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现代性困境
人类塑造了传播媒介,同时,传播媒介也塑造了人类。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文化创造的历史,也是传播媒介的创造史和传播关系的发展史,传播媒介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且与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论述20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时,直接用现代性话语来说明媒介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首先,传播媒介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会惯制构成,也是工业体系的延伸,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政体,也就是公司和民主国家,有着复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传媒重新组织日常生活,教给人们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加强人们新近形成的日常礼节和习俗,为人们重建认同感和记忆提供新的素材。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组织和倡导新的相互竞争的意义体系及其再现方面,大众流行传媒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已经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大众传媒给人们提供各种话语、形象和解释框架,供他们在理解身在其中的社会变化时作参考,并帮助他们拿出个人的行动对策。[1]
传播媒介的这种现代性力量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传播媒介越发展,社会、文化就越开放,同时,人也会越来越被它所支配,形成媒介的社会、文化支配权力,这时,人就会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而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所构筑的世界,甚至融入媒介技术主宰的信息系统之中,造成人的异化与文化创造力的钝化。这使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落入一种现代性困境(参见第一章的论述):通过商业化、市场化的媒介运作机制生产流行化、时尚化意义,抹去文化差异,制造共同分享的幻觉;通过差异化、定型化、标签化的表征夸大文化差异,化约文化的丰富内涵,忽略文化的变化、交叉、渗透,突出地表现本质主义的、绝对主义的抽象性,从另一个层面抛弃了人的感觉世界和文化世界;通过文化趣味和偏好的生产笼罩人的感觉世界和文化世界。这样,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也就真正成了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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