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抽象程度与群体间语言偏见

2．语言的抽象程度与群体间语言偏见

根据奥尔波特（G．W．Allport）的观点，语言可以微妙地反映人们的思维结构，特别是在内群体对待外群体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语言中看到内群体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或对内群体的偏爱。^[31]安妮·马斯（Maass，Salvi，Arcuri ＆Semin，1989）等人循此提出群体间语言偏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理论^[32]，认为在群体间交往的语境下，当遇到与关涉内-外群体的预设观念不一致的信息时，语言的使用体现着刻板印象的痕迹。当描述一个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人们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而当提起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时，人们则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这一理论的基础在于语言的抽象程度（abstractness of the language）理论^[33]，即语言的抽象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最为具体的描述性行为动词（DAVs）、解释性行为动词（IAVs）、状态动词（SVs）和最为抽象的形容词（Adjs）；抽象的语言描写着从具体的可观察到的行为中高度抽象出来的性情和持久的状态，如诚实、创造性、信念和嫉妒等；具体语言描述着具体的、可观察到的、有始有终的行为，如亲吻、拜访、帮助和威胁等。这种语言现象在群体交往中隐含着很深的玄机。比如，甲挥起拳头打乙，可以用四种不同抽象水平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第一，甲打乙。“打”这个描述性行为动词，是在特定情境下对特定行为的客观描述，没有积极或消极的内涵意义。第二，甲将乙打伤。虽仍特指某个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但在描述之余提供了加工和解释，使其在语义上具有消极的内涵意义。第三，甲憎恨乙。“憎恨”是没有动作的起始和终结的状态动词，它在描述以外提供了阐释。第四，甲有攻击性。“有攻击性的”隐含着相对稳定的性情特质。这种特质除体现在当前的时间和情境下外，还可泛化至其他时间、与其他人交往的情境，因而具有刻板印象的特征。如果甲是内群体的成员，人们往往会用具体的语言表达这一消极行为，而如果甲是外群体的成员，人们则往往会使用抽象的语言表达这一消极行为，这便是群体间语言偏见。它揭示出这样的事实：既存的群体间偏见致使带有偏见的语言广泛使用，而带有偏见的语言又维系着既存的偏见。

有两种机制促成了群体间语言偏见^[34]，一是动机机制，即人们都有保护内群体的动机（ingroup protective motive），而群体间语言偏见恰恰强化或保护了人们的社会认同。具体语言可以将行为与行为人区别开来，而抽象语言则习焉不察地体现着行为人稳定而持久的性情特质。由此，群体间语言偏见成了一种称许内群体，贬损外群体，从而维护内群体形象的做法。二是认知机制，即与期待不一致的行为相比，描述与自己期待一致的行为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抽象的语言。究其原因，与期待一致的行为凸显出稳定性和典型性，使用相对稳定的抽象语言进行描述更殊为合适。事实上，人们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持有不同的期待。人们更期待内群体的积极行为而不是消极行为。与此同时，与内群体成员相比，人们更易以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推断其消极的性情特质，而他们的积极行为却难以与其性情特质构成必然联系。此时，为了把外群体的积极行为与刻板印象协调起来，人们会使用具体的语言来表述外群体的积极行为。其原因在于，虽然人们会感知到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但刻板印象会使他们认为外群体表现出消极行为的概率更大，于是，他们常常将非典型的积极行为与外群体一般行为区分开来，或将一个单独的行为从外群体的众多行为中剥离开来，以维护刻板印象的一致性。因此，与刻板印象的期待不一致的行为常常被视为一个特例，认为这种特别的积极行为与情境相关，且转瞬即逝，而这一心理机制则以相应的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形式得以显现，即与刻板印象的期待不一致的行为（外群体的积极行为）以具体的语言来描述。戈勒姆运用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来研究白人大学生受众对电视犯罪新闻报道的反应时发现，当嫌疑人是黑人的时候，更大比例的描述是形容词的，大部分是抽象的描述词。研究结论证明，通过观看犯罪报道，这些白人学生心目中关于黑人的刻板形象已被激活，并反过来影响了他们谈论嫌疑人的方式。^[35]

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说明，语言可以以一种更为迷惑性、不为人所觉察的方式来反映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来源于人的动机机制和认知机制，因此，其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解构这两种机制，即改变身份认同的封闭结构，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建构互惠性认同知识，也就是仔细理解他者的文化认同，审视自我认同，使两者的互动在最低限度上调整为互相理解的层面，改变单向度的理解，在较高层次上调整为互相接受的层面，改变理解但不接受的问题。同时，把群体间的身份认同对话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以此摆脱语言的抽象性偏向（第七章结合媒介问题对这一点有进一步的论述）。我在第三章提到过的北京大学留学生华纳（EricWarner）在与中国人交往过程中悟出一个简单道理^[36]：“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其他的身份。把中国人标签化为共产主义者、佛教徒或资本家，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错误的。对中国人来讲，植根于中国历史的独特的中国文化才可能是他们最鲜活的信仰。”这使得他有意识地在语境中理解中国人的身份，并在对话式理解中呈现互惠性理解知识，比如他把中美之间对于负面新闻的理解差异归于“礼貌观”的差异：

在中国，“礼”是把维护和谐的相互关系作为第一准则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而在西方，我们把坚持原则置于礼貌的交往之上，并相信通过辩论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分歧，一个共同的“礼貌”概念被两方误解。

当然，这样的理解依然比较简单，但是，它突破了单向度的理解方式，预示着群体间身份认同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