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海姆悖论”与传播文化学

二、“曼海姆悖论”与传播文化学

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传播、大众传播以及文化研究等概念，它们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就各自的研究范围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面对当代的通俗文化，我们应该研究它们的什么内容?这些其实都存在着问题。凯瑞就从这些常见的概念入手，结合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阐释》作了详细的分析。针对有些美国传播学研究对传播与文化、文化与社会等问题的漠视，提出了自己的传播文化学(cultural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研究的观点。

凯瑞围绕他所提出的“传递观”与“仪式观”两种传播学研究的思路，强调了“仪式观”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美国传播学研究过分重视效果或社会控制等功能方面的研究，而对文化研究有所忽略。他指出，美国传播研究最关注的问题是发生劝服或社会控制的条件，包括大众传播研究与人际传播研究，都致力于对态度的改变、形成、强化与行为稳定或转向(redirected)时的心理和社会条件作准确的描述，还探讨把社会秩序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的或抽象的功能。相反，文化的特定形式如艺术、仪式、新闻等则是间接地进入这一分析，深层次而言，这些文化形式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它们的历史性转型、它们对意义这一主观世界的介入、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在创造整体文化中的作用，都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对于这些问题，凯瑞认为，这里其实包含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策略，格尔兹的《文化的阐释》将对我们有所启发。凯瑞实际上通过对研究方法和策略的不同选择来阐明传播学的文化研究取向的重要性。

凯瑞认为，格尔兹的《文化的阐释》的核心是通过“意识形态分析”来系统研究“科学思想”的意识构成问题。关于意识形态和科学思想的关系，格尔兹称之为“曼海姆悖论”，因为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到的问题，格尔兹指出:“那么意识形态在何处终止而科学又从何处登场?这是现代科学思想的斯芬克斯之谜，也是其论敌百试百验的武器。”(Geertz，1973)就此，凯瑞指出，传播学研究也同样面临着这一悖论，即作为“知识社会学”和传播研究之间的方法取向和冲突的问题。对此问题，凯瑞分别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方法策略:第一，把传播学看作是行为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规律;第二，把传播学看作是一种正规的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结构;第三，把传播看作是一种文化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意义。凯瑞指出，面对这种悖论，无论是建基于统计学基础之上的第一种行为科学的功能主义研究，还是以语言学、系统论、控制论为基础的第二种正规科学的结构主义研究，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回避了问题，唯有文化研究才能够从方法上更好地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凯瑞的传播学理论深受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他特别强调文化研究对传播的本质性意义。他指出，相较于美国形成的经验分析和结构分析传统，文化研究的目标远比其他研究传统来得平实。它不是以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来寻求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把人类行为消解为其所基于的结构中，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凯瑞主张的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他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和人的世界，而不是把人作为机械的或物理的现象进行结构的解剖。从根本来讲，在凯瑞看来，文化研究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从更积极的方面看，它绕过了行为研究所看重的经验主义与正规理论空中楼阁式的东西，并深深扎根于人类的经验世界之中。所以，凯瑞明确主张，至少从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研究常常更忠实于人的本性和经验这点看，把传播学的目标设想为文化科学较为合适，而且更具人性。他引用了格尔兹的话来说明其观点:“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类是一种悬置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是这些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一种阐释性科学。我追求的是阐释、阐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Geertz，1973)凯瑞所要明示的是，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意义所表现的规律、功能、权力、利益等，绝不能用简约化(reduction)的做法。我们必须要能够理解人们在他们的词语和行为中所建构的意义，明确这些意义，这些对生命和经验的看法，并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些事物作一个正确的判断。

因此，凯瑞始终坚持传播研究对人类的存在意义的探寻的重要性。在传播学研究如何破解“曼海姆悖论”时，他指出意义建构中的多重现实、多重符号构成的观点，这对我们探究传播的意义问题极富启发性。对此，凯瑞认为，我们认识到人类思想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不容置疑的图谱(指科学)这样的产物中，也不存在于对神秘的现实错误百出的概括中。在文化研究的新模式中，人类思想是人们应用于经验的阐释，是对形形色色意义体系的建构，而且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科学方法加以证明。人们创造的不只是一种现实，而是多重现实。现实不可能为任何一种符号形式所穷尽，无论这种符号形式是科学的、宗教的，还是美学的。其结果，真正的人类天赋和需求就是以不同符号类型为手段建立起关于现实的模式，这些符号类型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数学的、姿势的、身体运动的等形态，具体则体现为不同的符号形式如艺术、科学、新闻、意识形态、日常言谈、宗教、神话等。显然，这种“多重现实”构成的观点，对于我们系统认识传播的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基点。在大众传播的研究中，我们惯常的思维是，人类的想象性的产品在文化和符号之外实际存在的现实中，才能得到确认，也就是说现实存在是第一位的，而人们的意义世界则是第二位的。但按照凯瑞的多种现实、多重符号的观点看，人们的经验形式也构成了另一个现实，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传播的意义构成的多重性。实际上，我们看到，凯瑞在这里隐含着对唯科学主义思想的批判，而唯科学主义的结果就是掩盖了人们生活中运用的富有意义的话语领域。所以，大众传播研究必须分析人们同时身处其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世界、各不相同的情绪和动机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

因此，对于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凯瑞明确指出传播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对于传播、大众传播或当代文化的学者来说，目前的任务是把文化学的进展一直延伸到当代人们生活的特有产品上去，包括新闻报道、官方语言、爱情歌曲、政治修辞、日间连续剧、科学报道、电视剧、谈话节目以及更广泛的当代休闲、意识与信息。在他看来，我们曾经自以为是地称之为大众传播的研究领域错过了很多东西。

在倡导文化研究取向的同时，凯瑞也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对文化研究的抵制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的“效果传统”的研究及解释模式，其核心是由功利主义所决定的，这些都源于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传统。“效果传统”研究所号称的民主精神实际上是反民主的，有可能在研究中所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提出的问题，甚至偏离了问题。为了重构传播学研究的范型，凯瑞重点回顾了以霍尔为核心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建树，也从原点上分析指出，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业社会现象学，对工业社会的统治和权威模型的分析等理论，为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杜威、帕克等芝加哥学派继承了韦伯的理论精神，发展了美国的文化研究的传统。但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却对文化研究形成抵制，尤其是用意识形态和强制性实践替代经由自由交流而达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所以，凯瑞明确指出，只有让实证研究科学和意识形态及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走出困境。因为所有实践和表达形式，包括科学，都是文化的形式。当然，凯瑞对实证研究所持的全面否定的观点也是我们难以苟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