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危机与伦理建构[1]
如果说伦理(ethics)表现为维护人类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基本准则,那么,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极具文化伦理意味,因为它是打破文化的封闭状态、保持文化的生命力的道德方式。但是,现实的跨文化传播总是不成功的,充满着霸权、曲解、对峙乃至冲突。我们希望全球化能基于人的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促进各文化圈的对话,可是它常常借助于政治、经济的力量导致霸权的流行;我们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扩张而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可是在反抗的过程中,过度的文化根源意识又演变成了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封闭主义;当西方种族主义者从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时,那迷惑的言辞已让许多人失去警惕,并在一部分人心中已具有伦理的合法性,但殊不知,其实质是以文化间多元主义为理由实行“文化内一元主义”,以文化特殊为借口践踏人的文化选择权、文化交流权。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面临着尖锐的文化伦理问题:如何处理人的生命共同体意愿与人的文化根源意识的内在紧张关系?如何面对人在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面前的两难选择?如何开出治疗“文化帝国主义”的伦理处方?
思考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其实质就是把跨文化传播还原为某种关乎人的文化生存的伦理事件(ethical affair),其主要任务就是思考在这些充满差异性与紧张对峙的多样文化中,如何实现伦理对话与伦理融合,使得处在交往中的人们既保持每一个个体与文化的自在价值与文化尊严,又拥有共同交流的伦理基础,从而使跨文化传播体现为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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