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传播学季刊

欧洲传播学季刊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年春季号，第21卷第1期

在危机与机遇之间

(Between Risk and Opportunity)

作者通过多种方法，了解媒介关于2004年欧盟扩张议题的“危机”与“机遇”两个新框架，以及各自为这一扩张所做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支持。

从内容分析的部分可以看到，欧盟的扩张被描述为一个充满争议和矛盾的议题，但从总体而言又存在着同一种被统一的声音。“危机与机遇”的框架在新闻报道中担任着相当主导的角色。作者还通过一项实验考察了“危机”与“机遇”两个框架在支持欧盟扩张中所产生的影响。实验将参与者分别设置在“危机”和“机遇”两个框架不同的主导环境中，被设置于“机遇”框架环境中的参与者，比被设置在“危机”框架环境中的参与者，更表现出明显的对欧盟扩张的支持度与认同度。这种来自框架的影响又会基于对政治知识的掌握程度而调整。那些政治知识掌握程度比较低的个人，往往更容易被新的框架所影响，并且对“危机”框架表现出更多的怀疑。

安德瑞斯·舒克(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联系方式:a.r.t.schuck@uva.nI)

卡拉斯·佛尔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系政治传播专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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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哥”以及真人秀节目在欧洲

(Big Brother and Reality TV in Europe)

本文聚焦于在欧洲广为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并以“老大哥”为例进行分析。具体说来，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对从生产到接受的整个交流过程进行考察，检验文化传播过程中媒介因素的特性。文章运用两分法对外来元素和国内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联系进行分析，并涉及了与此相关的吸收或调整的策略。

媒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层次的筛选:第一层过滤，在生产方面，接受以英美文化背景为主的内容;第二层过滤，在传播方面，发挥类似可移动的“气塞”的功能，以让人们接受这种商业的视听模式为目的;第三层过滤，在接受方面，运用不同的策略，使对公众的价值竞争通过真人秀节目得到传播。通过对三个文化传播层次过滤的分析，作者发展了文化传播立场的概念，更好地反映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因素——即各种不均衡力量之间的关系——其中也不排除针对文化霸权的抵抗，以及文化迂回发展的因素。

迪维·傅劳·美吉斯(法国巴黎大学媒介社会学与美国研究专业教授，联系方式:divina.frau-meigs@univ-paris3.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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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传媒中的欧洲话题

(Europe-Topics in Europe's Media)

一个公共性的欧洲领域是否存在——这个话题一直广受争议——不仅仅是在传播媒体领域。在研究中，一个普遍性的论题是:欧洲共同体可以通过在国家的媒体报道中的“欧洲化”得以建立。在质化研究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这篇文章的目的便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这一“欧洲化”的事实已经存在?这项研究涉及对多个欧洲国家媒介内容的分析，此实验式的研究在德国、英国、法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系统地执行。

所有这些研究考察比较了不同的欧洲国家媒体中的“欧洲话题”。研究结果显示，欧盟的15个成员国在2004年欧盟扩大之前，对待“欧洲一体化”持发展趋势的态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总的说来，关于欧盟的话题在各国的国家媒体报道中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以欧盟标准进行的表演者也只是充当少数的角色。这些可以归结出，欧盟成员国形成欧洲一体的公共领域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导向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的经验主义研究仍然很少，文章中这项分析的结果可谓是将现有研究系统化、组织化的第一步。在这一时刻，在欧盟正在进行扩张的背景下，在围绕关于欧洲公共领域进行争论时，此类研究愈显其重要性。

马塞·马切尔(德国莱比锡大学传播与媒介科学研究所主任、国际媒介研究专业主任，联系方式:machill@uni-leipzig.de)

马库斯·贝雷(德国莱比锡大学传播与媒介科学研究所助教，联系方式:beiler@ uni-leipzig.de)

科瑞娜·费斯切(德国莱比锡大学传播与媒介科学研究所助教，联系方式: corinna.eime@gm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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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电视节目、方言产品与通俗文化

(Cypriot Television，Dialect Productions and Demotic Culture)

这篇文章考察了塞浦路斯在过去10年中的电视节目。在公立广播电视的垄断时代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使用英文语言的节目非常流行。90年代，则进口了较多的德国电视产品，到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以塞浦路斯方言为语言制作的电视节目在各个电视频道变得非常受欢迎。

文章讨论了语言在表达一个种族的文化时的重要性，同时，文章还对一些方言节目的内容进行了概括，体现了一种转移、变迁:从乡村到城市主题的转换及其在方言节目中体现的特征。

作者还指出，今天，塞浦路斯生活在一个变化着的、碎片化的世界中。那么，这种显著的向方言节目的转向(带着它们具备的讽刺与自嘲特征)能否成为一种(向现代化演进的)通俗表达的声音?或者，它们是否是一种本土文化对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文化的反击?这些都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思考的问题。

罗梭(塞浦路斯因特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联系方式:roussou.n@intercollege.ac.cy)

2005年冬季号，第20卷第4期

互联网与政治参与:对解释性链接的研究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Exploring the Explanatory Links)

关于互联网影响人们在政治参与中的水平和方式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不少。但是，为什么互联网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增加政治参与的媒介——起码是一种潜在的媒介?对这一问题，依然没有被解释清楚。此外，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作为技术的网络”方面，而不是放在其信息与传播功能上，标志着一种科技决定论的趋势。为了避免这一点，这篇文章对网络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具体是通过对网络的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的:其一，网络作为信息来源;其二，网络作为传播媒介;其三，网络作为一个有效的公共领域。作者的主要论点是，网络的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将影响政治参与的水平与方式，因为这些特性，网络引起了政治研究者的注意。文章还重点强调了政治科学领域在评估网络对于政治参与水平与方式过程中的大有潜力的角色地位方面所构建理论的恰当性。

瑞比亚·普拉特(土耳其伊思克大学国际关系系，联系方式:rabia@isikun.edu.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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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疯病与误传:对反污名话语的批评反思

(Media，Madness and Misrepresentation: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nti-Stigma Discourse)

在过去的10年里，媒介研究者开始对媒介关于精神疾病的报道进行描绘与研究。这篇文章讨论了，这些媒介报道是否在将疯病描述得令人不满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并且这些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论证上与学理上的缺失。

反对污名化的话语则被称为这些被检视的文本倾向于产生一致的色彩，甚至对流行文化的描绘起到了作用。作者认为，这些论述还过于依赖一种对暴力的个人化的定义，以及对一些“准确”或“逼真”的典型性描写得过于依赖，在这一依赖中，一些关于精神疾病以及精神暴力方面的统计学数据常常会发生不为人注意的错误传达。

虽然这篇文章在关于反污名化的研究与批评方面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论述，但同时，文章作者又提示道:批评者们还应该对一些比较特别的媒介形式、媒介事件以及关于此类事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方面多加关注，正如对媒介在描绘疯病的报道中的“准确性”所投以的关注一样。

斯蒂芬·哈泼(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媒介研究专业高级讲师，联系方式:stephen.harper@port.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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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在何处?比利时新闻报道收容所议题中的受害者与入侵者

(Where is the Frame?Victims and Intruders in the Belgian Press Coverage of the AsylumIssue)

这篇文章将关于收容所与非法移民议题在比利时的新闻报道中的体现作为研究案例，以经验主义为导向，将新闻报道中的框架进行概念化与发展的一个尝试。在研究方法方面，文章聚焦于如何发现新闻报道中的诸多框架。在研究者的视野中，这些框架如何被独立地定义的?事实上，这些框架名称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一种意义上的被“框架”的过程。

这两层框架被研究者重新建构并通过内容分析的方式演绎测量:一方面，探访收容所者是无辜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探访收容所者是入侵者。在第二部分，这篇文章讨论了在何种程度上比利时的八张报纸运用两个框架来涵盖收容所议题的情况。

一项类似的通过HOMALS(即通过交叉最小平方进行齐性分析，多重响应分析)进行的研究被引进介绍到框架研究领域中来。结果，这被证明是在新闻报道中更好地建立框架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随着时间的过去，指标索引的建立使得探索框架作用的演变成为可能。令人惊讶的是，圣诞季的情绪会成为使得媒介框架转换的一个因素，这一季节的情绪甚至会带来媒介在这一阶段的大肆宣传与炒作。

鲍尔温·范·高普(荷兰奈梅亨大学传播科学系副教授，联系方式:b.vangorp@ maw.r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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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炒作:自我加强的媒介冲击波，新闻业的标准以及社会问题的建构

(Media-Hype:Self-Reinforcing News Waves，Journalistic Standar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oblems)

新闻报道常常能够逐步显示出其自己的生命力，即在某一特定故事或话题方面创造出巨大的新闻冲击波。“媒体炒作”一词便是常常被用在关于这种自我膨胀式的媒介宣传的讨论之中。但这个概念尚未被整合为具有科学性的话语，这是因为其本身包含固有的价值判断的意味。然而，通过将“夸张”和“歪曲”等标准排除在外，以及通过对在媒介所生产的新闻冲击波的扩张与放大过程的聚焦，这一概念对于新闻学研究而言，确也能够成为一种颇为有价值的工具。

文章便构建了一个关于“媒体炒作”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被用来分析特定的动态的媒介宣传，还用来分析其如何在形塑与扩大社会影响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作者对荷兰媒介在报道“无意识的”街头暴力进行了内容分析，并以此来评估媒介的大肆宣传在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其重要地位。

皮特·华斯特曼(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介研究系硕士项目成员，联系方式: vasterman@uva.nl)

2005年秋季号，第20卷第3期

再议犬儒主义的螺旋

(The Spiral of CynicismReconsidered)

在新媒介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是公众的讨论，还是学者的探询，都倾向于强调其消极的一方面。有研究已经表明，聚焦于政客的动机与行事方式的新闻报道，而不是内容与政策，刺激推动了人们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这一事实被称为“犬儒主义的螺旋”。这篇文章的研究，从关于两个国家的新媒介的两次小组访谈以及内容分析的材料出发进行讨论，挑战了上述观点。

文章认为，属于犬儒主义的政治政策新闻报道的负面影响是偶然性的，而且，政治本身的诡辩混合色彩肯定与犬儒主义相关，也就是说，犬儒主义也许并不意味着“重利且苛刻的市民”。最后，当很多人假设并讨论犬儒主义对政治参与有害时，却也有少许的实证证据可以支持犬儒主义与投票出席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克拉斯·德·维瑞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联系方式:c.h.devreese@uv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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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效果与积极主动的精英受众:一项关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中的传播学研究

(Media Effects and the Active Elite Audience:A Study of Communications i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这篇文章研究了传播对伦敦证券交易所(LSE)里的投资者行为和贸易方式的影响。这项研究的意义表现出二重性:首先，对许多观察者而言，狂热的贸易方式经常发生在股票市场中，这暗示了媒介对实际行为的“强效果”影响的存在。但同时，该研究又有一个与大部分的受众研究相冲突的发现，被调查的受众是一群证券市场中的精英人物，他们是最积极地消费媒介的一群，又是在媒介效果研究中很少被特别注意到的一群。这项研究便试图去识别、了解媒介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而融合进股票市场的动向中去的，同时，这些积极主动的、属于精英群体的受众，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利用了媒介。

研究中所使用的经验主义的实证材料，主要是来源于对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高级基金经理的访谈资料。

伊隆·戴维斯(英国北开普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主任，联系方式:A.G.Davis@city.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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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的竞选活动:2002年选举中的德国政党网站

(Election Campaigning Online:German Party Websites in the 2002 National Elections)

文章对2002年德国总理竞选期间，发挥功能的、正式的、与竞选内容有关的德国政党网站进行了系统的量化研究。指导这项分析的是一个关于网络空间的标准化假设——关于“真实世界”的政治会向网络迁移的推测。这一实证研究的结果提供了关于德国在线竞选活动的有限的标准性的证据。

事实上，德国政党网站主要提供的是信息发布功能，而忽略了与浏览网站的受众互动的功能。在专业化程度上，多数派政党与少数派政党的网站之间，并没有发现明显的鸿沟。最后，文章认为，德国在线的竞选活动更多地定位于一个高水平的参考功能，但将现任者党派的网站与挑战者党派的网站的传播方式比较起来，实在缺少期望中的个性化以及特色差异。

伊娃·乔安娜·施韦策(德国谷登堡大学公共研究所博士候选人，联系方式: eva.schweitzer@uni-main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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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戒》与“身份认同”:一场批评性的相遇

(The Lord of the Rings and“Identification”:ACritical Encounter)

“身份认同”的概念仍然在人们思考媒介受众如何被影响到其道德以及文化立场时被作为一个普遍的理论来源。有少量有经验的观众能够证明这一主张，但最近很多评论性文章却明显地削弱了这一主张的许多合理性。这篇文章引用了关于《魔戒》的国际观众调研项目中的大量数据，来对这一概念主张进行批评性的检验。作者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考察了观众选择影片中九个他们最喜欢的人物的不同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从而简要地勾勒出一种将观众和角色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化的方法。

马丁·贝克(英国威尔士大学电影电视学教授，联系方式:mib@aber.ac.uk)

2005年夏季号，第20卷第2期

混合的公共关系新闻话语

(Hybrid Public Relations News Discourse)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具有双重性的，它将话语分析的过程整合进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文本导向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展示了这一方法在论证斯洛文尼亚的新闻产品生产过程中，公共关系对其发生侵蚀作用时的有效性。这种分析实践——在惯常分析之外的对文本生产和解释过程——被用来识别一些所谓的“公关新闻报道”，并且揭示公关实践的因素如何在新闻业中被运作。这一各因素间的交互分析展现了通过文本设计(比如像话题、视角、信息源、风格和词汇的选择)，将公共关系的诸多因素合并其中的实践，这种混合的实践最终生产出特定的新闻报道的话语。这些过程包含了运用有代表性的组织机构作为其主要信息来源，并且对所讨论话题的特征或行为运用有偏爱色彩的、有利的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会考虑受众的利益，被考虑的只会是那些在新闻封面中强大的精英群体的利益。

埃加维·卡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联系方式:karmen.erjavec@fdv.uni-Ij.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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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从反馈机制变成营销工具

(Letters to the Editor:AFeedback Opportunity Turned into a Marketing Tool)

读者来信对于传统的印刷媒体而言，是一种颇具价值的工具，它们可以增进读者反馈的过程，可以在公共空间中罗列相关的公众话题。这篇文章公布了对比利时佛兰德斯的新闻编辑部中挑选来信与编辑来信过程所进行的研究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对比利时佛兰德斯几家报纸所公开发表的来信进行了内容分析，并对几位总编辑进行了深度访谈。

作者采用的这些研究方法不仅包含了定性、定量研究，还包括了一些具有创新意味的研究方法。为了客观地分析这些信件被挑选出来的过程，研究人员给报纸的编辑部写了100多封信，于是，这个部分的研究为洞察选取信件的标准以及对信件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参照。

凯林·瑞依马克斯(比利时简特大学讲师，联系方式:karin.raeymaeckers@ugent.b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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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家的大野心

(ASmall Country with a Big Ambition)

这篇文章对主要的国际体育赛事新闻报道中关于葡萄牙以及葡萄牙文化和社会的再现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聚焦于在主导的国际体育赛事和媒介事件的背景下，除了体育之外的话题是如何被报道与展现的，以及这些话语是怎样与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框架相结合的。

这一研究从2004年的葡萄牙和英国报纸市场中的新闻报道中选取研究对象。作者对两个国家各有特色的体育新闻报道日程进行了考察，并且展现了英国的大报市场中居于多数的欧洲风格的体育新闻与该国的小报中的体育新闻风格之间的分歧是如何越来越大的。研究还描画了在两个不同的欧洲报纸市场中，葡萄牙是以怎样的不同风貌被表现与报道的。

波义耳·雷蒙德(英国斯特灵媒介研究所研究员，联系方式:raymond.boyle@sti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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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笔记:在线报纸与印刷报纸

(Research Note:Online and Print Newspapers)

扩大受众所关心的公众话题、事件与问题的广度——这是印刷报纸所广为认知的功能。有很多个理由可以使我们假设，它们的在线版本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它们的受众对报纸所设置的议程的认知程度。传统的印刷报纸的组织方式和使用方式被假设为可以吸引读者去读那些他们预先也许并无兴趣的故事，而报纸的在线版本让使用者的能动性与控制权增强了，他们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去选择有限的、更为狭窄的话题去进行阅读——这一点似乎变得越来越有道理了。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针对将近1 000个读者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结论远比以上论述来得复杂。事实上，每种方式——无论是印刷报纸还是在线报纸——都对扩大受众的阅读议程有所贡献。而相反的，在线报纸仅仅是在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中发挥这种影响，印刷报纸则是能够扩展那些在兴趣范围处于绝大多数平均水平程度的人的知识视野。

克劳斯·斯库巴奇(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联系方式:k.schoenbach@uva.nl)

埃德姆德·劳夫(荷兰媒介研究局高级研究员)

2005年春季号，第20卷第1期

谁的互联网——对成年人日常生活中使用/不使用网络的研究

(Whose Internet is it Anyway?Exploring Adults'(Non)Use of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传播学的研究者们需要将关于网络之于社会和个人日常生活的研究精益求精，并且细致入微。这篇文章基于一项对1 001个成年人的家庭调查，以及对其中100人进行深入的跟踪访谈。文章通过提出以下问题对人们使用(或者不使用)网络进行了探讨:(1)哪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使用网络;(2)人们出于什么目的使用网络，以及人们如何建构他们自身对网络的认知;(3)人们对网络的理解和使用是怎样被现存的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所塑造的。

从这三个问题出发，研究者认为，由于重要性、适当性以及个人家庭角色变迁等潜在因素决定了成年人使用(或不使用)网络，接着，他们进一步确认了其中的关键问题。文章还考虑到，在此基础上，那些不使用网络的人可以被鼓励去接触使用网络。

尼尔·塞尔温(英国加迪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高级讲师，联系方式:selwynnc@ cardiff.ac.uk)

斯蒂芬·高德(英国约克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约翰·弗隆(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学系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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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还是满足?——公共广播电视的收听率与质量

(Impact or Content?:Ratings vs Quality in Public Broadcasting)

公共广播电视的从业者们需要对收听率/收视率给予更多的关注吗?即使这样将不可避免地使节目的质量有所降低?或者他们应该对他们一直从事的事业保持忠诚，将他们的精力放在制作核心的高品质节目上?即使这样意味着他们的受众有可能比上一年减少?这个关于收听率/收视率与节目质量的话题作为一种尚未解决的两难问题，至今仍然在公共广播电视领域内不时浮现。

这篇文章便为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策略。相比起大部分的相关论点——那些来自产业内部、学院理论以及文化文学方面的诸多批评——这篇文章描绘了如果公共广播电视的从业者对听众投注更多关心，并将“影响”看作是高质量节目的固有特征的话，则能够更好地达到他们的三个主要目标。这些目标分别是:制作高质量的节目、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为大众创造民主文化。作为“欣赏者”的受众应该被重视起来，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受众作为“市民”和“消费者”被谨慎对待那样。

文章的分析不仅建立在细致的政策文件分析基础之上，而且还对48位专业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其结论包括一个对电视节目质量话语的细分方式，它将其分为五类不同的、互相之间独立的甚至是矛盾的节目——这一分类法较之从前使用的分类法更具实践价值。

埃瑞妮·科斯特拉·梅吉(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研究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联系方式:I.CosteraMeijer@uva.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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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媒介环境中的投票者:一项基于数据的对德国媒介环境变化结果的回顾分析

(Voters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A Data-Based Retrospective on Consequences of Media Change in Germany)

政治的全面媒介化以及特定的选举活动，似乎是近10年来媒介变迁的一个显著成果。政治活动过程与大众传播之间，可谓越来越互相依赖。如同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在德国，有三个趋势可谓上述变迁的标志:一是为政治服务的媒介类型与内容风格的巨大扩张;二是电视媒体在政治传播中不断增强的重要性;三是竞选活动的改革。

在对竞选的研究以及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这篇文章考察了上述变化对投票者行为的影响。研究者寻找投票者动员的相关材料、电视媒介的从属性以及个性化趋势，并且对变化中的竞选方式有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支持并同时修正了一些关于“媒介化”假设的推断——这与最近的对“美国化”观点的怀疑论调颇为一致。文章就竞选策略变化的结果进行了讨论，比如，选举研究的世俗化对研究观念、研究结果有所影响的趋势等等。

温弗瑞德·舒茨(德国恩兰根-纽伯格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大众传播与政治学教授，联系方式:winfried.schulz@wiso.uni-erlangen.del)

瑞玛·泽(德国恩兰根-纽伯格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助理)

奥利弗·奎林(慕尼黑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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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新闻从业者的两代人

(Two Generation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Journalists)

这项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30位在圣彼得堡的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对俄罗斯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进行了研究。目标是描写新闻业是怎样进步的、新闻从业者持有的态度与工作价值观以及新闻业的发展前景。一个重要发现是，在当代的新闻从业者中，有两种不同的职业角色定位，代表着两种类型的职业亚文化:年长的一代人(苏维埃时代的从业者们)和新的一代(自1990年来才开始职业生涯的)的不同文化。年长的一代新闻从业者继续保持着他们长期以来的关于新闻事业的观念:将新闻当作一种与权威感天然相连的重要社会任务。与之相反，年青一代的职业角色观念被指引为提供娱乐，他们将新闻从业角色认知为为有势力的政治或商业群体/人物谋利的公关角色。尽管他们的观念分属两极，两代新闻从业者都认可新闻业作为一种宣传工具的政治功能，尤其是在选举或其他重要事件方面为权力精英服务。

斯维特拉娜·帕斯提(芬兰坦佩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研究员，联系方式: svetlana.pasri@uta.fi)

2004年冬季号，第19卷第4期

商业化公共服务于儿童电视还是媒介为机智的儿童服务?

(Commercial Public Service Children's Television Oxymoron or Media Commons for Savvy Kids?)

这篇文章有两个研究目标。首先，西方世界中，在一场关于“公共利益”与“言论自由”的论争中的胜利者是如何逐渐形成了以国家为名义的儿童媒介权利的解释。文章讨论了这场散漫无章的论战中的胜利者因塑造了关于儿童的媒介条款而显得来势汹汹，颇具力度。

其次，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文章聚焦于面向政策而产生的一些特殊的挑战:新西兰的媒介产品制造者们将新的服务政策定义为为儿童生产产品。这个国家的400万居民可谓正处在一个艰难实验期间。在媒介市场解禁10年后，1999年当选(2002年再次当选)的工党背景政府公开宣称，其将逐渐缩减国营广播公司TVNZ的公共服务产品。

鲁斯·赞克(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理工学院技术研究所、新西兰广播学院，联系方式:Zankerr@cpit.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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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看门狗还是政府的狮子狗?苏格兰国家宣传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

(People'sWatchdogs or Government Poodles?Scotland's National Broadsheets and the Second IraqWar)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学者们对媒介在其中的表现，尤其是印刷品进行了分析——这些印刷品提供了对政府与军事行动的独立评论，从而履行了“看门狗”的角色。政府与军方的主要角色以及其他可能受影响群体的配角地位曾不止一次地被证实。国家的主要大报的版面对于国家公共事务表现了诸多批评的因素，在观念上代表市民群体履行了“看门狗”的角色功能，从而比小报或者正如可以提出证据论证的那样——比电视媒体，能够吸引更高的期望与关注。

这项研究对苏格兰的两张主要的大报进行了内容分析，它们分别是《英国信使报》(The Herald)和《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这两份报纸显示出对报道战绩或运动的绝对重视。与此相反，对上述内容的绝对重视，对其他的议题报道带来了损害——公众健康问题、环境问题、国民守则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冷漠的原因在于军事行为对法律机构与正常秩序的破坏。此外，从2 775份报告看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遭受到天灾人祸或伤害，但此类报道却覆盖了每天的市民生活，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是以伊拉克或阿拉伯/伊斯兰群体而发言的。根据克莱恩(Klaehn)和库纳(Corner)继赫尔曼(Hermann)和乔姆斯基(Chomsky)之后发展的宣传模型，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如何去思考争论的经验主义语境。另外，文章还讨论了这些结论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准确的证据，并涉及了利文斯顿(Livingston)和伊修丝(Eachus)的指标假设理论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

约翰·罗伯逊(英国佩斯利大学媒介、语言与音乐学院高级讲师，联系方式: john.robertson@paisley.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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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媒介变革:新媒介历史的理论研究方法

(What Media Evolution Is:A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NewMedia)

这篇文章对新媒介的出现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媒介并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是得自于两个阶段的演进:一是技术的发明创造，二是媒介经由“社会的制度化”过程。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只是一种对旧的媒介的改良，比如，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是对于手写文字的进步，电影技术是对于旧的视觉媒介的进步，无线电技术是对有线的电信技术的进步。在接下来的发明创造的阶段，新的媒介变得制度化、习俗化了，现在，像期刊、电影和广播这样的固定媒介方式出现了。“社会的制度化”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被发明出来的媒体技术。社会通过发掘传播的新的可能性，从而使发明创造出的技术“制度化”了，它采用并设计了新的媒介形式。在这篇文章中所建议使用的理论研究方法包括了约瑟夫·熊彼得关于“发明创造”与“改革创新”之间区别的发展理论。文章还涉及了印刷媒介、电报、电影、广播、电视以及多媒体之间互相竞争的媒介历史。它提供了对新媒介出现的考察，这一考察被置于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以及技术的种种争论之中。

鲁道夫·斯特伯(德国奥托-弗雷得瑞奇大学传播学教授，联系方式:rudolf.stoeber@split.uni-bambe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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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关，还是互相作用的一种努力?——在印刷媒介、网络以及大众面前的英国下院议员

(Just Public Relations or an Attempt at Interaction?:British MPs in the Press，on theWeb and in Your Face)

对于英国的下院议员们而言，他们已经不再那么够格去代表一个特殊群体以及保证能够安全地重新选举。正如可以被证明的那样，下院议员不得不去证明，他们不仅代表政党，还代表着选民。在持续增加的压力之下，他们感到应该证明，他们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责任与工作。因此，我们发现，在很多可以被称之为“形象建构”或“公共关系”的种种活动中，他们的身影非常活跃。这些公关活动，更多的是与慈善团体以及(或者)与施加政治压力的集团相结合的。他们扮演着参选者的角色，通过当地的媒体展现、建立自己的形象，他们还越来越多地使用网络去宣传自己、宣传他们的活动以及一些对议员、一部分选民而言比较重要的目标。现代公关理论——尤其是格里宁(Grunig)和亨特(Hunt)的公关理论整合化理论，以及费古逊(Ferguson)的关系管理理论，可以帮助解释下院议员们使用如此多种策略的动机何在。

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即是，这些行为是否只是公关行为?或者说，还是存在着少许愤世嫉俗的动机?换句话说，这些活动是否只是为了投票获胜——毫无疑问，这是最关键的所在，还是这些活动中仍存在着关于增加当地选民与议会代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美好愿望?

奈格尔·杰克逊(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公共关系学高级讲师，联系方式:njackson@ bournemouth.ac.uk)

代仁·里里克(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媒体学院传播学高级讲师，联系方式:dlilleker@bournemouth.ac.uk)

2004年秋季号，第19卷第3期

欧洲化主导下的媒介报道:考察国家大报中的欧洲共同体

(Media Coverage on European Governance:Exploring the European Public Sphere in National Quality Newspapers)

通过对2000年间那些欧洲政府控制与政策导向的新闻报道的分析，作者对一个媒介中的欧洲共同体出现的条件进行了考察。研究所涉及的样本包括11份来自6个欧盟成员国的日报。在系统的内容分析基础上，文章区别了三种类型的新闻:第一种，表现出共享欧洲事件与话题的特色的“欧洲化”的新闻;第二种，欧洲国家内部的新闻报道，涉及次一级重要的欧洲事件，也具有欧洲化风格的新闻;第三种，报道国内事件的国内新闻，其特征上表现出欧洲化的控制与修辞方式。

在展开和比较这三种类型的新闻报道后，文章认为，所谓的“欧洲共同体”确已存在。它通过社会公共机构的行动者(新闻机构人员)的相互观察得以实现，通过他们的受众关于话题与事件的共同认识得以实现，通过传播方式与传播话语的共同发展得以存在。

汉斯·特伦斯(德国洪堡大学讲师，联系方式:Hans.trenz@rz.hu-ber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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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于网络:关于德语搜索引擎的研究

(Navigating the Internet:AStudy of German-Language Search Engines)

文章对德语搜索引擎的市场定位、质量以及典型应用进行了研究。搜索引擎的应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网络使用行为——91%的网络使用者都使用过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在网络信息丛林中充当着“守门人”的角色，像Google(该引擎具有76%的市场占有率)这样的具有垄断性的搜索引擎在很多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对年轻的用户或对搜索引擎的技术与经济功能不了解的用户来说，搜索引擎存在着更多问题，他们常常在使用引擎时到达那些内容与他们的使用目的不合适的网站，得到错误的结果。文章的研究分三步来分析上述问题:搜索引擎表现的对比分析，一项面向德国网络的具有典型性的网民调查以及一项实验分析。文章发现，网络用户若要使用搜索引擎的话只需要基本的网络技能，搜索引擎又缺乏市场明朗度，文章中前面提到的引擎之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愈加严重。总的说来，操纵搜索出来的信息结果(兜售信息)、客观信息的缺失以及商业化广告信息的影响，造成了用户对于引擎好感的不足。

马赛尔·马克黑尔(德国莱比锡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联系方式:machill@unileipzig.de)

克里斯朵夫·纽伯格(德国慕尼黑大学传播学教授，联系方式:neuberger@unimuenster.de)

沃尔夫冈·茨威格(德国慕尼黑大学副教授，联系方式:schweiger@ifkw.de)

沃纳·沃斯(德国苏黎世大学传播学教授，联系方式:w.wirth@ipmz.unizh.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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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规则:电视与欧盟

(Supranational Regulation:Televis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这篇文章分析、评估、解释了一些规则，即一些影响了欧盟国家的视听方面的政策手段，这些政策手段着重于电视的无国界、跨媒体所有权的规则，还有关于趋同的传播服务框架的调整。文章认为，在趋同与全球化的时代，那些导致竞争性政策的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后，文章指出，对这些调整政策的反响以及对政策的解释，阐明了相关的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能(或不能)平衡那些经济竞争中互相冲突的各种规则。这其中的冲突呈现增长态势，而且，这些互相冲突的核心价值是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

惠勒·马克(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部高级讲师，联系方式:m.wheeler@Iondonmet.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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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介的小报化色彩:关于土耳其电视新闻的分析

(Tabloidization of News Media:An Analysis of Television News in Turkey)

作者通过分析土耳其四个商业电视频道和一个公共服务频道的新闻文本，考察了在土耳其语境下新闻的小报化色彩的议题。在定量以及定性相结合的分析中，作者不仅考察了新闻的行动与主题是如何被呈现、被框架以及被聚焦的，还考察了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文章认为，新闻报道使政治个人化、庸俗化、小报化了。在商业电视频道新闻中，两个最主要的新闻行动者角色是穷人和富人，其中，穷人被表现为普通的、经济拮据、生活中充满悲剧与不幸的，富人则被表现为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生活充满八卦绯闻和奢侈迷人的生活方式。在公共服务频道的新闻里，则主要呈现了议会成员，尤其是那些在政府之内的政客的活动。

迈·简赛·贝克(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传播学系讲师，联系方式:Mine.Gencel@ media.ankara.edu.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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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报的“小报化”

(The Tabloidization of British Tabloids)

这项研究对20世纪的过去10年里英国主要的小报进行了内容分析。作者运用了“小报化”的概念角度以及麦克拉克兰(McLachlan)和戈尔丁(Golding)的框架理论，展示了小报的新闻报道可以被概括为具有以下特征:“软”新闻的绝对优势以及家庭故事，运用醒目的新闻标题，对新闻事件采用形象的、个人化的报道视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报道在其形式与风格方面变得越来越“小报化”，但在其内容报道的范围上却具有连续性、一致性。从理论上说，这个研究结果意味着，小报新闻报道变得多样化、异质化了，从而支持了关于印刷媒介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形式与风格上——而不是在内容范围上——进行同质化的观点。此外，这些变化意味着“小报化”(作为与小报直接相关的一种特征)并不能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

罗德里格·尤里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系，联系方式:rodrigo.uribe@ queulat.com)

巴里·甘特(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系主任)

(张晨阳　译)

译者简介:张晨阳，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