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的可信度

第一节　网络信息的可信度

可信度(credibility)是当前有关网络传播的重要课题。Burbules注意到，关于网络讨论最多的一个主题是网民如何评价他们所获得的信息的可信度^[1]。

Bucy指出，在当前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及媒介格局并未确定的时代，人们是否接受网络并将其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新闻与信息来源，可信度是最为核心的问题^[2]。然而，当前学术界对于网络可信度的研究尚不多见，较少有学者关注到网民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价^[3]。

据CNNIC的统计报告，到2003年年底我国网民数已达7 950万，网民上网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获取信息(46.2%)^[4]。但我国学界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尤其缺乏实证探讨。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借助西方大众传播学媒介可信度理论(Media Credibility Theory)，采用网民的视角研究我国的网民对于网络信息的可信度评价，并初步探索与此种评价相关联的因素。

一、理论基础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可信度是为受传者所感受到的信源或传播媒介的一种品质，即不论其传播的内容为何而能令受传者无可争辩的信赖^[5]。

一个向公众提供了准确及公正无偏的信息的信源，可被认为是可信(credible)的^[6]。从概念表述看，可信度(credibility)又被称为知觉(perceived)可信度、可信度感知(perception)、可信度评价(assessment)等。作为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早期有关可信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信源(传者)可信度，而现今的工作更为强调不同的媒介(信道，channel)可信度之间的差异^[7]。

最早关于可信度的研究所探讨的是如何改进传者特征，以影响受传者在特定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学者Hovland及其助手通过大量实验测定何种传者特质引起了被试态度的转变。“专业权威性”(expertise)与“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被认为是传者可信度的两个基本属性，所关注的分别为传者是否有能力与是否愿意提供“准确的知识”。来自专业性高的信源(传者)的信息会引起接受者态度的转变;反之则不会。若信源所传播的信息被认为是有偏向的(biased)，或是为着某种目的，其可信度就受到了损害，受众对其说服企图的抵制便更为强烈^[8]。

对于传者可信度的探讨直接导致了Hovland等对于媒介可信度的基本观点，即“信息的影响力很可能也取决于传送其所经过的特定信道”^[9]。不少学者认为，尽管传者可信度和媒介可信度互有重叠，但将两者区别开是有意义的，如Thorson ＆ Moore写道:“可信度的问题同时涉及发送信息的信源和传载该信息的信道。”^[10]当然，后者可被视为前者的一部分。在此情形下，可信度研究有三个视角:传者、信息与受者，而这里的传者则包括三个层次，即媒介、组织(媒介所有者)和个人(信息的具体生产者)^[11]。本研究所采用的是受者即网民的视角。

50余年来，媒介可信度研究备受方法的困扰，争论基本上围绕实际测量新闻媒介可信度的量表构成而展开。历史上，Gaziano ＆ McGrath可信度量表^[12]与Meyer量表^[13]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受到不少传播学者的认可。Westley ＆ Severin首次对不同媒介的可信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电视新闻总是被认为比报纸新闻更可信^[14]，其结论受到不少研究的支持^[15]。Major ＆ Atwood(1997)在其关于媒介可信度与自然灾害报道的研究中发现，与报纸相比，在预言自然灾害不会发生的情形下电视的可信度没有降低，这意味着电视的可信度更为稳定^[16]。Carter ＆ Greenberg认为，电视的视觉特性对其高可信度有着重要贡献，相对于印刷新闻，很可能源于其传播技术上的优越性^[17]。

研究发现，多种因素影响了媒介可信度。一般来说，不论对何种媒介，当受众对其使用增加时，则对其可信度的评价也随之上升^[18]，即媒介可信度与使用程度相关。同时，受众对特定媒介的依赖与其对该种媒介的可信度评价相关，大量研究都认为，电视作为人们最为依赖的信息源被认为是最可信的。人际交流也与媒介可信度相关，若媒介使用与可信度之间呈零甚至负相关，在很大程度上人际沟通可能在其中起着作用。Kiousis发现，人际新闻传播与电视新闻可信度间呈负相关，而对报纸新闻可信度则无影响。此外，传者可信度也影响了媒介可信度，即受众对传者可信度的评价影响了其对媒介可信度的观念。最后，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教育水平、性别、收入、种族等)影响着媒介可信度。年长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受众对媒介持最为怀疑的态度，而年轻、教育程度较低的受众更倾向于接受报道的内容，并认为媒介值得信赖。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对于网络信息可信度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赞同应将其置于当今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在内的现代媒介环境下进行，因为受众对媒介的观念和使用习惯可能在不断变化^[19]。不过既有的研究所得的结论并不一致。

Johnson ＆ Kaye发现，网上报纸和候选人资料比与其对应的印刷媒介更可信，网上新闻杂志、政治信息的可信度与其传统的印刷版式趋于一致^[20]。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大多网民认为网络比包括印刷与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介更为可信，至少也同等可信^[21]。但Flanagin ＆ Metzge发现^[22]，在报纸、电视、广播、杂志与网络五种媒介之中，受访者对报纸可信度的评价显著(p＜0.001)高于其余四种媒介，而在剩下的四种媒介间没有发现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价在升高，当然，其调查大多是在2000年以前进行的^[23]。Johnson ＆ Kaye通过对442名对政治感兴趣的网民的调查发现，自1996年以来网民对网络可信度的评价大幅上升，80%左右的网民认为网络有些可信和非常可信^[24]。因在该问题上结论并不一致，尤其在我国尚无类似研究，本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

RQ1:网民对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四种媒介的可信度评价是否存在差异?

Flanagin ＆ Metzger(2000b)指出，已有关于网络可信度的研究，其焦点皆汇集于网络新闻或政治信息，而将其他信息排除在外，这种视野是狭窄的。事实上，网民越来越多地在网络上寻求非新闻信息，如娱乐信息和财经信息。信息类型的多样化及网民对于非新闻信息的寻求表明信息类型可能是一个影响网络可信度的因素。其研究发现，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与其类型有关，不论对何种媒介，受访者对新闻、娱乐和参考信息的可信度评价都显著(p＜0.001)高于商业信息^[25]。与此类似，本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

RQ2:网民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价是否因信息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考察网络使用与依赖和网络可信度之关系时，Johnson ＆ Kaye通过对网上报纸、网上新闻杂志、网上候选人资料以及网上专项政治信息的研究发现，网民对四种网上信源的依赖与可信度有重要关系;但同时发现每周上网小时数与四种网上媒介中任何一种的可信度关系都不大，就是说网民对网络的使用并未影响到对其可信度的评价^[26]。

4年之后Johnson ＆ Kaye再次对有政治兴趣的网民就网上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研究发现，网民的网络依赖并不能有效预测网络可信度，对于网上报纸甚至发现了显著负相关(beta=－0.19，p＜0.0003)^[27]。上述结论与既有的媒介可信度理论显然有相当出入，本研究因此提出了如下假设:

H1: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与网民的网络使用或依赖程度正相关。

H1a:网民的网络使用越多，越认为网络信息可信;

H1b:网民的网络依赖越大，越认为网络信息可信。

尽管媒介替代理论(Displacement theory)认为，传统媒介在受到新传播技术挑战的严峻形势下很快将失去其受众;但一些研究却表明，与其说网络是传统媒介的替代者，倒不如说它只是对后者的补充^[28]。Robinson及其同事发现，网络使用与电视收看呈正相关^[29]。Johnson ＆ Kaye注意到，受众对于传统媒介的依赖是网络可信度的最强有力的预测变项，回归分析表明为强相关。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假设:

H2: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与网民的传统媒介使用或依赖程度正相关。

H2a:网民的传统媒介使用越多，越认为网络信息可信;

H2b:网民的传统媒介依赖越大，越认为网络信息可信。

由于为网络的便利所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从网上搜集信息，并逐渐培养区分网上可信与不可信信息的能力^[30]。对于网络便利与其可信度的关系，仅有Johnson ＆ Kaye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呈强正相关^[31]。为验证该结论，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假设:

H3: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与网络便利呈正相关。

Gunther认为，相对于媒介组织及其性质而言，媒介可信度更多的取决于受众对其特定内容的回应或感知，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中，那些高卷入度(greater involvement)的信息，即与受众个人更为相关、引起更为严重后果的信息，相对于低卷入度的信息，可能让受众持更为怀疑的态度^[32]。这就似乎表明，信息卷入程度或许是一个影响网络可信度的变量。对此尚无可资借鉴的研究结论，若运用社会判断理论和详尽分析可能性理论，网民在网络上所获得的信息中，高卷入度应引发更多的拒绝，因网络上的错误信息不可避免，则较高的信息卷入度应引发对网络可信度较多的负面评价。由此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假设:

H4:网民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价与其信息卷入程度呈负相关。

当今仅有学者Johnson ＆ Kaye就网民的人口变项与网络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其较早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相信网上的信息，年龄越长的受访者越对网上信息持否定态度，而教育程度与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呈负相关，收入通常与网络可信度不相关;而其后的研究表明，在网络报纸、网络电视、网络广播和网络杂志四种网上媒介中，4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网络可信度的预测作用并不强^[33]。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假设:

H5: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相关。

H5a:女性网民比男性网民认为网络信息更为可信;

H5b:年轻网民比年长网民认为网络信息更为可信;

H5c:网民的教育程度越低，越认为网络信息可信;

H5d:网民的收入水平越低，越认为网络信息可信。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设计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数据搜集手段，抽样的地点在湖北省武汉市城区，调查于2004年4月20日～28日进行。研究采用配额抽样，配额比率依据是CNNIC统计报告中有关网民的个人信息^[34]。共发放500份问卷，在武汉随机抽取的7所学校(2所小学、2所中学、1所专科学校、2所大学)的170名学生(中学生、大中专生与大学生)及132名学生家长(中小学学生家长)，另加由雪球抽样及判断抽样所得的126名受访者完成了回收的448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435份，占所发放问卷总数的87%，占回收问卷数的97.1%。

在受访者中，男、女性分别为57.3%、40.2%(其余不详)。年龄最小的受访者为13岁，年龄最大的受访者为55岁，均值为25.6岁，标准差为4.8岁。71.6%的受访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下，44.1%的受访者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5]。

(二)变量的测量

所有变量(不计人口变量)的测量，除媒介使用时间采用开放式问题外，其余都采用相应陈述，要求受访者在5级李克特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s)上选择自己对某一陈述的同意程度，变异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除“媒介可信度”量表借用美国传播学界的已有成果外，其余皆由研究者自行构建。

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它是本研究中惟一的因变量，一般来说需采用多维测量，且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结果往往不一致。目前已有的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量表所关注的4个核心维度是信赖度(believability)、准确性(accuracy)、公正无偏(unbiased)和深度或完整性(depth or completeness)。据此构建了以下测试题项(items):“整体上来看，电视(报纸、广播)新闻(网络上的新闻信息):(1)个人感觉值得信赖;(2)基本上是真实的;(3)立场公正，不试图以主观意志影响人;(4)解释得比较全面、完整。”本研究中测量电视、报纸和广播3种媒介新闻信息的可信度，对于网络则测量了其新闻信息、商业信息、娱乐信息和参考信息4种信息的可信度^[36]。测量所有媒介和信息可信度的量表在措辞上是一致的。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自变量包括:网络依赖、传统媒介依赖、网络使用、传统媒介使用、网络便利、信息类型、信息卷入水平、人口变项等。

网络使用(Internet use)与网络依赖(Internet reliance):对“网络使用”综合考虑了受访者的平均每周上网小时数、接触网络的早晚、上网的频率及接近网络的难易，因此在使用开放式问题测量网民的每周上网小时数之外构建了以下3个陈述:“和我身边的人相比:(1)我接触网络较早;(2)我上网比较频繁;(3)我上网较方便。”对于受访者的平均每周上网小时数，将在统计分析之前对其分组，并在5级李克特量表上予以赋值。

对于“网络依赖”已有的研究一般采用单维测量，如要求受访者在李克特量表上标出自己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变异范围由“完全不依赖”到“非常依赖”^[37]。本研究将“网络依赖”操作化为“网民对于网络的一种心理状态”，并认为依赖程度高者，会在心理上将网络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倘若因故不能接触网络必然引发特定的心理感受，因此构建了如下陈述:“如果有几天不能上网:(1)我一样会过得很好;(2)我会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即使不影响正事儿);(3)我觉得那日子简直没法过。”其中第一个陈述为反向命题;第三个命题的程度更高，数据录入时再进行加权处理。

传统媒介使用(traditional media use)与传统媒介依赖(traditional media reliance):对前者采用开放式问题，直接测量受访者平均每周使用传统媒介的小时数，然后分组赋值，对后者的测量与“网络依赖”类似。

网络便利(Internet convenience):将其操作化为获取信息的“省时”和“省力”，并构建了陈述:“和别的途径相比，我认为:(1)在网上获取信息很省力;(2)在网上寻找信息很省时。”

信息卷入程度(information involvement level):尚无研究者对此探讨。这里将其操作化为“与网民个人实际生活相关的程度”，并设计了如下题项:“我在网上所获得的许多信息:(1)与我的工作或者学习很相关;(2)会成为我重大决策(如购买贵重物品)的参考;(3)如果其中有些错误可能对我的实际生活影响很大。”

信息类型(information type):我们参考Flanagin ＆ Metzger的方法，将网络信息分为4类，即新闻信息、娱乐信息、商业信息和参考信息。问卷中对每一种信息都做了简短解释或例示^[38]。

人口统计学变量(demographics):研究搜集了受访者的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与家庭人均月收入。

(三)数据分析方法

对于两个研究问题，先就各媒介和网络不同类型信息的可信度采用频数分析，之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以检验在不同媒介和网络不同类型的信息之间，可信度是否存在差异;倘若差异的确存在，采用配对样本组双尾t检验进一步检验并确定差异的显著水平。对于研究假设1，在网民的网络使用或网络依赖程度与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之间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r来检验两者是否显著相关，必要时控制性别变量，考察其偏相关系数。对于研究假设2、3、4，分别在传统媒介使用或者传统媒介依赖、网络便利、信息卷入程度和网络的可信度之间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r检验是否相关，必要时也考察偏相关系数。另外，在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网络可信度之间进行相关分析，以确定女性网民、年轻网民、教育程度低的网民、收入水平低的网民比男性网民、年长网民、教育程度高的网民、收入水平高的网民是否认为网络信息更为可信。

四、研究发现

对可信度量表的信度检验表明，对电视、报纸和广播，其克龙巴赫阿尔法(Cronbach's alpha score a)值分别为0.84，0.75，0.81，而对于网络新闻、商业、娱乐和参考4类信息，a值分别为0.70，0.62，0.60，0.62，相对于上述结果，要低得多，不过对于探索性研究已经足够^[39]。对其余各自变量量表的信度检验表明，结果都相当不错，a值大多在0.80以上。

(一)关于研究问题

本研究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是网民对于网络、电视、报纸和广播可信度的评价及其比较;其二是网民对于网上不同类型的信息可信度评价及其比较。

由表3-1可知受访者对电视和报纸的可信度评价颇高，认为两者有些可信度和完全可信的比率分别达到45.1%和37.3%，这一数字对网络和广播仅分别为25.8%和28.5%，更多的受访者对两者持半信半疑的态度，达到55.4%和56.4%，而对电视和报纸持此种观念的受访者为44.8%和47.3%;但从整体上看仅有少数(一成多)受访者对4种媒介均持否定态度。

表3-1　受访者对不同媒介信任程度的百分比

表3-2是受访者对网络不同类型信息信任程度的评价。分别仅有不到1/5和约1/10的受访者对网上新闻和参考信息持怀疑态度，这个数字对商业信息和娱乐信息达到1/4和1/5强;同时有近3成和1/3强的受访者认为网上新闻和参考信息可信，而仅有分别不到1/5和1/5强的受访者信任商业信息和娱乐信息。当然更多的受访者(均值为55.4%)对网上信息半信半疑。

表3-2　受访者对网络不同类型信息信任程度的百分比

续表

受访者对4种媒介的可信度评价，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分别为3.64、3.57、3.37、3.26，标准差的大小恰好相反，分别为0.63，0.69，0.71，0.76。表3-3的方差分析表明，平均组间变差对平均组内变差之比值即F值达27.56，如此之大的F值，概率几乎趋近于0。配对样本组t检验(双尾)显示，报纸与广播(t=4.631)、报纸与网络(t=6.458)、电视与广播(t=6.041)、电视与网络(t= 7.617)之间皆存在显著(p＜0.001)差异，而电视与报纸(t=1.563)、网络与广播(t=－1.804)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表3-3　媒介对可信度之方差分析表

网络新闻、商业信息、娱乐信息和参考信息，可信度均值分别为3.52，2.86，3.19，3.48，标准差为0.69，0.82，0.81，0.73。表3-4的方差分析之F值高达31.73，显著水平高于0.001。配对组均值t检验显示，商业信息和娱乐信息(t=－7.776)、新闻和娱乐信息(t=4.510)、参考信息和娱乐信息(t=3.633)之间皆存在显著(p＜0.001)差异，而在新闻和参考信息(t=0.833)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表3-4　网络信息类型对可信度之方差分析表

由此可见电视和报纸更为可信，而网络和广播则较不可信一些，报纸和电视之间及广播和网络之间，可信度没有显著差异;网络上的不同类型信息之间，可信度也存在显著差异，网上新闻和参考信息更为可信，其次是娱乐信息，商业信息最不可信。

(二)研究假设检验

表3-5显示，对网络使用越多的网民越相信网络上的信息，其中对4类网络信息的使用与可信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4，0.21，0.19，0.36，且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而H1a得到证实。网络依赖与可信度之间的相关颇为强烈，网民对参考信息的依赖与可信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55，显著水平高达0.001，对其余3种信息的依赖与可信度也显著相关，H1b得到证实。表3-5还表明网络便利仅与其新闻信息的可信度显著相关(r=0.08，p＜0.05)，假设3仅得到部分证实。

富有戏剧性的是，与假设4完全相反，网民的信息卷入程度不仅不与可信度负相关，而呈现显著正相关。其中，参考信息的卷入与可信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显著水平达0.001;从上文分析可知，网络商业信息最不可信，可信度均值仅为2.86，然而网民的商业信息卷入与可信度间却显著正相关(r=0.23，p＜0.01);另外，网络新闻与娱乐信息卷入也与可信度显著正相关。因此假设4不仅没有得到证实，反而是反向成立。这在下面的讨论中给予了特别注意。

表3-5　各变量与网络可信度之相关分析

＊p＜0.05，＊＊p＜0.01，＊＊＊p＜0.001.

假设2认为，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与传统媒介使用或依赖相关。统计分析表明，网民的传统媒介使用仅与其对网络新闻信息的可信度显著相关(r=0.12，p＜0.05);传统媒介依赖也仅与其对网络新闻(r=0.07，p＜0.05)和参考信息(r= 0.14，p＜0.10)的可信度显著相关。因此假设2仅得到部分证实。

假设5认为网络信息可信度与人口变项相关。结果发现，性别与网络可信度显著正相关，女性网民认为网络更加可信(r=0.19，p＜0.01)，年龄与网络新闻、商业、娱乐信息可信度之间显著负相关，相关最密切的是年龄与娱乐信息(r=－0.35，p＜0.001)。另外，网民的教育程度与网上娱乐和参考信息的可信度显著负相关(r=－0.19，p＜0.001;r=－0.12，p＜0.01)，网民家庭人均月收入与网络参考信息的可信度显著负相关(r=－0.14，p＜0.01)，与其他类型信息可信度的相关并不显著。这表明H5a得到证实，H5b、H5c、H5d得到部分证实。

五、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初步探讨了我国的网民对于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价及其相关因素，发现在不同的媒介和网上不同类型的信息之间，可信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也显示，将媒介可信度理论应用至网络，仍有着相当的适用性，尽管与预想中的并不完全一致。

(一)不同媒介与网络不同类型信息间可信度的差异

上文分析显示网民在整体上对网络可信度的评价仅仅稍高于“半信半疑”(3.26)的程度，显著低于电视(3.64)和报纸(3.57);广播(3.37)与网络同样不可信，两者无显著差异。此外电视和报纸同样可信，可信的程度介于“半信半疑(3)”到“比较可信(4)”之间。

在我国，网络信息整体上不被网民信任，这与国外的情形不同。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显示，大多数网民认为网络比包括印刷与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介更为可信，至少同等可信^[40]。Johnson ＆ Kaye发现，80%的网民认为网络报纸、网络电视、网络广播和网络杂志有些可信和非常可信^[41]。另有两位学者也发现，网络的可信度仅次于报纸^[42]。而Kiousis发现，网络被认为比电视更可信^[43]。

大量有关“扩散”(diffusion)的文献断定，新传播技术的扩散常常改变人们对于已有媒介的看法^[44]。CNNIC的调查显示，虽然我国网民已达7 950万之众，但网民数量的增长率极高，自2001年1月以来几乎以每半年25%以上的速度增长(2001年之前接近100%)。因此对上述发现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即使在我国已有了相当绝对数量的网民，但网络对大多数网民而言，仍是一个新鲜事物^[45]，影响尚小，不足以改变网民对于媒介的既有看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早在2000年就有20%左右的公众通过网络获取每日的新闻^[46]。显然，网络作为新传播技术对人们媒介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这显示了传播技术的创新扩散与人们对于媒介观念的非同步性。网民仍然相信报纸和电视，因多年来他们已形成了对电视和报纸的较为稳定的观念，并非在网络的冲击下一朝一夕即可以改变。

结论显示网民认为报纸和电视同样可信，似乎在预料之中，毕竟对大多数网民来说电视和报纸是最容易接近的，也最为熟悉。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有些差异。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显示电视比报纸更为可信，而最近的研究则发现报纸比电视更为可信^[47]。但与其结论相似，我国的网民也认为电视(M=3.64)和报纸(M=3.57)只是“适度可信”(moderately credible)。这表明人们对媒介普遍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网民普遍认为广播不怎么可信，似乎可用既有的媒介可信度理论来解释。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平均每周电视收看、报纸阅读和广播收听小时数分别为8.48、6.36、2.45，标准差为3.54、2.89、2.09。不难理解，为什么网民认为广播不怎么可信，原因在于他们使用极少。

研究问题2的结论显示，网络上的新闻和参考信息更为可信，其次是娱乐信息，商业信息最不可信。已有关于信息认知和劝服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带有说服性目的的信息可信度较低^[48]。本研究的结论“网络上的商业信息最不可信”，支持了劝服研究的结论。网上娱乐信息不怎么可信，可能反映了网民对于网上娱乐所持有的“游戏”态度，即浏览娱乐信息时并不抱有信任的心态，不过是为了一种聊胜于无的消遣而已，娱乐才是目的，是否真实可信并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网民认为网络上的新闻和参考信息同样可信，对其可能的原因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解释。

(二)各自变量对网络可信度信息的影响

上文假设检验表明，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可信度显著正相关，且相关较密切。控制性别变量发现网络使用与网络可信度的一级偏相关系数为0.24，p＜0.001，r²=0.06(N= 424);网络依赖与网络可信度的一级偏相关系数为0.35，p＜0.001，r²=0.12(N=424)。这个发现支持了可信度研究的既有结论，即不论对于何种媒介，当受众对其使用增加，则对其可信度评价也随之上升^[49]。本研究发现，不论对于网上何种信息，相对于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可信度之间的相关性更强，这也证实着既有的结论，原因在于媒介使用所关乎的是个人行为，而依赖却直接指向的是个人对媒介的态度^[50]。

除网上新闻之外，网络便利并不与网络中其他信息的可信度相关，这与Johnson ＆ Kaye的发现“网络便利与网络可信度之间相关性很强”^[51]完全不一样。结合网民对于网络便利的评价(M=4.21，SD=0.56)可知，网民几乎一致认为在网上寻找信息相当便利，但并不因此而相信网络。对于网络便利与网络新闻之相关，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解释。

令人惊讶的是，与假设4完全相反，网民的信息卷入程度不仅不与可信度负相关，反而呈现显著正相关，控制性别变量之后，其一级偏相关系数仍然为0.16，p＜0.001，r²=0.026(N=424)，对此该做如何解释?

Gilster曾写道:“网络出版物的出现对人们既有的、建立在多年来阅读报纸、杂志等基础的传统观念带来了挑战，人们不能再认为信息必然与其质量相关，即在传统上对信息质量把关的责任自其生产者或出版者而转移到了消费者肩上。”^[52]网民的信息卷入程度，实际上反映了网民对与自身相关信息的积极寻求与验证。Flanagin ＆ Metzger认为^[53]，网民在自我信息把关时所采用的方法是以自己的媒介使用经验对信息进行鉴别。他还借用学者Cortes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54]概念在其研究中发现，网民的网络经验与其对网络信息的验证程度正相关，这就意味着网络经验或许能对本研究的结论给予解释。

这里将测量变量“网络使用”量表中的“接触网络之早晚”、“使用网络之频率”、“接近网络之难易”三个维度划分出来，并以此近似构建出所需变量“网络经验”，而将变量“网络使用”简略操作化为“每周上网小时数”^[55];然后在网络使用、网络依赖、网络经验、信息卷入、网络便利5个变量间做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6所示。

表3-6　部分自变量间之相关分析

＊p≤0.05，＊＊p≤0.01

由表3-6可知，网络便利不与任何变量相关;网络使用与网络依赖显著相关，表明网民当前对网络使用越多，其依赖就越重;网络经验与网络使用不相关，可认为曾经使用网络较多的网民，现在却不一定使用较多。最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经验与信息卷入水平显著相关，意味着网民的网络经验越多，其信息卷入水平越高;同时，网络使用与信息卷入并不相关，可推断对于网络新手(Internet novice user)，不论其当前使用网络程度如何，其信息卷入却很低。

显然，网络经验与信息卷入之显著正相关，可以解释为何信息卷入与网络可信度之显著正相关。这里需要再次由网络经验而借助“媒介素养”概念。媒介素养本意是指一套基本的使用媒介的技术和知识，具体到网络上，则不仅仅指对于信息的处理，更多的是指对信息的选择、对内容的判断及对信息影响力的中肯评价^[56]。网络是一种相对新兴的媒介，其自身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大多数网站都缺乏明了的风格和明晰的编辑方针，而这些恰恰是传统媒介所具备的，如此造成了网民对网上信息进行评价的困难，尤其对于网络新手，其“网络素养”显然不会很高，但对于具有相当网络经验的网民，情形就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已培养了一定的“网络素养”，“越来越懂得什么站点及信息可信，而什么不可信”。^[57]这就是说，有经验的网民往往不仅较容易找到可信的信息，而且可能还总是熟练地、有意无意地规避了不可信的信息，因而在他们看来网络是值得信赖的。

采用网络经验和信息卷入同样可解释上文遗留下来的两个问题，即为何网络上的新闻和参考信息较为可信，以及为何网络便利与网络新闻的可信度显著相关。不难理解，对新闻和参考信息关注较多的网民其信息卷入程度必然较高，而卷入程度高的网民往往有着较多的网络经验。

研究并未揭示传统媒介的使用、依赖与网络可信度间显著相关，但发现传统媒介使用与网络新闻以及传统媒介依赖与网络新闻、参考信息的可信度显著相关。这里在传统媒介依赖与使用、网络经验、信息卷入等变量间做相关分析发现，传统媒介使用与依赖之间及两者与网络经验之间皆显著相关，意味着使用(依赖)传统媒介较多的网民，其网络经验也较多。根据已有的结论，网络经验较多的网民往往更相信网络，同时对网民而言新闻与参考信息的卷入程度更高，这就解释了使用(依赖)传统媒介较多的人为何更相信网络新闻(参考)信息。

女性、年轻网民认为网络更加可信，与既有的发现一致。这似乎很容易理解，男性网民往往对网络持怀疑的态度，而年轻网民的识别力较低，以此同样可解释教育程度低的网民为何更加信任网上的娱乐和参考信息。低收入网民更加信任网上的参考信息，可能与其较多的在网上获取准确的天气预报、二手市场信息等常用资讯有关。

本研究选取网民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价作为研究主题，发现了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结论，初步发展出了对网络信息可信度进行研究的概念测量的方法与工具。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来自抽样方法、样本量、分析方法等。今后的研究在抽样上应尽量做到科学性和规范化，以此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当然，今后不应仅对网民进行研究，当前的非网络用户，实际上就是潜在的网民，受到身边众多网民的影响，对于网络也有着自己的看法，而恰恰是这些看法，可能深刻影响了其网络采纳和使用的行为及心理。

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技术，其迅速扩散为新闻学和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可信度只是其中一块狭小的地带。在当前对网络可信度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所采用的角度是网民的视角，本研究也是如此。今后的研究应尝试采用其他的视角，诸如网站和信息发布者、信息本身的视角，以及多角度的交叉，或许所得的结论更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