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球化的反思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构成了对跨文化传播的更猛烈的冲击，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事件突出呈现了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使跨文化传播所内含的价值遭遇空前挑战。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在理论与行动上发生着严重冲突。一方面，欧盟抱持着“在多样性中联合”的政策，开始拥抱一个更为多样的文化方法。另一方面，在这个文化政策下的基本理论不是鼓吹“差异”，也不是拥抱“多元文化主义”，而是要通过多样性来提高欧洲的整体统一，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差异尤其被表述为同一“文明”的分支，它们的根被看作是来自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地区。[90]欧洲委员会的文件在描述欧洲文化遗产时基本没有提到任何非欧洲后裔的作家、学者的贡献，同样将欧洲身份建立在希腊、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上。对文化多样性文化政策的其他研究还显示，即使在“文化多样性”的鼓动之下，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中心主义话语依然非常明显，其重要表现是“恐伊斯兰症”，以及右翼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非法移民和避难者对欧洲的威胁的鼓吹。
此外，不仅黑人、亚洲人、穆斯林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被排除在了欧洲文化之外，美国人也是一样。欧洲委员会的官员认为美国电视和好莱坞电影表现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威胁到了欧洲文化的完整。因此，在官方的欧洲文化概念中，流行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杂交都不是欧洲文化。只有莎士比亚戏剧、贝多芬的音乐才是欧洲的文化遗产。
对于欧洲委员会的文化政策的这种双重性，学者的研究和批评是非常必要的。肖尔（C．Shore）认为，文化多样性现在存在于欧洲越来越多元的文化社会中，要让欧洲在共同的文化身份中整合，就必须注意不能边缘化或者排除那些在欧洲委员会的欧洲文化概念中“非欧洲”的人和文化。欧盟不能通过加强带有成见的“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来巩固一种欧盟公民的爱国主义和归属感。要提高欧洲的文化多样性，还必须认识到欧洲文化不是静态的，它是一系列沟通、交流和汇合的过程，新的文化形式和身份从中形成。欧洲的印度人、穆斯林、亚洲的散居海外群体等都是欧洲丰富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对欧洲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应该被承认。欧洲的文化民主就是要让少数族群和多数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提高宽容和鼓励差异。[91]
与此同时，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以更猛烈的势头损害着文化多样性。根据麦奎尔的观察，美国输出的文化产品在情节剧方面（电影、电视连续剧）占有绝对份额，研究者总是强调这种输出对欧洲带来的负面文化影响；受众是倾向于观看自己民族的文化产品的，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产品被制作并在黄金时段播放；但是在情节剧方面，美国的文化产品依然比其他欧洲产品更受欢迎。从某种程度来看，美国文化产品是欧洲最受欢迎和广泛传播的文化。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电视根本就不是欧洲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大量研究证明，受众可以清晰分辨出本土的和外国制作的文化内容，并对外国文化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其对“自己的”文化的影响力减少。欧洲出现了更多的模仿美国模式的娱乐和情境喜剧片，不过在文化上更接近欧洲类型。欧洲肥皂剧倾向于更真实，也更以社区为中心。语言成为各种跨文化媒介产生影响的主要障碍。国际卫星频道因而无法与本土的频道形成强有力的竞争，泛欧洲频道也没能产生文化统一的影响。为此，国际频道的地方语言版不得不退出，以应付与本土频道的竞争。[92]
美国学者波因廷与梅森（Scott Poynting ＆Victoria Mason）发现，“9·11”之后，特别是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后，少数穆斯林以“他者”的方式进入“西方国家”，起诉他们的“反恐战争”。社区的穆斯林都被作为“邪恶”的刑事犯和“第五纵队”的敌人，成为媒体、政客、安全机构和刑事司法系统眼中的异类族群。他们发出疑问，在国家的反恐怖主义措施和日常生活中的种族主义，是否还存在“宽容、自由、正义还是和平？”[93]这里所体现的是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是关于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给这一疑问以深刻注解的要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即群体成员在陈述群体内人员或者群体外人员的行为时所采用的不同的具体客观或者抽象评价的语言倾向。这便是所谓“群体间语言偏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美国学者戈勒姆（Bradley W．Gorham）重新进入这一理论，研究了208个成年白人如何对待一个电视犯罪新闻中嫌疑人的种族身份，并探讨了种族身份如何影响用于描述嫌疑人的语言提炼。[94]他的研究证实了犯罪新闻引起群体间语言偏见，并表明媒介使用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出现有着显著的关联。具体说来，即成年白人对非裔嫌疑人更可能使用更多的抽象描述，对白人嫌疑人更可能使用更多的具体描述词。而且，这一倾向与新闻媒介使用有关，更频繁地看电视新闻、阅读报纸的人更可能呈现群体间语言偏见。而且实验结果证明，种族相关的新闻报道将先入为主地主导种族刻板印象。而且这些刻板印象一旦触发，就会以可能帮助涵化占主导地位的种族观念的方式支配新闻理解。尽管这一研究不能说明长期的媒介使用与社会群体感知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它的确发现了涵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媒介使用变量与支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回答之间的关联。经常使用本地、网络和有线电视新闻，以及经常使用地方报纸，都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出现有联系，其方式是支持负面的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而且，所有电视使用都与群体间语言偏见有联系。这也许意味着，不管在今天的媒介环境中频道和选择是否过剩，认为非裔美国人是暴力性的符号化讯息仍难以避免。社会心理学家经常认为，社会领域充满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化再现。这种观点得到了媒介内容分析（特别是新闻）的证明。比这种理论更为复杂的是，人们可以维持有同情心的、低度偏见的少数群体观念，同时他们又对少数群体怀有不安的感觉；或者，人们可以自觉地坚持平等主义的信念，同时又做出符合刻板印象的解释。既然存在这样的复杂性，那么就应揭示媒介影响我们的种族思想的微妙方式，逐步干涉媒介的负面影响过程。只有通过理解观看者赋予媒介种族内容的多种方式，我们才可以希望使用大众媒介来促进社会正义和平等。
大众传媒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家经常指出，大众传媒是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之一，经常看电视的人容易相信现实社会与电视上描述的世界是类似的。涵化理论的许多内容分析已揭示媒介文本可能扶持对种族、权力和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但没有揭示这些信息是否真正在观众中产生影响，是否真正发挥了他们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没有详细说明从接触电视到产生影响的具体的运作机制，甚至这一重要的研究流派遭到欺世盗名的质疑。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体协助维护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方式，戈勒姆指出，需要仔细地考察人们如何在种族问题上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运用了社会心理学方法来揭示人们与有关种族的媒介内容互相作用的不同方式。考虑到人们会对符合刻板印象的含糊不清的信息作出反应，他认为关注观众如何加工处理媒体信息尤为重要，即便观众是在有意识地抵制偏见。再者，虽然在美国公开的偏执态度有了普遍的好转，但一些研究表明，它已被一种更为隐蔽的现代种族歧视所取代，其特点是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困苦既表示同情又对黑人表示不安和不屑。这样，在一个大众传媒互相抵触地呈现非裔美国人形象的社会里，人们在新闻广播中既看到成功的新闻主播形象又看到危险的犯罪分子形象，他们就会对少数民族持相互冲突的看法，甚至受众本身并未意识到媒体形象使他们怀有微妙的种族歧视。按照戈勒姆的逻辑，群体间语言偏见在语言上以不同程度的抽象性为特征，并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在谈论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取决于这个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群体的刻板印象相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醒学者，只有更好地了解人们对种族问题相关新闻的不同诠释，我们才能想出办法使新闻制作人和受众避免加深负面的刻板印象。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文化同化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彼此的仇恨[95]；充斥在博客日志中的对“他者”的谈论，以语言符号为载体进行“文化的排他”和种族主义行为一样加深着彼此的误解，引发彼此的敌对；它依然反映了种族的不平等系统，并由社会内部成员共享的话语体系来维持、复制和巩固。[96]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依存，对于交往中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的探讨日益增加，努力为超越跨文化传播的内在障碍寻找着出路。如何应对这种矛盾，把学会欣赏和容忍多样性、复合性和文化差异真正落实到人的生活层面，这依然是摆在西方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说，前面所讲的全球化的“变奏”是以科学的名义从方法上修正全球化，那么，全球化的反思则是以自由的名义揭示全球化反人性的内容，提供资本主义的内在修正机制和大众的反抗路径。在这方面，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把反思推向了思想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深处。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这位牙买加人以特有的个人体验长期投注于民族、种族、身份与文化表征等问题的研究，其核心而又连贯的工作是分析了以一种独特权力形态出现的“复杂统一体”。在他那里，这意味着权力会通过接合，通过连接众多不同的领域，通过一种用协商、妥协，有时用策略性退却战术达至共识等方式来巩固权力的弥合过程，进而取得权力的最大化效果。由此，他更为深刻地呈现了全球化过程中的权力支配现象的形成。但是，他又没有完全像福柯那样局限于从一个总体框架内观察权力，而是能够敏锐觉察到出现在强权范围之内和之间的缝隙，以及从这一缝隙中可能涌现出的反抗与抵制力量。[97]因此，他一方面能认识到，文化表征是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的最集中的再现，拥有支配权力、垄断生产体制并对大众审美情趣加以物化导向的社会机构关系往往可以在某一历史时段中，依据自身的需要，决定文化表征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西方文化语境下，惟有进行某种“反表征”，才能有效地彰显其作为“他者”或“族裔散居族群”或“边缘族群”的文化诉求，实现这些族群在文化认同上的主体性。同时，他从笛卡儿的“我思”的主体性转变为去中心化的主体性，使其具有互动性和对话性，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走向互动与对话的主体，把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儿去”等传统的认同观变成“我们会成为谁”、“我们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如何影响到我们怎样表征我们自己”等反表征的文化认同诉求的认同观。[98]与爱德华·霍尔一样，他也导入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但他的关注点不再仅仅是潜意识，而是对话的主体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即“他者”是根本性的，无论对自我的构造，对作为主体的我们，对性身份的认同都是如此；我们的主体性是通过向来不完整的无意识与“他者”的对话，才得以形成的。[99]文化研究曾过分强调人的抵制能力，不能对应于少数族群的基本要求，即全面真诚的种族公正、主要社会经济过程的相同收益和对差异的认可，也使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成为疑问，这种偏失在他这里得以扭转。他使人们领悟到一种辩证逻辑：每一个人都会参与到“文化归属”的形式中去，由此就有了寻求解决不同文化群体间冲突的框架问题，而这一点并不需要通过同化来达到更宽泛的一致性；同时，假如不考虑他者，差异性就不能得到绝对保护，因为“我就是由与我相关的他者的缺失而构成的”。[100]
回首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历程，最能表达跨文化传播的思想处境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两个“霍尔”身上。1951年，年近不惑的爱德华·霍尔刚刚进入美国国务院外国服务所，负责选拔和培训去与异文化打交道的美国人，此时，年方十九的斯图尔特·霍尔从牙买加移民到英国，后来加入到文化研究行列，并引领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前者试图帮助美国人克服傲慢与偏见，改善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交流，但这种努力不仅改变不了美国霸权的实质及其灾难性的后果，相反被收编到美国全球化战略之中，以至霍尔当年的培训方法被扩展到各种商业培训中去，使美国人更懂得玩弄全球化的游戏。后者力求指点强权范围之内和之间的缝隙，呈现文化抗争的希望，同时也通过建构去中心化的主体性，使人类能生活在互动与对话之中。可是，被全球化抛弃、压迫的人们常常是本能地选择冲突、暴力，把排斥他者作为抗拒全球化的方式，或者在文化自恋中独自疗伤，走向自我封闭；而英国政治家们则不断地以不同形式呼吁民族团结，暗中寻求办法来消除和抵制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出现。到头来，理论依然被大众与政治家的喧嚣无情地淹没。
随着思想的发展，难以把握的不再仅仅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与现象，而是跨文化传播思想本身。思想在左冲右突之中总是想寻找可以遵循的跨文化传播之道，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分明启示我们，可因循的道都不是永远的道。这其实也表达了“霍尔”们的艰难处境：他们所提出的“道”都不是完全可因循的道，只是从某种角度解决了某个问题，而跨文化传播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等于挑起另一个相冲突的问题，因此，思想本身永远都是未成之道。比如，解决了文化差异问题，就呈现出利用差异权制造种族隔离的问题，解决了多元文化问题，却又难以面对文化自恋、文化分裂问题，诸如此类。从积极的角度而言，探索永无止境，而从消极的角度讲，我们得忍受思想的局限与不完善。因此，“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就成了一个永远在创造过程中的、没有完善答案的问题。
【注释】
[1]［美］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69页。
[2]“怀柔远人”源自《礼记·中庸》：“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里的“柔远人”、“怀诸侯”是古代中国治理天下之“九经”的最后两条，说的是如何用招安绥靖的办法使四方归顺，达到使天下畏之的目的。1793年，乾隆在会见英使马噶尔尼的上谕中说：“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参见葛剑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读书》1994年第7期）
[3]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5～26页。
[4]参见［法］塔基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5]［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页。作者的名字按惯例应翻译成“威廉·冯·洪堡”，本书统一采用译者姚小平的译法。
[6]［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56页。
[7]［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19页。
[8]［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516页。
[9]［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6页。
[10]参见Simmel，George．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Stranger’，InRobert E．PARk ＆Ernest W．BURGESS（ed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pp．322-327．从此书可以看到陌生人概念对帕克的具体影响。
[11]Goldberg，Milton M．，a Qualification of the Marginal Man Theor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Feb，1941，Vol．6Issue 1，pp．52-58．
[12]［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8页。
[13]［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
[14]［美］乔纳森·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钧生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15]［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6]参见Philipson，Gerry．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Studies，In Devin，B．，Grossberg，L．，Keefe，B．O．＆Watella，E．（eds．）Rethinking Communication：Paradigm Examples（Vol．2．）．Sage Publishers，1989．
[17]［英］雷蒙·威廉姆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109页。
[18]凯伦直到1924年才在《美国的文化和民主》（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首次提到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参见［美］路易斯·梅南德：《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肖凡、鲁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329页。
[19]参见［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0页。
[20]参见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2～63页。
[21]Cosmopolis，Toulmin．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1．
[22]Dallmayr，F．，Beyond Orientalism．Essays on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23]Whorf，Benjamin Lee．Science and Linguistics．Technology Review，1940，42，pp．229-231，247-248．
[24]参见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467页。
[25]参见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26]［美］爱德华·霍尔：《沉默的语言》导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7]1958年，美国南亚问题专家兼作家伯迪克（Eugene Burdick）和里德尔（William Lederer）出版的《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就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驻东南亚外交官员和经援人员漠视当地文化的令人反感的现象。
[28]Leeds-Hurwitz，Wendy．“Note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nd the Mandate for Intercultural Training”．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1990，76（3），pp．262-281．
[29]参见［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居延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
[30]Navajo是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Hopi则是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南部印第安部落。
[31]Hall，Edward T．，An Anthropology of Everyday Life：Anautobiography（1sted．）．New York：Doubleday，1992．
[32]［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33]参见Leeds-Hurwitz，Wendy．Note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nd the Mandate for Intercultural Training．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1990，76，pp．268-281．作者把霍尔的贡献归结为七个方面，我认为前两个方面是核心，故在此采用。
[34]2008年3月6日上午作者在巴黎访谈了德莫尔宫。
[35]特兰迪斯这方面的成果呈连续性，主要包括：Individualism andCollectivism．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5．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McGraw-Hill Humanities，1994．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cross-cultural perpectives on self-ingroup relationship，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1988．Vol．54．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Psychological Review，1989，Vol．96．Multimethod prob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1990．Vol．59．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on personalit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2，Vol．53．
[36]Kim，Young Yun．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the context and the behavior，Communication Yearbook，1994，17，pp．511-538．
[37]Gudykunst，W．B．＆Kim，Y．Y．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3rd ed．）．New York：McGraw-Hill．1997，p．vii．
[38]Gudykunst，W．B．＆Kim，Y．Y．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3rd ed．）．New York：McGraw-Hill．1997，p．24．
[39]Gudykunst，W．B．，Uncertainty and anxiety，In Y．Y．Kim ＆W．B．Gudykunst（eds．），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pp．213-235）．Newbury Park，CA：Sage．1988．
[40]Gudykunst，W．B．，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CurrentStatus，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 Oaks，Calif．，1995．
[41]在文化适应理论中，与acculturation同时使用的还有accommodation、adjustment、adaptation等词语，acculturation指文化适应：一群体或个人因为与不同的文化接触而引起的文化变化（《美国传统词典（双解）》），或文化移入；文化交流；由各民族间文化交流而产生的一种混合型文化（《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从字面意思上来说，accommodation和adjustment意义接近，指的是调整，使……变得合适，适应环境（making or becoming suitable；adjusting to circumstances），adaptation也有此意，两者是近义词，在很多情况下可互换。一般说来，acculturation是专指文化的渗透，accommodation和adaptation在作为一般性的词汇表示“调整”时可以互换，而accommodation在特定的文化适应理论中是acculturation的一种类型，adaptation也有类似的用法，表明文化适应的某种策略。
[42]Ward，Colleen．Thinking outside the Berry boxes：New perspective on identity，acculturation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2008），pp．105-114．
[43]Berry，J．W．，Glob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2008），pp．328-336．
[44]在1992年的《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一书中，他使用的概念是“非支配群体使用的策略”（strategies of non-dominant groups）和“支配群体使用的策略”（strategies dominant groups），在1997年的文章（Immigration，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Applied Psychology：An International Review，1997，46．pp．5-68．）中，改为“种族文化群体所采用的策略”（strategies of ethnocultural groups）和“更广阔的社会所采取的策略”（strategies of larger society）．
[45]Rinderle，Susan．Dr．Stella Ting-Toomey’s Profile Interview，Society ofIntercultural Education，Training，＆Research（SIETAR）NEWSLETTER．January 2002．
[46]Goffman，E．，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Gardon City，NY：Doubleday，1959，p．105．
[47]Ting-Toomey，S．，Intercultural conflict styles：a facework negotiation-theory．In Y．Y．Kim ＆W．B．Gudykunst（eds．），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pp．213-235）．Newbury Park，CA：Sage．1988．
[48]Ting-Toomey，S．，Cross-Cultural Face-Negotiation：An Analytical Overview．Pacific Region Forum Presented on April 15，1992．
[49]Ting-Toomey，S．，Managing intercultural conflicts effectively．In L．Samovar ＆R．Porter（E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pp．360-372）．Belmont，CA：Wadsworth．1994．
[50]Hymes，D．，Introduction：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s，1964，66，p．6．
[51]Philipsen，G．，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In Dervin，B．，Grossberg，L．，Keefe，B．O．＆Watella，E．（eds）．Rethinking Communication：Paradigm Examples（Vol．2）．Sage Publishers，1989，pp．258-269．转引自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52]当时菲利普森在芝加哥的布里吉波特（Bridgeport）做了21个月的社会考察，这次体验对他后来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他以“卡车司机之村”（Teamsterville）作为“布里吉波特”（Bridgeport）的代名词，陆续出版了对这一社区持续观察研究的成果。
[53]Philipsen，G．，Speaking culturally：Explorations in socialcommunication．Albany：SUNy Press．1992．
[54]Philipsen，G．，a theory of speech codes．In G．Philipsen ＆T．L．Albrecht（Eds．），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Theories（pp．119-156）．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7．
[55]林大津、谢朝群：《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84页。
[56]整理自：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UCSB．Howard Giles．From：http：//www．comm．ucsb．edu/people/faculty/giles．php．
[57]Redfield，R．，Linton，R．，＆Herskovits，M．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6，38，pp．149-152．
[58]Zubrzycki，J．，Polish immigrants in Britain：a study of adjustment．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56，p．176．
[59]Richardson，A．，The assimilation of British immigrants in Australia．Human Relations，1957，10，pp．157-166．
[60]Triandis，H．C．，Kashima，Y．，Shimada，E．，＆Villareal，M．Acculturation indices as a means of confirming cultural differenc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1986，21，pp．43-70．
[61]关于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的译法，国内主要有两种：“言语调节理论”（如邓燕萍，2002）、“演说适应论”（如徐晓晴，2004），本书采用“言语调节理论”的译法，并贯穿整个文本。
[62]Beebe，L．＆Giles，H．，“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ies：a discussionin term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84，46，pp．5-32．中文译文参见：叶蓉慧：《初拟华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互动沟通的研究蓝图——从实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叶蓉慧在文中将ethnolinguistic model译为“人种语言模式”，本文经过与原文辨识，采用“种族语言模式”的译法。
[63]贾尔斯等人提出的“传播适应理论”首次出现在：Gallois，C．，Franklyn-Stokes，A．，Giles，H．＆Coupland，N．“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in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In Y．Kim and W．B．Gudykunst（eds．）：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2th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Annual），Newbury Park，CA：Sage，pp．157-185，1988．其后的相关作品还包括：Shepard，C．，Giles，H．，＆LePoire，B．“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In W．P．Robinson ＆H．Giles（eds），The new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Chichester，Wiley，pp．33-56，2001．Gallois，C．，Ogay，T．，＆Giles，H．“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a look back and a look ahead”，In W．Gudykunst（Ed．），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CA：Sage，pp．121-148，2005．Giles，H．，＆Ogay，T．“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In B．Whaley ＆W．Samter（Eds．），Explaining communication：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exemplars．Mahwah，NJ：Erlbaum，pp．293-310，2006．Giles，H．“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When in Rome’or not！”In L．A．Baxter．O．Braithewaite（Eds．），Engaging theori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CA：Sage，pp．161-173，2008．Giles，H．，＆Baker，S．“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In Donsbach，W．（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Blackwell：Oxford，Vol．II，pp．645-648，2008．另可参见：William B．Gudykunst．“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hina Media Research，2005（1）．国内对该理论的首次介绍参见［美］威廉·B．古迪孔斯特：《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二），赵晶晶、秦筠译，《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2期。
[64]Kim，Young Yun．Communication patterns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77．4，（1，Fall），pp．66-77．
[65]Gudykunst，William B．，Kim，Young Yun．Communicating withStrangers：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4thEdition．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2003．p．24．
[66]Kim，Young Yun．Toward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acculturation．Communication Yearbook．1979．3，pp．435-453．
[67]Kim，Young Yun．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Thousand Oaks，CA：Sage．2001．
[68]Kim，Young Yun．Adapting to a New Culture．In Gudykunst，W（Ed．），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5．
[69]Kim，Young Yun．Toward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acculturation．Communication Yearbook．1979．3，pp．43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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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新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9～240页。
[100]参见［英］安吉拉·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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