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的呈现

2．西方传媒汶川地震报道：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的呈现

现代建构主义认知心理学发现，人们总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受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而形成的一定的框架来认识、解释外在世界。^[30]新闻记者也通过框架生产新闻话语，包括依一定框架以快速处理大量信息。^[31]框架作为组织新闻成篇的中心观念或者情节，它赋予新闻所报道的事实以意义，是完整理解西方传媒汶川地震报道的话语结构的重要路径。由此，我试图通过分析四家英美报纸地震报道的事实选择、意见表达和文句修辞等方面的策略，来呈现西方媒体报道汶川地震所采用的意义生成系统——报道框架，从而展现西方媒体地震报道的真相。

为了展现西方媒体报道地震的真实情况，本研究抽取四份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文本分析：美国自由派的主流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保守派的重要报纸《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英国保守派主流报纸《泰晤士报》（Times）、左派报纸《卫报》（Guardian）。这四份报纸各自在美国和英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分别代表了左和右两方面的立场。本文选取新闻的时间段是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即5月13日到6月13日。之所以选取这段时间，是因为6月13日，对灾区人民威胁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导流已取得稳定胜利，意味着自然灾害的威胁基本解除。而且，6月13日前后也是官方确认“抗震救灾斗争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纽约时报》共刊发新闻34条、评论2篇，《芝加哥论坛报》共刊发新闻40条、评论1篇，《泰晤士报》共刊发新闻38条、评论空缺，《卫报》共刊发新闻34条、评论9篇。总计146条新闻、评论12篇。

虽然这四家报纸在其国内政治立场上有差别，但是在报道中国地震时它们所采用的报道框架却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这四家报纸报道的数量也没有太大差异。唯一比较显著的差别表现在评论方面。《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数量少，均主要关注中国在地震救援期间的开放局势之后民主政治的走向。而《卫报》的评论大大多于其他报纸，且意见更加多元。《卫报》9篇评论中有6篇同时还论及缅甸热带风暴灾害，在比较中展现中国地震救援不同于缅甸的做法，同时也对西方的灾难救助政策进行了反思^[32]，对西方媒体过度报道中国灾民而忽视缅甸灾民的做法提出了批评。^[33]《卫报》的评论还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心理进行了反思，指出应正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化。^[34]但是《卫报》的9篇评论的基调仍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念，它也没有影响到《卫报》在新闻报道中所采用的报道框架。四家报纸所呈现的基本一致的报道框架可以表述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强震肆虐中国，中国人的奋力救援。

地震发生之后第二天（13日），四家报纸在初次报道的12条新闻中，大部分着力于灾情与救灾报道。其核心标题是：“强震肆虐中国，数千人死亡”；“地震肆虐中国：数千人死亡，建筑垮塌埋住儿童；毁损物阻碍救援”；“地震袭击中国，数千人死亡”；“中国地震数千人死亡”。在后续的报道中，新闻内容涉及余震和堰塞湖的威胁、幸存者所经历的痛苦、灾民的生活状况等方面。核心话语包括：

“救援人员今早奋力（struggle to）前往救助灾民。”^[35]

“数千救援人员整夜在烂泥和滑坡体中徒步跋涉，全力挺进群山里的震中。所有的道路都被毁或者受损严重。履带挖掘机（treaded tank）被用来穿过那些艰险的地带。直升机因为坏天气而返航。”^[36]

“军队急速前往（rush to）开挖导流渠，在洪水淹没山谷之前疏导湖水”；“在下游，官员急速前往（rush to）可能的洪水将要经过的区域疏散人群。”“在唐家山堰塞湖，数百士兵二十四小时不停（work around the clock）挖掘渠道，以便在湖水翻越坝顶之前疏导湖水。”^[37]

“在有些地方，没有充足的电力来保存尸体。除了快速埋葬，别无选择。”^[38]

“在体育场，赶来的灾民领到食物和毛毯，并接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但是周三中午，人群膨胀得太庞大，在体育馆前门拿着扩音喇叭的官员不得不阻止新到灾民的进入。”^[39]

“张元奎（音）埋葬亡妻之后，坚强地开始农活自救。他说，‘我们还活着，我们能用我们的双手来重建家园。’张元奎也说到要依靠政府，但是并非消极地等待，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对政府的期望。”^[40]

在这里，表达救灾行为的积极意义的语言（effort、try to、rush to、struggle to）是限定在具体的灾情（massive damage、devastated、trapped、knocking down、kill）之中的，很自然地将非典型的积极行为与对于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区分开来，而又不影响刻板印象的一致性，也不影响转向消极意义的表达。

第二，在与缅甸风暴灾难的对比中展开评价。

灾情和救灾报道最初所呈现的语境常常是缅甸风暴灾难，因而形成积极评价。例如：“相对活跃的信息流动和最高领导层的快速反应与中国在唐山地震中的表现完全不同，也与缅甸处理气旋灾难完全不同。”^[41]中国与缅甸政府面对灾难的“顽固反应完全不一样”，“中国政府快速有效的反应应得到赞扬”。^[42]“就官方反应来说，看上去官方表现不错，不像缅甸。他们已经说了，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救人，而且已经呼吁国际援助。”^[43]而且还有报道对中国拒绝外国人力援助的说法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解读，指出中国政府不接受外国人力支援“不是因为国防机密，而是基于中国现在已有足够的人力和经验这样一种现实判断”。^[44]从这个层面开始，积极意义被限定在具体的背景之中。

第三，中国地震期间的开放和积极有效救灾是为奥运会营造良好氛围、缓和国际关系的临时策略。四家报纸形成了这样的典型话语：中国为准备奥运会而高度重视自身形象，因此会尽力避免像缅甸那样冷酷拒绝外援所激起的国际上的批评^[45]；“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北京奥运会只剩下不到90天，它不再能承受对国际或者国内声望的再次打击”^[46]；“中国把灾难救助视为促进与邻国关系的策略和在8月的北京奥运之前缓解其国际形象的策略”^[47]；“中国政府全力准备8月的北京奥运，已经疲于应付西部藏区普遍出现的骚乱。因此地震快速反应的压力特别强烈。”^[48]此时，积极意义开始向消极意义转化。

第四，把地震灾害表达为社会主义制度终结的意象。

《芝加哥论坛报》甚至直接把标题写成：“对中国（政治）基础的震动。”^[49]报道首先说，如果是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人民会问，这些惊人的灾难，特别是一场可能造成五万人死亡的地震，是否可能昭示着共产党（政权）失去了古代中国所称的‘天命’——更高权力的政治授权”。报道还通过对灾民的描述试图表达专制统治在人民身上刻下的影子：

……“温家宝都流泪了”，高文凯（音）用充满敬畏的声音说。这个61岁的农民站在他的侄儿的商店里，他的侄儿的女儿也在数百个被垮塌的校舍压死的学生之中。“我们将依靠政府”，这样的期望在四川重灾区十分普遍，就像反复吟诵的歌曲。这不仅仅是人们走投无路的绝望反应，它还是半个世纪以来（要人民）依赖共产党的政治训练的结果。

“政府是我们的巨大安慰。如果领导人没有来，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重新安顿下来，它带给我们安宁，”60岁的农民妈妈王永京（音）说。她的房子差不多被夷平。她说话的地方与地震时900个学生正在上课的那个学校距离很近。只有数十个学生获救。

《卫报》以相对隐晦的语言展现了这种影子：“夫妻俩没有水，食物也不多，他们说。他们除了赞扬（政府）救灾的努力，也没有事情做。”^[50]《芝加哥论坛报》5月24日的报道^[51]用专家话语说明“中国仍基本是政府主导和控制的社会”。《纽约时报》5月14日的新闻^[52]认为，“如果中国应对一场大的自然灾难比美国应对卡特拉飓风更加成功，这个成就就可能证明了北京的观点：它的非意识形态的新威权主义可以在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形成好的统治”。那么政府的救灾和开放是因为，“可能政府已经意识到开放和责任可以加强它的正当性并浇灭腐败、通货膨胀和贫富悬殊所激起的日益强烈的愤怒”。《纽约时报》5月21日的报道^[53]再次给出解释：“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中国镇压藏族之后，中国领导人想用地震来显示他们的威权政府在关键时刻能够负责，甚至是平民主义的。”在这里，表述已转向高度抽象的政治话语，积极意义丧失殆尽。

第五，质疑开放和负责是否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改变，是否将是一个长期的转变。5月24日的《泰晤士报》便发出疑问：“中国的新貌、开放能否持续到浩大的救灾之后？”它是否是一种“根本性改变的信号”。^[54]《纽约时报》在5月14日似乎就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一个短暂的开放和负责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发展。”^[55]《泰晤士报》也在5月17日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政府仍然保持独裁、完全不民主。”这些怀疑与判断把西方媒体的民主政治叙述框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出来。而中国的正面进步之所以受到西方媒体的肯定和赞扬，也是因为中国的做法是在向西方民主靠拢。比如在赞扬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指导救灾、亲民爱民的时候，新闻总结道：“温家宝的举动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56]

西方媒体的民主政治框架还通过两个事件的报道得以呈现，第一是校舍倒塌造成大量学生死亡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家长抗议事件，第二是志愿者和全民捐助所体现的市民社会的发展。校舍倒塌及家长抗议属于中国视野中的典型负面新闻。前者的核心话语是：地震是天灾也是人祸。后者一方面呈现出中国志愿者的救灾活动和普通中国人的慷慨捐助，“地震催生了过去不曾见的志愿者大军”^[57]，“形成活跃的市民社会被认为是中国更加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一些（非政府组织）倡导者希望地震成为激励公众推动更多（政治）变化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58]；另一方面又试图说明，“政府容忍一个更强的市民社会是有限度的。虽然很多主要的国际救援组织最初被允许进入灾区，但是对它们的活动的控制已经收紧”。^[59]

中国政府在地震初期对新闻报道的开放姿态让西方记者吃了一惊。《泰晤士报》5月13日报道^[60]：“中国统治者的地震反应突出了他们从不当处理近几年的危机中学到的教训。这一次，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试图像2003年SARS危机那样捂住灾难，那一次保密催生了流言和恐慌。”《纽约时报》在“地震新闻不受审查”的单篇报道中也对中国媒体的开放报道表示惊异：“母亲在他们孩子的身体上痛哭。救援人员在建筑废墟中攀爬。一脸严肃的政治领导人安慰受灾人员并恢复严重受伤的国家的信心。这些景象在世界多数地方都是灾难的主要内容。但是中国电视上不间断播出的救灾画面却很不一般，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掩盖自然灾害的损坏程度并反应笨拙。”^[61]《卫报》5月17日的报道^[62]肯定了中国灾区对外国记者开放：“西方记者在震中周围顺利通过警察的检查点，这与10年前长江洪水淹死数千中国居民时的中国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泰晤士报》5月24日的报道^[63]认为，灾情和救灾的报道“在中国前所未有”，“执政的共产党……愿意让人民获悉充分的灾情信息也不同寻常”。《泰晤士报》5月26日的报道^[64]则指出，温家宝总理对待西方媒体的态度，“带来的满是惊喜”。

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信息开放又转向怀疑。《泰晤士报》5月24日的报道^[65]这样表达了疑问：“面对罕见的灾难允许罕见的开放对中国统治者来说已经相对容易。他们可以自信的是报道会依单线进行。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允许相反的报道和真正的表达自由。”在同一天，《卫报》的新闻^[66]发现：“中国媒体继续地毯式报道地震，尽管报道控制变严了。”西方媒体不久就发现，中国真的在重新收紧对新闻的控制。《芝加哥论坛报》5月22日报道^[67]，“中国退回形象控制状态：控制新闻报道”。报道记述了控制的表现：“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最后一天，共产党政府回归传统方法来实施它的威权。面对逆境的团结的口号醒目地出现在国家媒体和什邡重灾区的街道上。市中心商业街的告示牌显示着地震破坏的照片，包括倒塌的建筑和受伤的人。一个巨型标语写道：万众一心。”在地震中后期，外国记者在采访抗议的家长时也被驱离。^[68]5月21日，《纽约时报》报道“媒体控制在收紧”。^[69]《纽约时报》6月2日的新闻报道，“6月1日家长抗议的活动中国媒体一律不报道”。^[70]6月10日，《卫报》报道，“在一段相对的开放之后，媒介控制也在收紧”。^[71]6月13日的《卫报》新闻报道：“都江堰和巨源的封锁随媒体控制的收紧而来，国内记者被指示集中报道救灾的正面新闻，外国记者被拒绝进入灾区。”“都江堰和巨源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至少7个外国记者在过去一周被警察短暂扣留。其他外国记者在检查站被拦下。”报道认为，“控制是一个倒退……控制反映了一种政治担忧：被毁的学校可能成为反政府情绪的聚焦点”。^[72]

上述话语框架所呈现出的基本意义层面可以归纳为：强震肆虐中国，带来毁灭性破坏；中国人习惯性地依靠政府，是长期政治训练的结果，同时，也有一些中国人并非消极地等待，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期待政府的救援；救援工作积极而艰难，相对活跃的信息流动和最高领导层的快速反应与中国在唐山地震中的表现完全不同，也与缅甸处理气旋灾难完全不同，同时，中国声势浩大的救灾行动表明，中国仍基本是政府主导和控制的社会；中国地震期间的开放和积极有效救灾是为即将召开的奥运会营造良好氛围、缓和国际关系的临时策略；地震灾害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结的意象，中国领导人清晰地把他们救灾的努力与政权的稳固联系到一起，并已意识到开放和责任可以加强它的正当性并浇灭腐败、通货膨胀和贫富悬殊所激起的日益强烈的愤怒；一个短暂的开放和负责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发展，而温家宝等领导人亲临灾区指导救灾、亲民爱民的举动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中国政府在地震初期对新闻报道的开放姿态令人吃惊，但中国面对媒体的信息开放不是持久的而是前松后紧，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最后一天，中国退回形象控制状态，转向了更加正面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