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贬抑的话语逻辑

3．中国面子（形象）被贬抑的话语逻辑

显然，西方既存的对中国的偏见致使话语框架形成消极意义的偏向，这个话语框架又进一步维系着既存的偏见，贬抑着中国的面子（形象）。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看问题的人会为此进行辩护，认为西方的新闻话语生产在这里遵循的是“看门狗”（watchdog）原则，而“看门狗”总是从揭示问题的角度建构新闻话语的，不能把它看作是对外群体的不友好。《卫报》驻京首席记者华衷（Jonathan Watts）在接受访谈时便说：“媒体有很多功能，而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做一个‘看门狗’，努力发现社会中出现的错误，显示这些错误，并希望有人能改变它。”因此，“当我写报道时，我不是来写游记的，不是来说中国有多美好的。当我们写报道时，我们往往会去讲问题。我们更多的时候会写到中国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还有很多我们认为社会应该关注、应该改变的问题”。^[73]的确，如果把揭示问题本身看作偏见，那也只能是着眼于冲突、异常、负面、消极的“新闻的偏见”。从群体间交往的角度来考虑，偏见的产生其实并不在于新闻报道了什么问题，有多少正面或负面的新闻，而在于用什么话语来表达新闻，是否用刻板印象主导新闻话语。比如，“中国面对媒体的信息开放不是持久的而是前松后紧”，我们不能因其负面意义就判断其中有偏见，而是要观察整个话语是否由刻板印象所主导。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媒话语框架的一个总体特点：报道汶川地震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在信息公开背景下救灾工作所显示的变与不变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并把这一切纳入西方话语体系来表述，作为正面肯定的变化大多用“驯化”的原则来报道，而作为负面否定的不变则用“异端”的原则加以评述。这样，整个话语结构依然免不了落入西方式的偏见——一种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遗产。

所谓“驯化”的原则，便是用西方的认知框架把难以认知的中国事件转换为意义载体，在中国的客观现实与西方的主观现实之间取得平衡。^[74]比较典型的话语就是：一个短暂的开放和负责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发展，而温家宝等领导人亲临灾区指导救灾、亲民爱民的举动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新闻话语顺着这种逻辑，便是以西方人所认定的面子（形象）来界定作为他者的中国。

所谓“异端”（Sphere of Deviance）的原则，就是把中国视为西方社会的一个邪恶的“他者”、视为相异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某种异端的报道策略，即完全不同于专业主义的报道策略——严格的客观平衡报道，而是以较大的主观性进行批判性报道，包括选择符合某种意识需要的侧面进行报道^[75]，甚至使负面报道中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比较典型的话语就是：地震灾害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结的意象，中国领导人清晰地把他们救灾的努力与政权的稳固联系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话语已经完全为刻板印象所主导，只能形成对他者面子（形象）的贬抑了。

西方记者往往以新闻的“看门狗”角色来掩饰可能存在的偏见，华衷在接受笔者访问时则毫不讳言他作为西方记者的偏见：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也一定会塑造我对中国的看法。我个人并不认为记者是客观的、中立的。我们都有我们的感情、背景和偏见，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偏见，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公正，给双方同样的机会出现在报道中。而事实是，我们是有感觉的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会部分地影响我们的报道，虽然它不会改变整个报道，但是它确实是影响的一个因素。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总是不够真实。^[76]

在涉及跨文化新闻报道时，西方记者的偏见常常表现为在没有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的情况下，依据西方的认知框架和意识形态对他文化做出判断，进而由此形成对他文化的扭曲性看法。心理学依据认知是否歪曲和态度是否公正把偏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认知或认识偏见（cognitive or epistemic prejudice），即社会知觉不符合社会现实；一种是道德偏见（moral prejudice），即社会知觉或态度偏离不同文化与群体间相互理解、沟通所需要的平等和公正原则^[77]。从西方媒体的地震报道过程来看，这两种偏见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西方记者的认知偏见主要由文化偏见与文化不适应、注重冲突性与对抗性的新闻价值观所引起，比如不能理解中国灾民的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下的表述——“我们将依靠政府”，通过主观推论，把它解释为“依赖共产党的政治训练的结果”。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透明，西方媒体对于那些尚未信息公开的领域则进行了“充分”的猜测，并着眼于冲突性与对抗性的表现。《卫报》在5月16日的报道中根据温家宝总理对着电话向军方生气怒吼的信息猜测，政府高层在救灾方针上存在不和。^[78]《纽约时报》5月21日的报道也猜测：“中国的宣传机器似乎在周二（5月20日）重新实施了对国有新闻媒体的控制。”^[79]猜测的导因是5月20日的中国媒体一致采用了严肃、黑白的页面并刊发不断重复的话语“中国，加油！”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当面对不明确的信息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用与偏见相一致的方式做出反应，即便他们有意识地拒绝偏见。^[80]相应地，当西方记者面对中国的不明确的信息的时候，特别是信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的时候，他们更可能依照自己的偏见来进行报道。因此，信息封锁只能促进偏见的滋生和膨胀，越是封锁负面事件的信息，西方的报道就越是捕风捉影来强化他们的偏见。在缺乏全面、透明的信息的时候，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都难以摆脱受偏见束缚的心理机制。

西方记者的认知偏见往往还表现为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透镜”来看中国的事件，呈现二元对立的思维：西方是自由、民主的，中国是封闭、专制的，并以此形成外部群体和内部群体的划分，简化对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的认识。这一点往往在对事实进行演绎归纳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按照佩蒂格鲁（Pettigrew，1979）归因理论的解释，人们如果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负面的，当这个人是外部群体的成员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将其行为解释为意愿性的（内在的）原因所致；而当这个人是内部群体的成员的时候，人们会将其行为解释为条件性的（外在的）因素所致。^[81]同样地，当行为人是外部群体成员的时候，其正面行为将会被归因于条件因素；当行为人是群体内部成员的时候则被归因于意愿性原因。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外部群体”，政府积极救灾的正面形象被西方媒介归因为条件因素，即中国政府并不是真心要救助灾民，而是迫于政治形势不得不这样。

当西方记者进入由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认知偏见时，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感知或态度就开始偏离平等和公正原则，进入道德偏见的层面。其具体表现在于：偏离客观报道和揭示问题的过程，出于支配他者、意识形态霸权、种族歧视等目的制造片面性报道，如，在报道本国的灾难事件时，西方记者往往重点批评政府的救援工作迟缓，而看到中国的救援工作快速展开，西方记者则满怀政治道德优越感评论“中国仍基本是政府主导和控制的社会”，中国人民主素养缺乏，只能依赖政府；当这种道德优越感发展成一种政治敌意的时候，又出现排斥他者、异端的表述，产生出前面所列的《芝加哥论坛报》的想象式话语：汶川地震是对中国政治基础的震动。

偏见的要义在于在没有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对他文化做出的不理性的判断。新闻记者不能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不外乎两大原因，一是信息不明确或信息被“屏蔽”，不能充分接近并感知信息源；一是由于记者自己深陷于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冲突之中，从而以单一价值观选择、组合信息，“过滤”掉其他信息。前一个原因表明，新闻封锁只能加深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偏见，英国《卫报》驻华记者华衷认为，“封锁”的政策确实对于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有负面的影响，记者将很难了解一个新闻的两面，封锁本身也将成为新闻。^[82]后一个原因显现偏见之可怕并不在于信息不准确或认知的局限，而在于由于人性的弱点，记者参与建构并维持符合某种群体利益的权力支配体系。一些西方记者的道德偏见说明，西方对于中国的权力支配关系是高于对事实的全面感知的。如果在报道中仅仅只有认知偏见，并且像华衷那样承认存在偏见，那么，通过信息交流和文化对话，还有可能获得认识真相的多元路径。但是，道德偏见只生产敌意和愤怒，大大降低了信息交流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