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角的修正

1．理论视角的修正

根据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具体参见第五章的表述），当描述一个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人们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而当提起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时，人们则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有两种机制促成了群体间语言偏见^[27]，一是动机机制，即人们都有保护内群体的动机（ingroup protective motive），而群体间语言偏见恰恰强化或保护了人们的社会认同。具体语言可以将行为与行为人区别开来，而抽象语言则习焉不察地体现着行为人稳定而持久的性情特质。故而，群体间语言偏见是一种称许内群体，贬损外群体，从而维护内群体形象的做法。二是认知机制，即与期待不一致的行为相比，描述与自己期待一致的行为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抽象的语言。究其原因，与期待一致的行为凸显出稳定性和典型性，使用相对稳定的抽象语言进行描述更殊为合适。

但是，有一种情况被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忽略了：人们有时也会使用抽象语言表达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而且这种抽象语言所表达的积极意义符合外群体的自我认同，如果不做完整的话语分析，我们常常会忽略隐含于语境、叙述结构与意义结构中的话语偏见，从而形成“伪沟通”。其实，任何语言所表达的积极意义或消极意义都不是抽象的、固定的，而是存在于具体的语境、上下文结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之中，仅仅只做语言的抽象程度理解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在对话过程中，人们还会突出或放大他者对“我们”的行为的积极表述，模糊或遮蔽他者对“我们”的行为的消极表述，从而形成维护内群体形象的话语与他者话语的竞争关系。这样，对内外群体的表达的偏见，并不止于语言的抽象和具体、积极和消极，而要进一步考察是否从特定群体的话语框架进行表达而使话语呈现某种偏向。这就要求我们建构群体间话语偏见的分析路径，假定人们在表述外群体时，总是习惯于把对外群体行为的理解纳入自己的话语框架，在积极与消极意义上都形成了由刻板印象所主导的理解。

进一步地，群体间交往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过程，群体间话语偏见所呈现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不是由语言和话语界定的，而是在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的过程中生产的，或者说是在群体间的“面子协商”（face-negotiation）中流动的。按照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面子是个人的自我在某种关系情境中呈现出来的形象”，也是“个体期望他人给予自我社会价值认同的一种需求感”^[28]，它是在某一情境下进行互动者互相界定的身份。每一种文化群体的成员都会为他们想要拥有的面子，而与外群体成员互动、协商。“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隶属于“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的东方文化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即“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所谓“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所谓“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隶属于“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这种个体价值导向的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以及“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这一理论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假设：从自我面子出发定义他者，必定会产生话语偏见，要想进入与他者的面子协商，只有去体验他者的面子。

但是，这一理论又存在明显的缺陷：过于简化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忽略了东西方文化的丰富性和变化性；过于强调东西方文化面子观的二元对立（群体价值导向和个体价值导向），而没能注意两种面子观的相互交叉与相互借用，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共同面子和新的面子；虽然丁允珠后来意识到有必要对面子中感情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面子如何改变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29]，但这一理论还是显得偏重定型化的面子，而忽视了语境化的面子协商，这样就难以动态地、全面地理解多样化的面子协商。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关注，面子协商是在关系中展开的，随着面子观的相互交叉和相互借用，自我认同会发生多样性的变化，某些变化会形成新的面子和主体间的共同面子，我们可以以此反思旧有的群体间话语偏见。当媒介在内外群体关系范畴内表达新闻事件时，代表不同群体的媒介间的互动就会演绎出群体间话语偏见和面子协商，而且具有典型的反思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