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就是按照某种方式互动和创造某种互动的方式

2．文化就是按照某种方式互动和创造某种互动的方式

人类为了求生存而创造文化，同时又为了文化而求生存。在前一个意义上，文化是有生物学基础的生物活动，表现出多样性和连续性，因而人类学家习惯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的生活方式^[7]；在后一个意义上，文化是人类精神显现出来的价值物，于是哲学家常常把文化界定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或创造。在人类学的深描与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普遍性的结论：人像其他生物一样，按照某种方式与环境发生互动以维持生存；人与他人的互动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一种功能；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表现为按照某种方式互动。而哲学家则剥开文化这根“洋葱”，发现其内在精神价值，以及“物质流入生命，生命升到精神，精神通过生命，以改变物质”的相互渗透的过程。^[8]由于这种精神价值能统摄心与物、主观与客观、心与生命、生命与物、个人与社会，又运行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认同于某种精神价值，为了文化而求生存，在互动中分享其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精神的自由本性，我们又能实现精神超越，或提升文化精神，摆脱自我的限制，或转化文化精神，以适应新的发展，而在这个层面，文化表现为创造某种互动的方式。

从更为综合的意义上讲，文化主要指那些既存在于人的行为中，又存在于人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中的构想、信念、观念和世界观所组成的一个基本信息系统，它包含着语言与非语言互动形式。按照爱德华·霍尔的“文化之图”^[9]来表述，文化的基本信息系统包含着十种独立的人的活动：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其中，互动是文化领域的核心，是万物的根源；联合是集体化的互动形式，时间和空间是发生互动的范围，其余则是专门的互动形式^[10]，精神价值则运行其间。在这里，文化不是关于普遍人性的某种宏大的、一贯的叙述，而是多样性的特定生活方式，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这种独特的发展规律不是通过某种先验的本质去理解，而是通过互动去感知。我们只有在互动中感知相同和相异的文化，否则，就容易变成“标签化”理解。北京大学的美国留学生华纳（Eric Warner）曾经这样表述他与中国人互动后的体会：

来中国之前，我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美国人在人际交流中比较直接，而中国人则比较“委婉”，一般不会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但我刚刚抵达北京不久，就大大地惊讶了一回。我一个中国朋友的朋友第一次见到我时就面带微笑地说：“你好胖！”尽管我确实有些超重，但这也太直接了吧！我的成见是错的！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与中国人的交往越深，他们就对你越直接——中国人对你的直言程度是与他们对你的交情深厚程度成正比的。而美国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般比中国人更加直接，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人反而变得更敢于直言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要好的中国朋友在过去几年中对我中文水平的评价直线下降：一开始是“好极了”，然后是“还不错”，现在也就是“一般化”了。

美国不少人认为，中国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思维，而美国人则信奉个人主义。我的回答是：错了！看看中国过去30年了不起的经济成就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是多么乐于为自己更美好的经济生活而奋斗。

在急着为中国人贴上各种标签的时候，我忘记了，他们其实是，独特的中国人。^[11]

文化是一种互动性的存在，当我们用某种先验的本质给文化贴上标签时，不仅仅是走上了单面化理解的歧路，更重要的是采取了非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最终也理解不了文化。只有回到我在第一章提到过的“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即建立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才能超越文化偏向，超越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形成建构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可能性。华纳无疑找到了这种可能性。

文化给自身造成了两种互动：一种是按照某些观念的互动，一种是为了改造观念的互动。当人们按照某些观念互动时，文化使孤立的个人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价值。比如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观里，人们更看重家庭与群体，围绕家庭和群体的价值取向思考问题；在自由主义的文化观里，人们更看重个人的价值与利益，围绕个人的权力与发展思考问题。在中国农村，不识字的农妇在接人待物的过程中显现出好客、尊重人、爱面子的文化底蕴，很明显，她们是按照祖辈父辈层层传递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在进行交往。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翻鱼的背后是“翻船”的想象性危险^[12]，这时，餐桌上的人们是按照某种禁忌观念在交流。这种按照某些观念的互动往往通向文化认同，产生无意识文化。但是，无论是在文化内部，还是在文化与环境、文化与文化之间，都存在文化竞争关系，或者说一种文化认同的产生也为自身设定了多元对话与交流关系，于是，文化必定会走向文化适应，即不同文化群体交往时文化特征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改造观念的互动，人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从无意识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寻求有活力的文化。

文化在不同层面的运行都体现着互动的意义。按照爱德华·霍尔的理论，文化在三个层面运行，即正式、非正式和技术。当这些行为模式中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全部三种行为模式其实都存在于场景之中。正式文化是通过教诲和告诫而传授的，其方式是带有感情的责备过程：学习者尝试、犯错，并被纠正。非正式文化的主要学习途径是仿效，其主要因素是供模仿的模型。在非正式文化的学习中，整个行为模式是同时学习的，通常学习者自己根本察觉不到他在学习，也觉察不到有某种规范或者规则在约束他们。技术文化的学习方式通常是，老师以明确的形式向学生传授，这是一种专门学习。^[13]学习所体现的就是文化的运行逻辑。

文化与语言的特殊关系也体现着互动的意义。有人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语言虽然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的可能性永远大于文化的整体，也就是说，文化无论怎样扩大发展，在逻辑和实践上都不可能充满语言的所有可能性。由于这一特点，文化成了一种特殊的活物，语言成了文化的核心，我们能够在语言中按照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任何需要去设计文化，即通过语言，我们能够把我们赖以存在的文化整个“变成”我们可以加以制造的存在。^[14]在语言的先验空间里，我们拥有无穷大的交流空间，不是我们在用语言说话，而是语言自己在说话；在语言的经验空间里，语音按照文化的基本信息系统在说话，也就是说，我们说着在一定的文化空间里有意义的话，能够与他人达成意义分享或形成隔离的话。根据贾尔斯的“言语调节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我们在说话时的言语调节分为两种情况^[15]：其一，“同化现象”（convergence），即讲话者将自己的讲话调节到与其对话者的语言相近似的语言；其二，“趋异现象”（divergence），即讲话者在有些情况下把自己的讲话调节为与其对话者的语言相异的状态。也就是说，对话者在对话过程中遭遇到讯息理解或解读的困难时，在互动中修正或试图重新建构整个互动以帮助双方理解讯息的含义。正是通过这种言语调节，我们把文化整个“变成”我们可以加以制造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言语调节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所在，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文化偏向。

文化的互动性还可在文化的特性上加以理解。第一，文化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这不仅因为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学习的机体，而且还在于学习是扩展意义分享的主要方式。我们出生的时候并不知道如何成为男人或女人、中国人或法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什么是值得信仰的东西，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逐步懂得了这些，并归入某种文化群体，分享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第二，文化具有选择性。文化价值观总是在同质的人之间传播，排斥异质的人。第三，文化具有对符号的依赖性。文化总是依赖特定的语言、文字、肢体语言、图像、符号、声音等符号系统来传播，表现着独特的语意。第四，文化具有变化性。在时间层面上，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会不断调整生活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空间层面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渗透，必然会给文化注入新的内容。这些都使文化表现为变化性。所以，在今天，已经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纯粹的法兰西文化，纯粹的英国文化。第五，文化具有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倾向。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观察和评价他者，特别是在文化冲突发生的时候，每一种文化都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以凝聚文化群体的信念，取得对他文化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