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跨文化理解

一、语言与跨文化理解

根据爱德华·霍尔的解释，语言（口语、文字等）和作为非语言（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等）的无声的语言构成了人的文化世界。相应地，他所描述的构成文化的基本信息系统的十种独立活动（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都是贯穿着语言与非语言的互动活动。互动被视为文化领域的核心，是万物的根源。^[2]

那么，说不同语言的人们能够互相理解吗？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之所以能够相对容易地进行沟通，是因为他们的语言表征了大致相同的概念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可以定义为“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那么，说不同语言的人在跨文化交流中，情况会怎样呢？当他文化的思想用不同于我们且具有不同的心理范畴的语言表达时，我们是否还能再现他者的思想？词汇量、词汇分类和语法结构迥异的语言之间是否能相互翻译？

从语言的隐蔽、遮蔽的意义上讲，语言是人与外在世界的一个中间世界，它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态度。这就是所谓的“语言世界图”，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人从自身中创造了语言，但同时也成为了语言的囚徒，语言制约着人的思维路径。“communication”的翻译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有学者将传播学中的一些重要术语挑选出来，请熟谙外语的传播学研究者在四个标准上对其在相应的语言中的可译性进行评估：a 表示在该语言中有与之完全相同的词汇，b 表示在该语言中有大致与之相同的词汇，c 表示在该语言中可以翻译，但翻译后的词汇有与英文不同的内涵，d 表示在该语言中完全无法翻译。结果，Communication在以下语言中的可译度分别为：锡兰语（B）、汉语（B）、孟加拉语（C）、印尼语（B）、菲律宾语（C）、印地语（A）、日语（C）。^[3]由此可见，跨文化的理解是多么的困难。

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所有较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语言的结构影响着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语言的不同导致了世界的不同，这是因为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把语言和各种现实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能是关于人类文化差异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这又进一步使得跨文化叙事的可能性成为疑问。有一种观点认为^[4]，跨文化叙事拥有“象征”和“审美”的性质，前者是由任意的符号所构成，后者由审美机制所构成。由于符号系统具有文化的特性，它构成了认知的结构，因此，不同的符号系统就会导致对世界的不同认知。另一方面，跨文化叙事作为两种文化共同的叙事的确不可能，只是具有通过翻译使单一叙事以不同的功能在多种文化之间扩散的能力。换句话说，叙事的知识意义在翻译过程中有可能丢失，它保留情感意义，却与原叙事所承载的情感意义有所不同。一个单一的叙事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是单一文化的，也就是说它永远只能在单一的文化语境下行使其功能，获取其意义，因此，跨文化叙事就成为不可能。

现实中确实出现了跨文化叙事的难题。中文“龙”表征喜气、吉祥，英文“dragon”在《圣经》中代表魔鬼撒旦，表示邪恶、凶狠的化身，两者连接在一起，首先知识意义就发生丢失，中国人很难想象那个“七头十角、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凶恶无比、要吃新生儿的红色巨型怪兽”，更别说理解这一符号背后的基督教神话世界，而西方人也绝对理解不了中国的图腾文化及其对吉祥、风调雨顺的祈求与想象。据说，外国人最初把“龙”翻译成“dragon”，是基于这样的意义对接：一、两者大体上都是蛇身，外形上有相似之处；二、《圣经》中的“dragon”当时隐喻压迫教会的罗马帝国，而同样拥有庞大力量又是多神教的中国也被认为具有“dragon”的霸气；三、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身穿龙袍，对臣子平民而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形象威严而凶残，与“dragon”有相似之处。^[5]第一点只涉及外形上极小的相似部分，“dragon”的身躯庞大笨拙，颜色是黑灰色的，长着巨大的翅膀，口中吐火，吞噬人和动物，而龙是由九种图腾（鹿的角、骆驼的头、虾的眼睛、蛇的身体、青蛙的肚皮、鲤鱼的鳞、鹰的爪子、老虎的手掌、牛的耳朵）组成的图腾。第二点做的是似是而非的对比，而且把他者想象为一种压迫性力量。第三点已延伸为对专制力量的想象，偏离其基本的文化内涵。三点合起来指向的是单一的基督教文化叙事，其知识与情感意义都是以基督教为出发点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中国人试图以“Long”、“Loong”、“Liong”^[6]来代替错位的表述，但三种表述都呈现出本位文化的意义，无论怎样强调“会意形声”和重塑中国龙的形象，那支离破碎的意义和文化自恋的心态，又如何能得到他者的理解呢？

然而，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存在着一个逻辑悖论^[7]：如果该假设是对的，那么讲不同语言的人则无法相互理解；而如果跨语言的理解不可能，讲英语的沃尔夫又怎么能够弄懂他所面对的那些印地安人的语言？他又怎么能够通过英语让人们理解印地安语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个理论假设？由此可见，差异只是语言形式上的，讲不同语言的人能够通过翻译在各领域里进行沟通和理解，说明人类思维认知存在着共性，否则各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将会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可见，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过分强调语言的宰制性，其实就是放大了语言遮蔽存在的一面，而忽略了语言揭示存在的一面。

“龙”和“dragon”这两个词语来自不同的文化，但都反映出语言与思维的特点：其一，思维的语言完全是比喻式的，思维的概念框架完全基于隐喻的作用，因为隐喻能在可见事物和不可见事物之间、现象世界和思维的我们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其二，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思维活动所需的现成词汇，所有的语言都需要从最初必然对应于感官经验或日常活动其他经验的词汇那里，借用思维活动所需的词汇。这就是说，两种基于隐喻的词语都表达了特定的感官经验或日常生活经验，揭示出“一种在不同事物中的相似性直观”，可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对反映不同文化的词汇失去了文化经验的相似性直观，习惯于从自我文化立场来理解他者的词汇，从而丢失了隐喻的智慧。

从语言学意义上讲，隐喻（metaphor）是跨文化叙事的基础。由于诉诸比喻，语言使我们感官经验的转移成为可能，隐喻成了语篇和认知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希腊语中的metaphor一词，翻译成拉丁文是translatio，进入英语就成为transport。因此，任何人际交流都是隐喻的，因为传受双方都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也就是说，交流需要移情（empathy）能力。如果跨文化叙事的框架、文本、情感语境或者经验格式塔与第二种文化的框架、文本、情感语境或经验格式塔相偶合的话，跨文化叙事就有可能实现。第一种文化的情感机制或许不能通过翻译而进入到第二种文化中，但是它的符号系统却可以表征情景使第二种文化的接受者通过移情来体会情感。所以，跨文化叙事不仅能够理解他者，而且还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使理解发生变化。^[8]这样一来，隐喻使单一文化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成多文化叙事，因为它能旅行到另外一种语境，变成一种新的叙事，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形成多元文化叙事向多种语境说话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能在异文化中实现“龙”的文化经验的相似性直观，更重要的是可以放松语言的宰制性，吸纳无限多样的文化经验，拓展语言的思维空间，从而让语言揭示存在，实现人与人普遍的交流。

隐喻的智慧可以引领我们进行不同文化经验的相似性直观，表现“从他者出发”的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跨文化理解的难题可以迎刃而解。因为跨文化理解要进一步面对的是隐喻背后的言语代码、语境化的言语活动以及如何实现言语代码互动。根据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的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 Theory，参见第二章的论述），每个文化都有着自己的言语代码，即历史上制定的，社会中建构的与传播行为相关的说话方式、意义、前提和规则体系；每个代码揭示出该文化中自我、社会的策略性行为的结构层次。^[9]作为一种意义体系，言语代码是历史的、建构的及松散的。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菲利普森采取了“听”的方法，“听”一个语言社区的成员如何使用语言与非语言方式交流，如何通过传播来建构他们的日常生活，“听”他们的词语中所表达的关于人的观念，“听”他们的互动模式以及他们所习惯采用的言语策略性行动，“听”作为文化的规范、符号及意义如何在言语策略中被改变。通过这种社区性交流活动的语境化理解，我们可以迈出跨文化理解的重要一步。根据心理学家和动物学家的研究，当语境清楚的时候，即使有一部分声音刺激缺乏，人们也能听到音素的修变，而当声音清楚而语境缺乏时，人们便会出现幻觉。^[10]所以，为了避免对他者文化的幻觉式理解，我们“听”文化的言语代码时，一定要沉浸到文化语境中去“听”。

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听”过之后还必须“说”，而且这种“说”只能是“对话”（dialogue），而不能是别的形式。“dialogue”源于希腊语“dialogos”，“logos”的意思是“词”（the word）或者词的意义（meaning of the word），“dia”的意思是“穿越”（through）。这就意味着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11]，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参与和分享各种言语代码的意义之溪，并因此而产生新的理解，会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言语代码说话。比如中国的饺子在英语中被译成“dumpling”，而实际上后者指的是“蒸或煮的小面团”，体验了中国文化和饮食的外国朋友发现其中的差异，不知不觉改称为“jiaozi”，只是这一小小的改变，就悄然形成了对话感。一旦有了这种对话感，我们就有可能形成互惠性理解，通过各自的文化代码生产互补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