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权力关系

四、语言与权力关系

然而，对话并不能保证群体间理解与接受的达成。一方面，对话会使偏见隐藏起来，人们会戴着面具交流。实验表明，人们一般不愿承认他们对其他群体成员持有消极的态度^[37]，在社会性道德压力、政治正确和自我道德形象层面，人们会刻意回避自己的偏见，不让偏见显露出来。另一方面，对话始终会表现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根据贾尔斯的“种族语言模式”（ethnolinguistic model），母语使用者在与非母语使用者互动时会产生角色变化，母语使用者常因占据较优势的语言能力或较高的社会语言地位而在互动时成为主动并具支配主导地位的角色。研究发现，母语使用者与非母语使用者对于谈话内容的专业娴熟程度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主导形态，他们的沟通行为，比如对语言的选择，可反映出心理与社会层面的群体定位，比如民族语言定位、认同或刻板印象等。在母语使用者与非母语使用者的关系中，开启澄清与协商通道的通常为较具语言优势或权力象征的一方。这些分析都显示，对话过程常常为权力关系所架构，人们很难拥有产生互惠性理解的对话机会，当这种情况持续发生的时候，某些弱势的语言群体要么因发现自己原有的身份被社会所贬低，而使对话偏向消极效应（如偏见、不信任和冲突^[38]），要么被强势语言群体所支配而丧失自我语言的表达能力。

一般说来，差异形成偏见，而偏见在进一步拉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的同时，也生产着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交流目的有关，前面所讲的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动机机制和认知机制都蕴含着人的交流目的，前者意在保护内群体及其社会认同，后者则是为了追求确定性认识。相关研究证实，人与人的交流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此间人们持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目的，诸如彰显群体归属性、影响他人等。^[39]这种目的在社会语境中发生，一般表现为人们利用社会准则和传统营造一个共享现实，来实现个人的目标。也正是受到这些目的的驱使，才构成了交流场域中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又反过来成为调整交流目的的参照系统。有关交流目的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关系的实验研究表明^[40]，当交流有明确目的性时，被试表现出信息抽象水平的差别体系，即被试在与合作伙伴交流时，会用抽象语言描述其积极行为，为的是提升人际间的接近性（proximity），并促进合作；相反，被试在与竞争对手交流时，则用抽象语言描述其消极行为，表现出贬抑竞争对手，使其在接收此种语言信息时感到焦灼不安。而一旦交流目的缺失，偏见也随之失去，这一结果又表明语言偏见不是某种固定的语言表达，而是受特定的交流目的影响。这就是说，人们根据特定的交流需要去使用并生产群体间语言偏见，在这里，特定的交流需要已预设了合作或竞争的权力关系，而不同的抽象水平又生产着贬抑与被贬抑、取悦与被取悦的交流关系，这种交流关系又表现着某种语境下的权力关系。即使人们不愿承认自身的偏见，这种交流关系还是使之显露无遗。

在一个更大的全球化对话过程中，权力关系会在更大的维度中生产。越来越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使多元化叙事成为可能，但所谓多元化的叙事语境是建立在语言流向不平衡或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语言传播的流向、流量不仅是国家权力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成为全球化格局中国家权力流向、流量形成的社会基础。毋庸置疑，美英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媒体等领域的强大影响力使得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广泛使用的强势语言，英语被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际之间的转换，其流量和流向还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以英语为例，中国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书籍要远远超过美英从中文中翻译过去的书籍，英语在中国无论作为译出语还是译入语，都受到尊重。这突出地表现在近年来的翻译实践中，部分学者主张英汉翻译以异化（foreignisation）为主，即在英汉翻译中，译者不太考虑读者的感受，他们由于害怕不“忠实”原文，很少改动英语的结构；汉英翻译则尽量归化（domestication），即在汉英翻译中，译者倾向重新组织中文的习惯表达来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清楚地表明，中文和英文在中国译者和批评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世界上的语言也被一些学者分为三个层次：中心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半边缘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波兰语和捷克语）；边缘语言（中文、日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41]另一些学者认为，应以共时和历时的角度来看待语言权力，比如，英汉语之间的翻译显然是不对称的中心-边缘语言之间的翻译，但是日语和汉语虽然都是边缘语言，它们之间的翻译同样也是不对称的。所以，区分强势和弱势语言，不仅要考虑语言在全世界和某个区域的地位，还要注意到互译语言之间相对实力的差异，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语言间的互译现象。^[42]

由于语言符号意义取决于其使用的语境和参与者之间相互的社会关系，因此其意义不再具有确定性了。语言不是反映客观和主观世界透明的媒介，而是充盈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是为权力提供服务的，如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可用来指意义在特定情况下为权力服务、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方式……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43]这样，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三者间就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语言和意识形态一起帮助建构、维护和解构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语言既受权力关系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着权力关系。正如福柯所说，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于是，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就成为一种符号资本成为各个群体争相控制的对象。

萨义德以福柯的话语观念为基础，将东方主义视作是西方思考、言说和表征东方的一种方式，它体现了东西方力量关系的模式，“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东方只是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与现实中的“东方”本身无关。“东方”在语言的魔镜中不断地被刻板化和妖魔化。^[44]

在当今世界的跨文化传播中，处于文化强势的一方通过操纵语言来歪曲和妖魔化“他者”非常普遍，但经常会遭到对方激烈的抗议和对抗。例如，西方媒体对“3．14”西藏暴乱和奥运火炬在少数西方国家传递时所遭受的冲击的歪曲报道，引发了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强烈愤慨，从而招致了“做人不能太CNN”这样的对抗性话语。这种外显的由于权力关系导致的话语失衡往往令人一目了然，不再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点。但是跨文化传播话语中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和权力的习惯化则尤其值得我们的关注，因为它们以不为人所觉察的方式掩盖了既存的权力关系，使被支配者自动地接受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结构。话语的非政治化是指在交际中，处于权力支配地位的一方为了减轻和消除对被支配一方施加影响时带来的副作用，避免对抗情绪而采取的隐藏权力支配方、间接暗示、以请求的方式发出命令、各种礼貌方式等语言策略。被支配的一方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对方的话语陷阱，从而接受对方的影响。例如，现在全世界人们津津乐道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经常以名词的形式出现，似乎指示着某种客观实在。然而，有多少人去拷问过“全球化”（globalize）的施动者是谁呢？

语言既是权力关系的反映，反过来又维护了既存的权力关系。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认为英国社会中的下层阶级所使用的语言相对于中产阶级的“精致符码”（elaborated code）来说是“限制符码”（restricted code）。他列举了两种语言符码的种种特征，认为“限制符码”使下层阶级难以进行抽象思维，阻碍了他们对社会和经济改善的要求；而“精致符码”有利于逻辑和抽象思维，满足学校、社会和政治的要求。这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设颇为相似，即语言结构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伯恩斯坦的理论遭人诟病多多，他自己最终也放弃了。但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不同的语言形式不仅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反过来又建构了这个结构。一种语言对其他语言的特权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语言行为。一些所谓的“优越”语言在维持和传播主导文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优越”语言的推行过程中，被支配者会不知不觉地被纳入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去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深刻分析了英语和其他欧洲经典的语言文学是如何维护帝国与殖民地之间不平等权力的：“我认为，在我们今天的批评意识中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它使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详细论述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拉斯金（John Ruskin）的美学理论，却不理会他们的思想怎样同时提供了征服劣等民族与殖民地的权力。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无人觉察地维持了社会对向海外扩张的赞同。”^[45]

然而，一种处于霸权地位的语言也可能为它自己所属的文化或国家带来负面作用。有学者认为，英语的垄断地位潜在地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美国存在着一个语言悖论：美国极大的语言多样性和广泛的英语垄断语言主义（monolingualism）。美国根深蒂固的融合准则拒绝承认多元语言主义（multilingualism）是一种国家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外语危机”。美国人对英语的霸权地位抑制了他们掌握多门语言的动力和机会表现出极大的沮丧之情。^[46]也许，巴别塔之后形成的语言差异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一种噩耗，而真正可怕的是某一种语言凌驾于其他的语言之上。

人类有着超越语言差异的天赋，讲不同语言的人能够通过翻译在各领域里进行沟通和理解，说明人类思维认知存在着共性，否则各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将会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但问题是，比超越语言差异更重要的是超越人为自己设定的权力关系。不可否认，话语权力是激活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它使我们乐于表达自己并希望被别人听见，但另一方面，不能关注他人的话语权力，不去熟悉他人的语言代码，学会倾听他人的声音，寻找群体间的共同话语，我们就不仅会毁灭人类的交流，而且还会让权力关系的“绳索”把我们套死。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注释】

[1]［美］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2]［美］参见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参见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4]Pan，David．＆Herder，J．G．，The Origin of Languag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ultural Narratives．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4，3（2），pp．10-20．

[5]此乃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黄佶的观点，参见陈未临：《学者呼吁为中国龙正名英译名用Loong弃Dragon》，《新民晚报》2006年12月7日。

[6]其理由分别是：Long在英文中有长的意思，比较容易让人联想起龙的形象，不但“形声”，并且“会意”；Liong与英语Lion（狮子）接近，狮子在西方是很尊贵的动物，看见Liong，外国人很容易联想到狮子的尊贵；Loong的两个字母“O”，就像龙的两只大眼睛，在字形上又和“Long”相近，给人“长”的感觉（参见苗苗：《该如何称呼你，中国龙》，《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2日）。

[7]参见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8]Sell，Joathan P．A．，a Metaphorical Basis for Transcultural Narrative：a Response to David Pan．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7，Vol．7，No．1，pp．2-15．

[9]Philipsen，G．，Speaking culturally：Explorations in social communication．Albany：SUNy Press，1992，p．27．

[10]［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居延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11]［英］戴维·伯姆：《论对话》，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2]参见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136页。

[13]数据来源于wikipedia：http://fr.wikipedia.org/wiki/Langues_r%C3%A9gionales_ou_minoritaires_de_France．

[14]［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居延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10页。

[15]Beaven，Tita．a Life in the Sun：Accounts of New Lives Abroad asIntercultural Narratives．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7，Vol．7，No．3，pp．188-202．

[16]Martin，J．N．，Intercultural Reentry：Conceptualization and Directionsfor Futur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84，8（2），115-134．

[17]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8]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19]Kramsch，Claire．Language and Cultur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76．

[20]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21]参见徐世澄：《墨西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4页。

[22]Subcommandante Marcos，“The Zapatistas Hike up the Price of the Indigenous Mexican Blood”，iYa BASTA！-Ten Years of the Zapatista Uprising．Edited by Ziga Vodovnik．Oakland/Edinburgh：Ak Press，2004，p．86．

[23]Subcommandante Marcos，“Opening Remarks at the First Intercontinental Encuentro for Humanity and against Neoliberalism”，Our Word is Our Weaponselected writings．Edited by Juana Ponce de Leon．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2，p．103．

[24]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25]Chomsky，Noam．Knowledge of language：Its nature，Origin，andUse，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7、39页。

[26]转引自［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2页。

[27]参见辛彬：《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28]Gorham，Bradley W．，News Media’s Relationship With Stereotyping：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Response to Crime New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March 2006，Vol．56，pp．289-308．

[29]McConahay，J．B．，Modern racism，ambivalence，and the modern racismscale．Prejudice，discrimination，and racis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6，p．3．

[30]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文献：Dovidio，J．F．，＆Gaertner，S．L．（1986a）．Prejudice，discrimination，and racism．Orlando，FL：Academic Press．Dovidio，J．F．，＆Gaertner，S．L．（1986b）．Prejudice，discrimination，and racism：Historical trends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Prejudice，discrimination，and racism．Orlando，FL：Academic Press．Dovidio，J．F．，Gaertner，S．L．，＆Validzic，A．（1998）．Intergroup bias，status，differentiation，and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5，109-120．Dovidio，J．F．，Gaertner，S．L．，Validzic，A．，Matola，K．，Johnson，B．，＆Frazier，S．（1997）．Extending the benefits of re-categorization：Evaluations，self-disclosure，and help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33，401-420．Gaertner，S．L．，＆Dovidio，J．F．（2000）．Reducing intergroup bias：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New York：Hove．

[31]Allport，G．W．，The nature of prejudice．Reading，MA：Addison-Wesley．1954．

[32]Maass，A．，D．Salvi，A．Arcuri ＆G．Semin（1989）．Language use in intergroup contexts：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7，pp．981-993．

[33]Semin，G．R．，＆Fiedler，K．，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linguistic categories in describing persons：Social cognition and languag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8，54，pp．558-568．

[34]Maass，A．，R．，Ceccarelli ＆S．Rudin．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Evidence for an in-group-protective motiv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6，71，pp．512-526．

[35]Gorham，Bradley W．，News Media’s Relationship With Stereotyping：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Response to Crime New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March，2006，Vol．56，pp．289-308．

[36]［美］华纳：《被“标签化”的中国人》，《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6期。

[37]Hilton，J．L．，＆von Hippel，W．Stereotype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96，47，pp．237-271．

[38]有研究显示，事先对白人有偏见、对白人抱有消极态度的美国黑人学生，在群体间交往中显露出更为消极的经历。之所以如此，一种可能性是，那些具有较强种族、文化意识的少数群体成员，一旦发现自己原有的身份被社会所贬低，就不会像多数群体那样产生同等积极的效应（参见Pettigrew，T．F．，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scyhology，1998，49，pp．65-85．）。

[39]Edwards，D．，＆Potter，J．，Language and causation：a discursive action model of description and attribu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993，100，pp．23-41．

[40]Semin，G．R．，Montes，L．G．，＆Valencia，J．F．，Communication constraints on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3，39，pp．142-148．

[41]Heilbron，J．，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Book translations as a cultural world system．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4），1999，pp．429-444．

[42]He，Xianbin．Power Relations and Transl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7，Vol．7，No．3，pp．240-252．

[43]参见辛彬：《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44]转引自［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45]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页。

[46]Demont-Heinrich，Chistof．Globalization，Language，and the Tongue-Tied America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April，2007，Volume 31 Number 2，pp．9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