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合奏”

1．全球化的“合奏”

按照一种比较中性的表述，全球化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前者主要是指世界时空的压缩，运输、传播技术等因素的变化使时空建构出现麦克卢汉所谓“内爆”，世界越来越“小”了；后者则是全球意识的加强。^[72]在前面评述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之中，文化的全球化已经作为一个术语构成了一种研究的视角。全球化虽然是一个与跨文化相异的视角，但它试图以强大的力量把跨文化传播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使其遭遇了这样几种模式：征服、转化、吸收与适应、部分的吸收与文化借取、自由主义与最小限度的参与、冲突与阶级斗争以及对话式参与。^[73]

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出现顺应全球化的逻辑的“合奏”。有些跨文化传播理论向全球化靠拢了，比如跨文化市场营销与管理、跨文化组织管理等，它们迎合了全球化的需要，促进着消费主义的地域的流动性、社会的流动性、想象的流行性和促销的流动性^[74]，使人们只知道交流技术的价值，而不再理解文化和跨文化的价值。而有一些学者对全球化赋予乐观的想象，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约翰·贝利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反对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文化适应和全球化过程更多颠覆的是非主流人群，其最终结果是非主流群体成员文化和行为特质的丧失，趋附于与主流群体如出一辙的同质化社会，以及文化适应的长期结果是全球同质化，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信念、价值观、消费倾向趋同。约翰·贝利基于文化适应的理论框架提出，除了非主流群体被文化同化的可能性外，亦存在其他的可能：融合有助于人们既维系其传统文化和行为方式，又在不断演进的公民框架中参与日常交流；分离的结果为群体和个体尽可能规避与主方国民接触，以此维系其传统文化和心理；边缘化的后果是非主流群体的文化失落以及因遭受排斥而无法全面、公平地融入更广泛的社会。因此，他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的结果不是文化同化和同质化，而更可能是融合（文化和心理延续与新社会结构的建构）或分离（抵御他者文化，复兴传统文化）。^[75]金洋咏从开放体系的视角强调人类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认为个体经过长期积累的跨文化经历，通过循序渐进的心理上的演进过程，能够超越传统文化的边界，获得“跨文化人格”。而“跨文化人格”的获得是个体文化身份取向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日趋彰显个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这种发展经历着“压力—适应—成长”的动力过程。她称“跨文化人格”是使自身熟悉、适应新环境中文化陌生人的颇具建设性的方式，亦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心理和功能性适应的人类发展模式。^[76]重点关注跨文化培训的兰迪斯（Dan Landis）甚至认为，文化同化（culture assimilation）是传授另一种文化的一种学习编程技术，同化者可以帮助一种文化里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另一种文化的观点。^[77]在他们这里，本土与全球、主流与非主流、强势与弱势的辩证关系全然失去，完全偏向于单一线性逻辑的思考，也就是落入全球化的思维中去了。

在这种思维之中，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将跨文化的一系列理论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实用型研究，从宏观回归微观。在这个意义上，最典型的概念是从日本产生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按照罗伯森的解释，它意味着“‘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78]持这一理念的人认为，文化差异是推行全球化战略的致命问题，可以通过“全球化思维，地方化行动”（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加以超越，即通过适应特定的文化偏好去推行标准化产品。^[79]于是，人的跨文化生存问题就转变为一个跨文化传播能力（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问题，自鲁本（Brent Ruben）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这一概念时，囊括了七个要素，即向对方表示尊敬和对其持积极态度的能力，采取描述性、非评价性和非判断性态度，最大限度了解对方知识和个性的能力，移情能力，应付不同情境的灵活机动能力，轮流交谈的相互交往能力，能容忍新的和含糊不清的情景并从容不迫对其作出反应的能力。^[80]如今，围绕这一概念的思考越来越呈现这样的思考状况：过于强调效率型的跨文化能力，而忽视了有效人际互动的重要性；把跨文化传播能力缩小为达到实际目标的手段，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所有可能的行动能力（action competence）；将跨文化传播能力界定在不同国家与个人的相关场景下，忽略存在于国家内部的文化间问题；注重描述“微小层次”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削弱了对群体间文化互动（Inter-collective interaction）的思考。^[81]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全球化思维，地方化行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