任何一种有关女性气质的论调。就像德·埃西(1987:214)所注释的那样:“克莉丝·卡格尼这个女性形象是电视公司极度不满意的妇女形象:她毫无魅力、两性之间过于主动，是个单身的工人阶层的女性主义者。”尽管早先的收视率说明了另外的问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仍然担心观众会发现这两个女人过于没有女人味，过于女性主义和过于同性恋化。就这样，连续剧原本要集中表现两个女人非传统的工作和对社会性别歧视的抗争的视角被迫改良，去除对女性主义的明显借鉴，卡格尼和莱西也被再现为融能力、才干和色情元素于一体的形象(d'Acci，1987:215)。

其他电视网抓住时机播出专门面向妇女的节目，诸如《朝九晚五》(9 to 5)以及《格洛丽亚》(Gloria)这类电影，描写同样独立却与卡格尼和莱西相对立的女人，这使得潜在的观众被分流，《美国警花》的收视率顿时锐减。如果仅从收视率来考虑，这个连续剧不可能存活下来，其他若干因素促成了它的成功:妇女运动成功地发起了一个写信支持《美国警花》的运动;连续剧也获得了若干电视奖项的提名和最佳电视剧集、最佳女演员的荣誉;同时也受到来自新闻界的喝彩。最终，该电视剧在夏季的重播中吸引了相当多的受众。

《美国警花》始终受制于与编剧、演员、制片商、电视网以及观众间的冲突和协商，这些力量的相互角力在社会性别的终极再现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在这场斗争中，电视网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角色，例如在脚本创作中，德·埃西举例说明的那一集中卡格尼(单身且没有伴侣)发现自己怀孕了，编剧甚至都没有想过让卡格尼去堕胎，因为估计到电视网决不会允许这样来解决问题。尽管流产的建议也提过了，电视网还是拒绝了这一故事，不愿意“把聚光灯放在怀孕以及未婚先孕的女人的问题上”(d'Acci，1987:219)。显然，这一问题牵涉到了脚本的意识形态含义。电视网董事会相应地建议编剧将故事改成卡格尼(在她30岁的时候)决定是否要养孩子。此提议因缺乏叙事张力而难以让编剧接受，这个论争如今演变为专业标准和合理脚本的两难抉择。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让卡格尼认为自己怀孕了，而在该集快结束的时候发现她其实没有怀孕。至于她是怎么怀孕的以及她想如何处置这一问题，在该剧集接下来的部分里几乎没有予以讨论，因为这将引爆一系列诸如生育控制以及堕胎等政治和社会的争议性论题。最后，电视剧以含糊的方式让每一个观众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经验阐释——有了(非)期望的怀孕以及陷入事业与孩子的两难境地的那种体验。

媒介生产研究

然而，类似德·埃西这类的案例并不多见(参考案例还有Ettern，1982;Gitlin，1983;Sferstein，1991)。就目前已有的媒介生产研究而言，传播学研究相当偏爱新闻学和报道实事的节目，缺少对社会性别以及其他媒介内容的关注。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则把重点主要放在个体的女性传播者(female communicator)的地位、经验以及观点方面，而忽略了她们实践自身角色的具体社会情境。德·埃西对《美国警花》的分析表明，从个别(妇女)传播者来研究生产和编码过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在“个人”想法的层面上，外界因素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妇女运动的存在及其影响力;电视网的新闻检查制度或是专业标准的检验;个人有创见的想法是否被某个制片公司所接受。所有这些又与个人、组织、商业以及其他因素交互作用，最后综合影响媒介产品。赫斯基(Hirsch，1973)提出个人的创见要成为大众媒介产品，相当于是依次通过越来越窄的“门”，即从生产、媒介到发行的过程都要经过集体守门的过滤。在《美国警花》这个案例中，最初的收视率是至关紧要的，对于其他电视节目而言，观众收视率调查也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在新闻学中，对于新闻事件的筛选，往往基于一些源自诸如消息源的实用性和适用性这类组织性要求的考虑(cf.Gans，1979)。

如果比较新闻事件的选择过程和其他媒介产品实际的生产和建构过程，媒介生产的集体性甚至会更为明显。对于媒介产业的局外人而言，仅凭场记小姐、影像合成器、(电视)舞台监督、执行制片人、线上制片人、制片助理、总编辑、资深编辑、编辑和记者等模糊不清的职位名称，要弄清这些职员对于媒介产品各自独特的贡献是相当困难的。这样一份还能继续扩展的职能列表已经表明，除了正式的阶层主管外，没有任何个体的传播者能对最终的产品负责。这些人员需要一起权衡、商议、折中、合作、重新审议、讨价还价、调整以及让步。他们的这些协商受到组织环境的限制，诸如组织目标和赞助者，乃至促成或制约某些媒介产品的社会/法律语境。

已经有很多作者对生产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分析性框架。例如迪米克和科伊特(Dimmick and Coit，1982)提出将媒介生产看作拥有九个相互依赖层次(interdependent levels)的等级系统。在最底层(即第九层)是个体的传播者，他或她的决策直接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性别、种族、教育与年龄等社会人口统计学要素;而他/她的文化和政治信仰，还受到诸如职业观念和道德等专业特征，以及时间、空间和预算等组织性特征的影响。尽管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权也是媒介专业迷思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纯粹的个人决策是难以实现的。甘斯(Gans，1979:13)对新闻工作曾有如下观点:“显然，新闻工作者本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但是新闻组织充分等级化，以至于每一个不同的个体在相同的职位上都会有相当类似的表现。”另一方面，默多克(Murdock，1980)主张电视剧生产应该较不受组织惯例的限制，这样一来，诸如教育背景、生活方式以及责任承诺等个人因素对于理解电视剧的生产就非常必要了。在任何媒介生产的研究中，其关键点就是弄清哪些决策标准是由个体决定，而哪些又是由传播者所处的环境决定的(cf.Dimmick and Coit，1982:174)。

在迪米克和科伊特的理论中，所谓的“双向传播”(dyadic communication)，或与其他个体面对面的接触，是影响媒体从业者的一个直接因素(第八层)。传播者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团体或者会议，诸如编辑会议、行业协会以及非正式的社交等等是第七层;此外，传播者的决策还由一个组织内诸如政策制定、组织结构、工作惯例和权力关系等组织性因素所塑造。有关媒介生产在组织层面的各方因素(第六层)的广泛研究，聚焦在组织政策、目标、工作惯例和任务分配、劳动力决策、等级层次等方面。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提及了新闻生产，并且指出了新闻工作的常规性特征。例如塔奇曼(Tuchman，1978b)把新闻生产看成是“将无法预料的事件进行例行化处理”(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的过程。尽管电视剧的生产不太程式化，但如今每周播放一次的电视剧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标准化(Gitlin，1983)。虽然音乐、电影和书籍出版产业的生产比较灵活，但是这些生产机构也必须实施惯例程序，以保证创意产品的稳定输入与产出(Hirsch，1973)。

迪米克和科伊特的研究指向更高的组织阶层，其焦点从作用于个体传播者的影响逐渐转向了外界因素对媒介组织的影响效果。首先，要找到媒介在特定社区或目标市场中的定位(第五层)。市场运作中的竞争结构也处于具有“超组织”(supraorganizational)影响力的层面上(第四层)，即强调媒介企业所有权和管理结构的一层。接下来一层(第三层)则与整个行业的组织有关，在这一层，纵向联合(应用于从供应商到零售商的传播链)和横向联合(连接不同类型的传播的集团)都将发挥作用。最后，由国家政策(第二层)和国际组织(第一层)宏观调控传播产业、传播者行为以及各种可能性、内容和广告等。

迪米克和科伊特的分类学非常明晰地阐明了影响传播者及其雇主的结构性因素。国际和国家媒介政策和规则设限以约束媒介产业的行为和方向;媒介产业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机构则限制媒介组织，而后者又成为个体传播者必须应对的客观环境。从个体传播者的视角来看，媒介生产赋予了一系列空前广阔的限制来约束他/她的自主性。这其中的多数限制并不为传播者直接感受到，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the way things are)。而麦奎尔(McQuail，1987)将这些丰富的层次简化后的图解，则阐明了某些影响传播者自主性的因素距离他/她的日常工作多么遥远，是他/她每日工作经验中难以触及的影响因素，如图1所示。

图1　媒介体制、媒介组织以及传播者角色之间的关系

诸如迪米克和科伊特、麦奎尔以及许多其他学者(cf.Cantor，1980;Gallagher，1977;Hirsch，1977)都以模型来说明媒介的生产过程，但如此研究仍不充分，这些模型过于概括，而且过于层级分明。此外，媒介生产中的每一阶层都存在商业和艺术或社会价值之间的基本矛盾:

出现的两难困境涵盖如下种种情况: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的矛盾，专业或行业标准与商业判断之间的矛盾，个人自律和工作情境中严格等级控制之间的矛盾，自我动机和金融诱惑之间的矛盾，自我监控与服务受众之间的矛盾，尽其所能是为了达到某个理想目标，还是仅仅为了商业成功之间的矛盾(Elliott，1977)。

尽管这些模型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它们还是揭示了媒介生产深层的社会和集体的属性，媒介生产中的决策制定过程被一系列的因素影响着，由此推出，没有类似于“个体的”传播者存在。她或他必须与同事合作，必须考虑某些特殊的需要、组织的惯例和传统，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经济和媒介机构设置的法律环境。对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而言，认识这些非常重要，太多出版物在谈到有关女性新闻记者和广播员的角色和可能性的问题时，都假定女人她们自己有能力改变媒介生产过程，这些问题在本章接下来的论证中有清晰的说明。为了更好地检测过去的研究成果，并且指出现有知识的不足，我将采用麦奎尔(1987)的分级差异，即共同工作的传播人员、组织性要求和经济法律的制约这三个层次的差异。

媒介生产的社会性别化结构

作为传播者的妇女

职员　回顾10多年前媒介生产和社会性别的研究结果，玛格丽特·格拉菲尔(Margaret Gallagher，1980)曾声称在媒介产业工作的妇女的精确人数和身份是难以获取的。这些产业并不特别情愿允许他人接近他们的组织或他们的行政记录。此外，媒介组织混合了不同性质的员工，如体制的、兼职的和自由职业的成员，媒介本身由不同的生产实体和工厂组成异质的联盟，这些特性导致研究者很难搜集、比较、查证有关媒体员工的实情。今天，有关在媒体工作的妇女的资料已经非常丰富，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媒介产业自身发起了许多类似的研究，针对在该产业中妇女从业者越来越多的问题提供决策基础。例如在欧洲，设立了一个大规模的项目，研究对在欧共体成员国家的电视机构中从业的妇女的雇佣情况和贡献，导致了随后的有关妇女在欧共体电视机构从业情况的任用标准(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87)。尽管如此，传播业中诸如杂志、电影和音乐产业等其他很多领域还没有系统研究。另外，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妇女的地位情况和各种可能性都一无所知。

尽管所能知晓的女性传播者的资料分布不均衡，但现有的研究仍间接地表明了一种世界性的趋势。首先，媒介产业由男人支配，在西方尤其是由白种男人掌控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比较了加拿大、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和尼日利亚的调查结果，从而推论出“在任何情况下，从业于媒介中的‘男人的世界’的妇女只占很小一部分”(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87)。斯通(Stone，1988)声称——尽管20世纪70年代“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刺激了美国新闻电视网雇用弱势群体中的妇女成员，但是里根政府的解除管制政策，以及当地与日俱增的竞争使得这次发展搁浅了。

最近，在美国、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进入新闻院校学习或接受传播学术训练的妇女人数不断增长，涨幅之大，足以让我们认为某些学者所说的“社会性别转换”(gender switch)的时代已经来临。类似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已然成为由(白种)女人掌控的“天鹅绒”(velvet)或者“粉领”(pink collar)的天下(Creedon，1989)。这种趋势表明媒介生产中的某些领域更易于由妇女而不是男人来从事。例如仅有的可获得的数字似乎可以推知，发达国家杂志印刷业一直以来为各个层次的妇女提供工作机会，甚至包括高级管理职位(Johnson，1989)。其中各国不同的媒介发展状态的实际情况，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传播业的某些领域会给予妇女以相对更多的机会。广播界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广播的受众流失了，广播的新闻功能为电视所取代。广播地位的下滑，减少了男性在此领域的竞争，而妇女得以填补这些广播职位的空缺。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广播仍是大众电子媒介，并且由男人支配。例如，在厄瓜多尔的电台员工中，90%的员工是男性(de Camargo，1987)。另外，地方性的地位较低的媒体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比国家的地位较高的媒体雇用更多的妇女，这个事实也证明了媒介地位对女员工就职的影响(Smith，1980)。

就像大多数其他部门一样，媒体也有明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男人操控技术领域，而女人则都挤在行政部门。从本质的层面讲，妇女倾向于在那些可被看作是她们家庭职责的延伸领域里占有优势:如与儿童和教育相关的媒体、节目或者部门;消费类节目和家庭节目;报纸的人文情趣报道和人物专栏以及娱乐节目等。史密斯(1980)认为在英国，女新闻记者在“以广告为目标”(advertising goal)的媒体部门占据主流，而这一部分对于整个行业的实用性就在于创收的广告利润(advertising revenue)。虽然广告对于媒介组织至关重要，但广告利润领域却并不被媒介专业人士所重视，仅认为是“用这些收入支持报纸的‘真实’功能(例如提供新闻、信息和评论等)”(Smith，1980:241)。而在诸如政治、国际、经济新闻和新闻时事节目等“真正”领域，妇女仍是少数派。

就像在大多数其他雇用部门一样，媒介体系也存在平面的分工区隔。很难有妇女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就算是妇女为主导的工作领域也是如此。此外，媒体从业妇女经常遭遇待遇的不平等，女性管理者所获薪酬往往比同等职位的男性要少。研究美国记者薪金的拉夫基(Lafky，1989)发现，即使控制了如工作类型、工作经验、市场和编辑部规模等变量，社会性别仍是决定收入的一个显著因素。对年轻的媒体职员而言，性别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减，研究瑞典广播公司的亚伯拉罕逊(Abrahamson，1990)也有同样的结论。然而在美国记者的案例中，这种差距的缩减并不是因为妇女薪酬的提高，而是因为记者工资的普遍下滑。克里顿(Creedon，1989:17)由此归纳得出结论，媒介产业中妇女人数的增加“不能说明妇女拥有了高层权力或者影响力，而是说明了该领域薪酬和地位的整体下滑”(cf.Abrahamson，1990;Baehr，1981;Butrler and Paisley，1980;Camargo，1987;Fahim，1987;Gallagher，1980，1984;Irukwu，1987;Joshi，1987; Muir，1987;Smith，1976，1980)。

媒介产业妇女所面临的不平等原因有很多。在许多国家，直接针对妇女的性别歧视是被禁止的，若干国家和产业也采取了一些平权法的政策来帮助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进入媒介产业。在其他案例中，社会主流会倾向阻止直接的性别歧视。尽管如此，所有的组织性程序和惯例都会导致间接歧视，因为不易察觉，这些潜在歧视也很难引起非议。例如，松村(Muramatsu，1990)认为在日本占主导的终生雇佣制抑制了女性员工的增长，因为工作机会稀缺而且竞争相当激烈。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媒介产业的筛选程序是非正式的，其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所谓的(男性的老朋友)人际关系网络趋向于把妇女排挤在潜在的申请者之外(Gallagher，1980)。类似地，缺乏正式的职业建构意味着在官僚等级组织中获得晋升也过分地依赖于私人交往和认同。依照史密斯(1980:243)的说法，“大量非正式的职业社会化过程……对妇女越来越不利，这会将妇女排除在非正式的消息网络和‘一些关键的学习情境’之外，而这些消息网络和学习情境对于发展更为广阔的新闻技能和获得‘相关专业知识’又是至关重要的”。

媒介组织中最为严重的障碍来自男同事和决策者的态度。在任何一家流行刊物剪报、传记或者研究报告中都随处可见:妇女们屡屡遭遇明目张胆的社会性别歧视。卡斯特(Castro，1988:42)报道了一个妇女在电视台求职的过程中的遭遇:“接着副总管走过来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鼻子几乎要贴到我脸上，说‘此刻没有任何职位空缺，但是我们也许能安排一些。你要做爱吗?’”从荷兰到美国，再从印度到塞内加尔，所有的研究报告在调查到男性传播者对女同事的态度时，结果都出奇的相似。乔希(Joshi，1987)对印度电视公司朵朵山(Doordoorshan)的资深员工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认为女人不具备独立决策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更喜欢男同事而不信任女同事，认为跟女同事一起工作任务会加重。德克霍夫等(Diekerhof et al.，1985)测试了荷兰报业男记者的态度，他们认为他们的女同事会红杏出墙，而且把女同事的事业成功看作是“女人的诡计”的结果。在由史密斯等人(1989)操作的一份调研中，美国电视记者否认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然而在被问到女人是否有能力担任战地记者时，男性记者和新闻编辑们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性别歧视的态度。被区隔的女记者们从她们的男同事那里感受到了歧视，而男同事们总把最好的报道留给他们自己并怀疑女人的能力(van derWijingaard，1990)。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形式，对女人们采取歧视性态度，广泛存在于全球媒介生产的过程之中。类似的例子也至少被以下国家报道过:德国(Neverla and Kanzleiter，1984)、尼日利亚(Irukwu，1987)、埃及(Fahim，1987)、加拿大(Craen，187)和英国(Baehr，1981;Muir，1987;Smith，1980)。

最后一个妨碍妇女进入媒体和升迁的因素，则是她们必须履行家庭义务。家庭和亲职的责任是任何一个行业里的职业妇女都必须承担的双重重担。而在媒介产业中，这个问题似乎更为尖锐，新闻专业性质的大部分都要求24小时随时在岗，因为新闻随时会产生。因此一个记者的工作，类似于母亲的工作责任在肩，永远无法告假。而且记者还要随时听候调遣，并在紧急通知的情况下被派到任何地方。尽管这种深入人心的记者工作性质应该被看作专业迷思的结果，而不仅是组织的必要要求，但这种迷思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基本上女新闻记者都已认识到职业、家庭很难两全，因为媒介组织目前尚未提供足够的小孩看护设施，以及双亲暂离应急措施，这迫使妇女在职业与孩子之间做出抉择，就像女新闻记者和广播员的年龄和其他社会统计学特征所证实的那样⁽²⁾。少数30岁后还坚守在这一行业的妇女往往没有孩子，然而与她们同龄的男同事们却有了孩子(cf.Diekerhof et al，1985;Neverla and Kanzleiter，1984;Smith，1989)。小孩看护设施的缺乏和工作时间的不规律，也许正是导致妇女更倾向于公共关系和广告行业，而不是从事新闻与广播网工作的原因所在。除了这些现实因素的阻碍，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念也反对事业生涯与母职身份的结合。爱瑞库(Irukwu，1987)对尼日利亚电视网的研究表明，只要将男人视为“养家糊口者”的理想占据优势，女从业者就不会觉得有争取和男人同等待遇和奖励的必要。塞内加尔的女新闻记者认为她们的男女同事们一定怀疑她们做母亲的能力(van derWijngaard，1990)。荷兰女新闻工作者觉得她们的雇主不希望女雇员有想要小孩的想法。此外，周围的朋友和家人也都隐隐地表示兼顾工作和孩子的敌意(Diekerhof et al.，1985)。

以上所提及的研究涵盖了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媒介部门，其结果已足够得出一个大致的概括:印刷和广播媒介产业由男人支配着，等级组织中的高层或者说媒体或部门中地位越高的地方越少有妇女;妇女趋向于在那些可视为其家庭责任和社会赋予的照顾、养育和温情等天性延伸的领域工作;无论个人经历和所受教育程度等如何，同样的工作，妇女的酬金与男同事相比总是相对要少。这些不平等因素根源于聘用筛选程序中间接的歧视，以及决策者们的歧视态度。此外，大多数在媒介产业工作的妇女都遭遇过男同事们的社会性别歧视行为。最后，考虑到工作环境中相应设施的缺乏，以及社会价值和信仰的压力，妇女要兼顾媒介工作和母职是相当困难的。

专业人士　撇开妇女是如何被媒介产业雇用和对待的问题不谈，我们对她们作为媒介专业人士的表现也鲜有了解。妇女自身和她们的男同事们又是如何认识她们作为专业人士的角色的呢?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稀少，且主要限于新闻业。媒介产业中妇女遭受的歧视态度似乎暗示，身为女人成为专业人士是有问题的。妇女面临着社会和文化对女性气质的期待，同时又必须达到专业水准的要求。例如在荷兰，许多女新闻记者不断受到男同事们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和他们的“邀请”，这让她们感觉自己是在被看作一个女人而受到评头论足。这种游戏暗示着，妇女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为一个专业新闻记者的威信。妇女们要么忽略女性气质的重要性，要么批评这种评判标准——然而后者会导致男同事们认为她们不是“真正的女人”(cf.Diekerhof et al.，1985)。塞内加尔的女新闻记者则体会到一种“女性气质”和专业主义之间的紧张。她们会因失去女性气质而受到指责，而女新闻记者的工作又要求她们远离家庭，从而“忽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van der Wijngaard，1990)。而另一种有关“女性气质”和专业主义之间的紧张，则是女新闻记者认为“女性气质”所强调的诸如有同情心、善良和有人情味，与新闻记者应具备的诸如一定程度的直率、善于质疑和坚强等品质相冲突(Neverlar and Kanzleiter，1984)。

尽管“女性气质”和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地存在冲突，但当前对女性气质的定义和新闻业历史性的特殊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确令很多女新闻记者感同身受，虽然两者的紧张关系表现的方式不尽相同。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女新闻工作者在专业上确定形成了一个不同于男新闻工作者的群体，测试妇女专业理念和表现的研究结果过于含糊，以至于无法得出以上结论。例如荷兰的女新闻记者在不同的场合被问到——她们是否认为妇女对于新闻业有特殊的工作方式时，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女新闻记者对背景知识比较关注，而且在采访中更愿意找女发言人。她们的差异在于采访手法，而不是对实际话题和议题的选择(cf.van Zoonen，1988)。

另一方面，美国聚焦于解释新闻记者专业价值观多样性的因素的研究，则表明男女新闻记者所持的专业价值观根本没有任何明显的区别。约翰斯通等(Johnstone et al.，1976)认为，专业才是解释专业价值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妇女对新闻业的观感与男记者并无不同。拉夫基(Lafky，1990)在分析最近一份有关美国新闻记者的调查时也发现新闻业中男女并无明显差异。一个比较英国和德国新闻记者的专业价值取向的研究指出，两国的女新闻记者都倾向于坚持新闻工作者作为倡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尽管在英国这意味着对他人帮助和指导，而在德国则表示宣传新的想法(van Zoonen and Donsbach，1988)。有关实际新闻筛选行为的研究则显示了类似的问题。例如:

维特罗(Whitlow，1977)向美国的新闻记者提交了一些虚构的新闻材料，以展示传统或非传统的男女角色的差异。维特罗发现选择行为并无差异，所有的新闻记者都是以是否存在冲突来加以选材。

梅里特和格罗斯(Merritand Gross，1978)从有关美国妇女版面的男女编辑的调查中发现，尽管部分女编辑对于妇女版面的编辑相比男同事而言不那么传统，但大部分妇女仍然坚持传统价值观念。

简森(Jensen，1982)观察和采访了丹麦新闻电视的新闻工作者，她发现女人相比男人更喜欢邀请女发言人。

村松(Muramatsu，1990)主持调查了许多有关日本电视网里工作的妇女案例，其研究认为她们会援助处于劣势的受害者，认同被压迫者。她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较为实际，将女人看作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依据她们的外貌来作评价。

以上为数不多的例子显示，社会性别自身并非阐释女新闻记者们专业表现和价值观的充分因素。一些研究没有展示差异，而另一些声称女新闻记者某些方面比较特别，但是当研究进一步进行就会发现差异其实来自国与国之间的不同。这些冲突的结果至少表明了社会性别和国家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此外，这些研究都聚焦于个体的媒体从业者，而忽视了组织对他或她的影响和压力。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段落里解释的那样，组织中个体特殊的位置会影响到他或她的表现及价值观。为了考察社会性别和政治、文化以及组织变量的交互作用，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社会性别和组织

现有的有关社会性别和组织交互作用的研究非常稀少。此前提到的德·埃西对《美国警花》的案例分析是其中之一，另有塔奇曼和我自己的有关新闻制作过程如何影响妇女运动的报道的研究(Tuchma，1978b;van Zoonen，1991c，1992b)。然而，这些研究也更集中于社会性别相关议题的研究而非社会性别本身。因为这种研究的缺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大概介绍研究的类别和问题。为此，我将引用我自己的新闻业研究，包括多项有关社会性别和新闻组织的不同议题，范围涉及专业社会化、过程、组织政策以及该国专业文化的影响。

根据赫斯基(1977:24)的说法，有关媒介组织的最重要的主题是由个体对其组织必要的服从而引起的紧张与冲突。这通常暗示着个人对工作的适应过程是通过一些微妙的奖惩，而不是压制的力量来规训工作者。在奖惩过程中，新到一个环境的媒体从业者逐渐熟悉那些潜在的规则、标准和价值观并相应地遵从之。那些接连不断的写稿、节目表演、电视剧、图书、电影和唱片的工作压力往往让人少有疑问和辩论的余地。就这样，一套共享的新闻专业价值理念促进了决策制定的顺利进行，也正是这样，其有助于一个媒介组织的效率(van Zoonen，1989)。有些学者认为专业社会化一定程度影响了妇女。例如，史密斯(1976)声称英国女新闻记者往往会被排除在一些“关键学习领域”的体验之外，诸如获得硬新闻的经验、担任助理编辑、做夜班及非正式的酒馆和俱乐部文化，结果她们在技术性、规范性以及整个组织的圈内规矩中处于劣势，而这似乎都有碍于她们发展为一名成熟的专业人士。史密斯关注妇女对组织规则和程序的适应，而纳维拉(Neverla，1986)则认为妇女的劣势来自该专业领域社会化和竞争所要求的果断与独立风格，与她们作为妇女的社会期待格格不入。此外，妇女们对新闻工作的独特贡献可能是增加人性的敏感和关怀，这些品质产生于妇女社会化过程，但却不为同事和编辑所承认，并且被认为是不够专业的。就这样，该学者认为，妇女如果想成为不失“女性气质”的专业人士，妇女不得不在“歧异”和不断调整中保持平衡。把史密斯和纳维拉的论据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矛盾:史密斯在接受新闻客观现状的基础上，呼吁给予妇女平等机会，但却在暗暗否定“女性气质”价值观;纳维拉则认为“女性气质”是天经地义的，她批评新闻界的普遍标准。就像她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为了成为一名专业的记者，就必须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专业主义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上述研究案例中，社会性别作为新闻记者一个稳定的特征，不会因新闻界的日常惯例、活动和会议而受到影响。

在一项由我主持的有关荷兰年轻的女性主义新闻记者研究中，我试图通过了解新闻实践和社会化是如何建构一个社会性别化的专业主义来突破上述困境(van Zoonen，1989)。这个研究的核心主题是探究女性主义新闻工作者在新闻院校的学习经历、媒体的实习体验，以及作为一个全职新闻记者的初次阅历是如何影响她们定义女性主义和新闻业的。她们中的大部分在接受新闻教育的时候形成她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三大新闻教育机构都受到妇女运动的影响，并开设少量课程讨论，自由女性主义所启蒙的妇女(和男人)受到社会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形象的伤害。学生的“个体社会化经历”是讨论妇女地位的起点，而媒介应当对塑造非刻板化的男女形象负有责任。那么对于女性主义的新闻记者而言，最大的挑战——就如学校课程以及我的调查对象们传达的那样——是尽量在非传统的领域里找到女发言人。课程的名称就是“哪里可以找到她”。女性主义新闻学(feminist journalism)在当时暗示了一种个人策略，使女人和男人一样显著。在调查问卷中，女新闻记者都表达了自己对职业规划的最好愿望，但是很少有人对新闻界的权力模式、组织惯例和同僚编辑们的社会责任有任何想法。

尽管学校对一些女权主义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但业已弥漫的那些信息给人的感觉和例子都是女性主义新闻学既荒谬又无聊。相关的课程只占整个课程设置的很小一部分;教员与学生之间对此问题并无实在的讨论;学生在做关于女性主义伦理和角色等概念的问卷时，她们的老师却对此毫无兴趣;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明确拒绝女性主义的关怀。传递给学生的信息是女性主义——尽管是温和的女性主义——但与新闻专业主义是相冲突的，而且这一信息在学生实习过程中被再次强化。我大部分的调查对象都在渐进适应新闻机构的价值标准，由此而感觉获得自主性。冲突几乎没有被提及，尽管一系列的相关议题明显引起紧张:同性恋示威、种族主义、社会性别歧视的话语和新闻界的“衣帽间”文化。我采访的一些妇女经过实习对新闻业非常失望，尤其是发现了男新闻记者的沙文主义，她们决定另寻职业。

在新闻教育方面，对专业规范的调整已经倾向于重申现有的保守现状，这并不是因为明确的教育内在要求如此，而是通过“新闻专业主义”的微妙暗示，使得新闻记者依据“不正常”的标准不断自我反省。待到调查对象进入新闻行业，她们知道女权主义并不在标准的操作程序考虑之列。奇怪的是，她们都说自己有提出要求的自主权，而且声称她们有机会实现她们的理想。但是从她们的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个有意识地想为提高妇女地位做出贡献的新闻记者——无论以何种适度的方式——都会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不断遭遇不可克服的障碍。渐渐的，这些障碍(同事态度、受众观念、社会政治背景)成为一种客观的常态，是“正常的”和可以预期的常规。女性新闻记者倾向于接受和内化这些专业要求，这就导致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一边声称有自主权，一边又汇报了很多变本加厉地限制她们原本已经很卑微的角色的事实。

通过对已有的德英两国新闻记者的数据进行次级分析，可以提出另一个例子说明专业和组织环境如何建构一种特殊的“被社会性别化的”新闻(van Zoonen and Donsbach，1988)。德国和英国新闻记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新闻自由的认知，“新闻自由在英国一开始就被认为是社会传播的一种自由，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大陆国家，则倾向于把新闻自由看作个人与生俱来，并且应该得到自由发展的权利。后者的观点鼓励个人作主观的评估，前者则否定这种看法”(Kocher，1986:49)。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德国新闻从业人员可以发挥个人风格，而英国新闻记者的工作就少有个人风格的发挥。我们在德国调查时，把社会性别暂定为个性的一个可能方面，预期在有关专业价值和道德的问题中得到社会性别特殊化的反应模式，而在英国的案例中，社会性别特殊化的问题则没有。确实，英国新闻记者所表现出的一致性远大于德国新闻记者，但是在这两国，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相当可观的社会性别差异。例如，德英两国的女新闻记者相对倾向于新闻记者应扮演鼓吹性质的角色，这在英国暗示着一种帮助和指导他人的愿望，在德国则意味着宣传一种新观点。问题是我们应该把这些差异归因于社会性别自身，还是其他什么因素。假定德国有充足的个人专业表现空间，我们可以预期诸如年龄和政治立场这类个人因素很可能会被用来解释社会性别差异。而受到诸多限制的英国新闻界，则倾向于用组织性变量来研究这个问题。例如我们观察到，英国女新闻记者倾向于看重新闻业是帮助、教育和娱乐，而且尊重个人隐私。这些角色认知和传统的女性气质的定义很接近，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女新闻记者在机构中的角色定位来阐释。英国妇女大多拥塞在与服务于受众或广告利润目标有关的部门，例如教育、人情味报道、妇女和消费者读物、时尚以及化妆品等。这些角色认知因诉诸受众需要被这些部门以吸引受众为由赋予了优先权，完全符合组织机构的逻辑。这些已有的关于女性气质的概念又被一个特殊的组织结构的背景所(重新)建构着。对于德国女新闻记者，情况有些细微的差别，她们倾向于同情他人，或者向受众宣传某种新观点，她们的受众主要是右翼分子和固执己见者。然而，这类特别的观点仍旧很难被归为社会性别问题，因为作为一名德国新闻界的妇女本身就意味着年轻而且在政治方面支持左派。此外，尽管这些角色和伦理概念显得有些极端，但这符合德国新闻业的普遍趋向。这样，在两个国家都很难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影响男人、女人想法和观点的独立变量。新闻记者所工作的组织环境不仅决定了“社会性别化的”专业主义是否存在，而且决定了它将怎样被表达。

最后一个有关社会性别和组织背景交互作用的例子，是我早先有关荷兰电视新闻女播报员的地位分析(van Zoonen，1991b)。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的荷兰国家电视新闻都由妇女来播报。她们都曾在新闻业其他领域有过被高度称赞的丰富经历，而且并不觉得自己的专业表现没有特别的女性化。她们的负责人强调她们是因其过人的能力，不是因为平权法案或预期的对观众的吸引力。因此，荷兰电视新闻业中女主播的高频率出现肯定是妇女解放的一个象征。然而，几乎除了播报员的条件之外，她们的这种出现中仍含有一种不可否认的社会性别特殊性的成分，可以认为这是媒介机构目标和国家新闻编辑政策的一种副产品。到了80年代中期，有关国家新闻的编辑政策和风格有所变更。人们认为新闻应该在事件和人物报道的方面获得观众认同。因此，人情味报道成了新闻的主要成分，促使新闻播报员至今为止严肃的播报模式应该转换为更加人性化和具有亲和力的风格。早先，有关电视新闻的理性主义方法论认为应该尽量阻止认同感，如今却不得不强调娱乐价值和情感因素。就像一个编辑说的:“在电视上流着泪的一个人，其所传递给你的远比你在报纸上被描述的流着泪的信息要多。电视让我们含着泪相互交流并参与到世界事务中去，一滴眼泪也没有的电视新闻是不够好的，我们要调整适应这一点。”⁽³⁾理论上这种电视新闻的“亲和力”也可以由男主播来做到，但是这将否认这一主题的社会性别化本质，以及文化期待和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别化本质。尽管可以确认的是女主播们，并非简单地因为她们是女人而被招募，但似乎是编辑方针为妇女提供了这样一个可接受的功能空间。一个新的女播报员发挥才干的领域就此产生，亲和力和富有感情的这些传统的“女性气质”价值观又重现于妇女，当然是与新闻播报员相关联的。帕蒂丽夏·霍兰德(Patricia Holland，1987:142)对英国BBC新闻也有类似的发现:

人们对新闻播报员有什么品质上的期望吗?除了明显的矛盾，是什么使得这个角色更适合妇女来扮演呢?……这个中介和管理的角色，可以和由社会已有的男女权力关系所建构的女性气质相协调吗?

此外，霍兰德认为新闻播报已经成为一个适合于妇女表演的工作，因为“她们令人赏心悦目”，对女性气质的另一种剥削在荷兰案例中危如累卵。这并不是女播报员是观众凝视的对象，更加切题的比喻应是:新闻播报员就像一位关怀他人，从不会令人失望的母亲，在你情绪激动一天以后，为你摆上一顿美味佳肴。女主播就该是如此特色，既平易近人，又从容优雅。

以上讨论的三项研究都是解释社会性别和组织环境交互作用方式的例子。尽管仅限于新闻业的研究，我的研究表明——新闻专业的社会化、组织文化和结构以及组织目标和政策，也都适宜于其他类型的媒介生产。事实上，赫斯基(1977:13)已令人信服地探索过，在实际的新闻和娱乐的生产和传播中，组织层面的相似胜于差异。但是以上讨论的三项研究仍然不能被泛化，这些研究已经表明社会性别在特殊的组织背景中特殊的含义(尽管不是必要的新含义)，而这种情况发生和允许被发生的范围、它特定的形成因素、表现方式以及后果都因案例的不同而不同。

社会性别和经济、社会及法律背景

在这个层面，要讨论的问题是媒介生产的经济组织以及它的社会、法律环境是如何与社会性别，尤其是媒介所传播的社会性别话语相联系的。这种研究较为缺少，普遍的是运用媒介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展示媒介的利润生产、广告收益和跨国公司的媒体产权等，在谈及社会性别及其他事务时，倾向于支持保守的价值观而且维护现状。这并不是说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于媒介和社会性别没有任何关联，正相反，它指出了由产业中主导的经济和权利关系所造成的文化研究上的局限，并提出了宏观层面的媒介机制与微观层面的媒介文本和受众之间古老而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不是我在这里要专门讨论的问题，我关注的媒介与社会性别议题，这是一个介于微观和中观的媒介生产，因为此前媒介生产中，中观的社会性别和媒介直接相关的问题已被讨论过了，而微观的媒介与受众交互作用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节中予以讨论。可以这么说，在这一点上，媒介产业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circumscribing factor)，会影响媒介使用权与产出，也就是说，会造成社会指涉和相关意义上的偏见(Bush，1983)。妇女运动清晰地认识到了这种倾向性，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给媒介产业施加压力，让它们履行社会义务而非追寻商业利润。例如在第二章中，我曾经讨论过，美国妇女运动对电视台更换执照时，挑战那些未能达到妇女解放目标的电视台。虽然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但是这些行为着实使得媒介机构对妇女解放更为敏感。其他弱势群体也站在批判媒介的最前线，并成立了合法的游说团体，对媒介再现提出批评(Montgonery，1989)。尽管有迹象表明有些媒介组织愿意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纳入考虑范围(Gitlin，1983)，但媒介根深蒂固的商业逻辑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决策标准。公共广播因此越来越相似，因为它们要竞争相同的受众，这就使公共广播的组织逻辑与商业媒体趋于一致(Ang，1991)。作为一条规则——伴随着众所周知的异议——媒介组织是不会直接向外面的社会压力屈服的，除非是为了它们有利可图。就这样，在妇女越来越被认作是有偿劳动力的同时，她们也被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消费群体，被那些将妇女展现为有能力的工人的“现代”广告所游说。一个妇女运动迫切需要的变化，却只被变化了的市场结构所实现(Janus，1977;Raim，1992)。

但媒介组织并非像它们表现的那么不为外力所动。塔洛(Turow，1982)通过观察诸如《家庭故事》(All in the Family)这类非传统的革新性节目的制作，发现组织逻辑有时能被电视网中具有个人理想的高层领导和制作商超越。最为相关的一个例子是玛格丽特·莫利兹(Marguerite Moritz，1989)有关美国电视在黄金时间再现同性恋妇女形象的可能性测试。在莫利兹的研究中，女同性恋的角色不时在“电视剧性质的节目中出现”，因为一个变化中的制度背景取代了此前对此问题的忌讳局面。莫利兹跟踪了一些用来说明增加的同性恋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因素。据电视网一方表示，他们针对男女同性恋问题的政策已经变得自由多了，因为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在与日俱增。但还有一个很少被考虑到的原因:由于预算的缩减，电视网里审查节目计划和剧本的部门流失了近40%的员工，必然使得节目中道德标准的执行不再那么严格。另外，来自有线电视与家庭录像带的竞争使得电视网在娱乐部分的垄断地位受损，迫使他们寻求新的、具有创造性和竞争力的节目和方法。据莫利兹指出，有线电视和电影院都证实了同性恋主题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这一题材吸引观众。此外，莫利兹认为美国观众认同具有争议性的娱乐和知识性节目。莫利兹总结说，女同性恋关系的再现与白人、中产阶级的异性恋行为有关，“在这一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电视黄金时段里，女同性恋不仅仅是出现，而是流行起来了”(1989:75)。总之，因为社会、经济和组织环境的变化，促成一种独特形式的女同性恋进入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⁴⁾。

编码

前面部分所展开的研究，对媒介生产被社会性别化的结构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延伸给予了清晰的展示。尽管在某些场合，清晰可见社会性别化的结构是如何影响媒介内容中的社会性话语，而要绘出生产过程中社会性别结构与社会性别话语的编码进行直接连接，并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对于媒介生产的女性主义关怀主要源自一种以女性主义的导向影响媒体内容的动机。对媒介生产的“控制”理论应该产生革新和改变的相应策略，然而对实现这样的目标不利的是，意义的编码是一个非泛化的过程，依赖于个体媒体从业者特殊的、历史的选择和表现，以及他们工作的组织环境与媒介机构背后广阔的社会环境。所以要假定一般情况下，被社会性别化的生产结构是否或者如何影响意义的编码是不容易的。要想掌握解码过程的实践，在媒介生产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像本章论述的德·埃西(1987)式的案例研究。

这一结论显然与强调对媒介生产作大量女性主义的研究假设相冲突: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媒介产业，在组织中的各个层面担任职位，这应该是女性主义或者解放运动带来的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结论就是个真理。因为根据相关的直接的公民权利来说，每一个行业都应对妇女、少数民族和伤残人士开放，此外，对于在男性统治的行业里被孤立的职业妇女，女同事的到来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安慰。在这个方面，女性主义者主张在媒介产业，尤其是新闻业和广播公司中激励雇佣妇女的行为，这是完全合法的。然而，大多数学者并不止于此，他们声称媒介内容也因女媒体从业者的增多而受益。这同一种观点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在欧共体《平等工作机会指南》的序言中，雇佣和产业事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Employmentand Industrial Affairs)的成员瓦索·帕潘德罗尔(Vasso Papandreou)指出，妇女应该在广播界中获取平等的职位“以影响和塑造我们所看的节目”⁽⁵⁾。米可·柯达马(Miiko Kodama)观察发现，在日本广播界没有妇女担任新闻节目导演和制作人的职位，这意味着“在筛选新闻的过程中，妇女的观点和意志被完全忽略了”(Kodama，1991:38)。莫琳·比斯利(Maurine Beasly)推测说，“如果女人成为编辑室的大多数，(美国)新闻自身的性质至少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在她接触媒体，并感到失望以后，她的想法有所改变(Beasly，1989:189)。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瑞典广播公司接受了平等工作机会的方针，认为:“让妇女和男人在尽可能多的职业领域平等分布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不是充分条件，还应该在公司节目的产量上也有平等的机会”(Abrahamson，1990:10)。

尽管这个论点看上去简单朴素，又有明显的效用，但是它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谬误，将导致实际的政治的影响(cf.van Zoonen，1988)。首先，为了让媒介内容的改变成为这个行业里的妇女出现的结果，必须确信女媒介从业者持有一套与男同事们不一样的视角、方法、偏好和风格。换句话说，无论如何定义“女性气质”，我们必须假定女新闻工作者具有“女性气质”，而男新闻记者则有“男性气质”。这样，社会性别的两分概念化出现了，无论在任何社会背景的情况下，社会性别不可避免地始终如一地与人类情境有关系。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主张社会性别不应被构拟为个人的固定属性，而应该是作为主体在“建立”自我意识的连续过程中的一部分。人类的身份认同不能被视为一成不变的，而是片断的和动态的，并且依赖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各种话语的特殊勾连。如果我们对社会性别持有这样的想法，就不会期望女传播者足够生产出根本不同形态的媒介产品。正相反，就像我在讨论社会性别和组织环境的勾连中所展示的，媒介组织中妇女独特的地位和经验所建构的可有不同表达形式的“妇女和专业”的认同方式，而且这些方式往往贯穿了一个“专业人士”和“主流文化所能定义的妇女”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其次，必须认识到社会性别并不是转换媒介生产可能性的唯一维度。例如电影和视频制作人阿里·莎伦·拉金(Alile Sharon Larkin)适时地提出不仅是白人的父权文化，就连白人女性主义者，两者也都忽略或预设了黑人妇女的真实经验:

我相信很多当代黑人女艺术家，都被迫使用着并非自己的声音在说话……作为一个黑人妇女，我经历了各种领域的压迫——经济的、种族的和性别的，我实在不能仅仅“摘取或选择”任何一个单一领域。我认为就是用这种方式，女性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的白人群体，凭借我们遭受种族歧视的代价，追逐他们自身的利益(1988:158)。

在没有身份认同和诸如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政见合成的话语下，仅仅讨论增加媒介产业中妇女的数量，这是从占统治地位的种族群体出发，为维护中产阶层妇女利益而作的演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政策的制定建立在与生产力提升挂钩的原则之上，这样不是不好，但存在诸多限制(Baehr，1981)。

而且，呼唤更多的女传播者改变媒介内容产品，这就完全忽略了进行媒介生产的组织环境因素。除了期望妇女能对生产有特殊的贡献，这种论点事先假定了个体的传播者有足够的自由，以至于能在不考虑同事意见、技术要求、专业价值和组织惯例等明显因素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选择取向。无可否认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视频艺术，都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组织环境中生产，已有一些被标有“女性主义写作”的文化产品涌现(Showalter，1989)。其他人则否认诸如线性叙事、现实主义影像手法以及窥视认同等传统的电影手段(Mulvey，1975;Erens，1990)。但如果文化产品屈从于大众文化生产的组织逻辑，就像在新闻界和广播界，个人发挥自主性的余地不大。所以我倾向于将组织逻辑和常规构想，作为抑制妇女表达和影响力的因素。除了上述我们谈及的这些表述的本质讨论外，需认识到组织力量不仅是限制性的，它也具有显著的生产力。特殊的组织政策、常规、工作要求等分散在那些社会性别、种族划分和专业主义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不同话语之中，从而产生一种同时反映了个人偏好、从业者风格以及媒介组织的生产文化的组织认同。

本章节提及的论点，并不能归纳出一个直接说明社会性别化结构如何影响编码过程的结论。通过示范美国电视连续剧《美国警花》生产中的复杂性、矛盾冲突以及紧张关系，有关协商和编码的概念才变得具体。接着，各种不同的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分别在生产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予以了分析。尽管现有的媒介生产中的妇女研究都主要集中在人口统计学、职业特性和价值观的微观分析上，但生产的社会性别化的结构在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也一样显著。关于生产的社会性别化结构是如何影响编码过程，依赖于传播者的“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ties)，意指传播者自己对社会性别、族群划分和专业主义等话语的综合，构成了传播者和组织性惯例、要求和政策。这样的视角要求研究媒介生产的具体案例，诸如考察一个特殊节目的生产过程，新闻如何报道妇女议题，或是观测媒介生产单位中的惯例和实践等。从策略方面而言，因为这样一个视角在考虑到机会平等方面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它并不反对增加女传播者的呼吁。但是期盼女媒介从业者数量的增加能影响媒介内容向着女性主义者所想要的方向发展，这种想法在理论和实践策略上都不周全。对于女性主义文化政策而言，其他策略也是必要的，这一问题我在最后一章将进行重新讨论。

(曹晋　张抗抗　译)

译者简介: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张抗抗，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注释】

(1)本论文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系Liesbet van Zoonen教授的专著《女性主义媒介研究》(Zoonen，Liesbet van，FeministMedia Studies，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Delhi:Sage，1994)的第四章，中文版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感谢责任编辑汤文辉的积极协助，授予《中国传播学评论》免费中文版(第四章)的版权。

(2)在荷兰新闻界，大部分女新闻记者都小于35岁，未婚且没有孩子，但是她们的男同事们的平均年龄都比较高，已婚且有孩子(Diekerhof et al.，1985)。

(3)彼得·布鲁斯(Peter Brusse)，Elsevier，1988。

(4)莫利兹1989年的调查数据。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1991年在她的《反锉》(Backlash)中指出，里根时代导致了美国电视节目的迅速保守化，而克林顿政府的活力将鼓舞电视网和制片商又趋向风格更加自由的节目。

(5)Gelijke hansen in de Europese Omroep(欧洲广播公司的平等工作机会)的序言，欧共体委员会。原作者的翻译来自荷兰语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