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媒体选择性解码背后的面子协商

4．中国主流媒体选择性解码背后的面子协商

面对西方传媒的偏见，信息公开、多元交流、平等对话的确是上策，因为这样做既可能把偏见消灭于无形，又可能在偏见中认识他者、砥砺自我。但是，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要求西方媒介也要“正面报道为主”，否则便斥之为偏见或者“妖魔化”，那么我们自己便已深陷偏见之中了。出人意料的是，西方传媒的汶川地震报道对中国主流媒体产生了另类的“影响力”：从5月13日到6月16日，各大媒体无一例外地正面转述或者评价西方媒体的汶川地震报道，其中，《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卫报》、《芝加哥论坛报》分别被引述8次、6次、4次、2次。这些引述给人总体印象是，中国主流媒体在选择性地解读他者的话语中维护着群体的面子，进行着中西方之间的“面子协商”（Face-Negotiation）。那么，在话语解读和面子关切层面，表现了怎样的问题呢？

从新闻标题来看，在对西方四家传媒话语的概括上都使用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抽象语言，如感动世界、积极评价、高度关注、反应快速、令世界刮目、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空前透明、不辱使命、重写新生活、越来越成功、彰显自信中国形象。所有语言都偏向积极层面，把西方传媒的话语重组成新的话语，表现出单向性的话语重构：突出或放大他者对“我们”的行为的积极表述，模糊或遮蔽他者对“我们”的行为的消极表述，从而形成维护内群体形象的话语与他者话语的竞争关系。

在引述西方传媒话语时，中国主流媒体有时剥离具体的语境、上下文结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以断裂式引述和概括式引述把西方传媒话语重组到自我群体价值导向的话语之中：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在中国全力应对最新发生的自然灾害时，“我们看到一个过去20多年来高度开放社会的高速运转”，并且还看到“中国领导人展现出的与外界接触的新面孔”。（《新华每日电讯》，2008．6．2）

“相当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高级官员的快速反应，与中国当年应对唐山大地震有巨大的不同。”美国《纽约时报》13日这样评论。（《新华每日电讯》，2008．5．14）

《纽约时报》用“铺天盖地”形容新华社的报道，其评论称，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其中英文网站上大量报道此次地震灾难，定期更新灾情报道，其中包括最新伤亡数字。（《人民日报》，2008．6．2）

英国《泰晤士报》14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救灾工作和对地震灾难信息所持的开放态度，相信中国有能力和经验应对这场灾难。（《新华社》，2008．5．15）

显然，传统的对外宣传思路“过滤”了新闻引述，从而使西方新闻报道的意义发生根本性变化。把上述现象做一归纳，便是用西方意识形态编码的讯息被以中国意识形态的符码加以解码，暗合了艾柯（U．Eco）所说的自行解码（aberrant decoding）^[83]，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这种解码方式使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协商式解读”（the negotiated reading）和“反抗式解读”（theoppositional reading）^[84]混合在一起，即在西方媒体有正面报道的元素包含在文本内的时候，承认其文本的合法性，但通过调整使解读适应自己的特殊社会需要，进而形成了与西方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符码完全相反的解读，甚至连词语都转译成中国式的话语。这就导致了一种悖论：本来想借助他者的话语建构认同的力量，关切自我面子（形象），但是，由于抽去了语境，他者的话语所显现的正面意义到头来是一种虚假的意义，所谓他者的认同只是一种真实的幻觉。

在群体间话语互动之中，人们常常试图利用他者话语建构自我认同，这是合理的事情，因为认同（identity）的建构总是与他者的独特理解和认知相联系的，离开他者的理解和认知，自我认同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失去了意义。但是，完全用自行解码的方式来解读他者的话语，又会使认同变得虚幻起来，跨文化的面子协商便进入荒谬境地。

根据丁允珠^[85]的“面子-协商”理论，中国人所讲究的积极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谋求“群体包容”，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这种面子协商策略在中国文化群体内是有效的，一旦转移到与他者的跨文化面子协商，由于文化的差异，不能分享面子的意义，就无法在面子问题上沟通了。无论是感觉受到了西方媒体的伤害，还是选择性收集西方媒体的正面话语，这种谋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难得到西方人的理解。这样做的结果让人啼笑皆非，似乎西方媒体一反常态，学会了中国人的面子协商策略，用“要面子”、“给面子”的方式化解文化冲突。

其实，要想进入与他者的面子协商，只有去弄懂他者的面子，也就是说，要想在西方新闻话语里建构自我的形象，还必须懂得西方式的面子协商方式——追求所谓消极面子，谋求“个体自治”，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其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它暗含的逻辑是，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因此，中国要想在西方新闻话语里找到面子，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公平、正义、平等等竞争规则和新闻专业主义媒介规则来解读其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不是寻找西方赞许或批评了什么，而是体验西方的话语由什么东西所主导，在怎样的语境中构成，发现其中的矛盾与问题，通过实现西方式的消极面子，来得到中国式的积极面子。

如前所述，“面子-协商”理论存在简化东西文化、强化群体价值导向和个人价值导向的二元对立、忽视交往语境的缺陷，这样就难以动态地、全面地理解多样化的面子协商。其实，面子协商是在关系中展开的，随着面子观的相互交叉和相互借用，自我认同会发生多样性的变化，某些变化会形成新的面子和主体间的共同面子。中国媒体的选择性解码通过突出或放大西方媒体对“我们”的行为的积极表述，模糊或遮蔽西方媒体对“我们”的行为的消极表述，从而形成维护内群体形象的话语与他者话语的竞争关系，表现出用西方话语对抗西方的宣传策略，与批评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一样，呈现了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即表达对排斥中国的西方话语的排斥，从而维护自我形象，加强自我认同。与此同时，它还显示了另一种意义：它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同时，也内含对于信息公开、开放社会的认同，预示出对于制度创新的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在重点引述的“公开透明”、“开放态度”等词语背后，隐含着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即对政治文明转型的规划。^[86]这便是在中西文化交往中产生的新面子，也是中西方之间的共同面子。中国媒体一旦认同这样的新面子和共同面子，就意味着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西方媒体的报道，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引述西方媒体的报道，把这些报道作为一面镜子，审视自我，同时又清晰地呈现被刻板印象所主导的话语，这样就有可能挽回面子，让那些从事扭曲性报道的西方记者失去面子。

相比较而言，网民对西方报道的反应比中国主流媒体要清醒一些。笔者对强国论坛（5月13日到6月13日）进行不完全搜索，发现谈论西方传媒汶川地震报道的帖子共49条，这些帖子表达了多样的观点（考虑到有些帖子可能被删除，观点应该更加多样）。其话语类型包括：

警醒式：“不要夸大并陶醉于西方媒体的‘好话’。”

怀疑式：“人家一两句中听的话就让我们一些人感到很爽。我根本就不信西方媒体那有色眼镜这么容易摘下，除非它不是西方媒体。”

反省式：“央视每每都要引用西方媒体评论来肯定我国人民的成绩，是一种不自信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然而，这里依然缺少的是对西方式面子的理解。只有自我面子关切而无他者面子关切，“我的面子”就只能是一种自我慰藉、自我封闭的产物，国民的文化心灵就呈现出脆弱、敏感的一面，无力解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中西方的权力支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