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依赖与网络信息可信度之相关性

第二节　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信息可信度之相关性

我国自1994年4月联入因特网，网民的数量每年皆迅猛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报告，截至2004年底，我国网民数已达9 400万之众，网民上网最主要目的在于获取信息和寻找学习资料(47.9%)^[58]。研究表明，人们对于网络信息已相当依赖。国外较早即有学者注意到，对网络信息使用的大量增长引起了网民对其信息质量的关注及对其可信度的评价^[59];国内学者亦提出类似问题，认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信息和新闻野蛮竞争的丛林”^[60]，“人们从众多的网站中看到的竟然是一堆堆的垃圾信息、无聊和谎言”^[61]，大量虚假信息和网络流言的出现必然带来了信息可信度的问题，增加了培植网民对网络信息信任度的难度，同时增加了真实信息被网民接收的难度^[62]。

在数量如此众多的网民与对信息如此巨大需求的情形下，学界关于网民对于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价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尤其缺乏实证探讨。本研究试图立足我国网络事业发展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借助“媒介可信度理论”及“媒介系统依赖理论”，以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探讨网民的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可信度^[63]之关系。

一、文献研讨

(一)媒介可信度理论

根据较为权威的定义，可信度(Credibility)是为受传者所感受到的信源或传播媒介的品质，即不论其传播的内容为何而能令受传者无可争辩地信赖^[64]。一个向公众提供了准确以及公正无偏的信息的信源或媒介，被认为是可信的^[65]。可信度又被称为知觉可信度(perceived credibility)、或可信度感知(credibility perception)、可信度评价(credibility assessment)等。

可信度理论的基本概念表明，可信度是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接受者对(传播者或)传播媒体的信赖度的主观评量，它是受众心目中对传播者或传播媒介的观念和看法，而非媒介自身所具有的客观特征。Hovland等指出，“信息的影响力很可能也取决于传送其所经过的特定信道”^[66]，这构成了此后研究者们探讨媒介可信度的一个基本思路。其后众多传播学者经过五十余年的研究，构建起了可信度，尤其是媒介可信度的基本理论，它对(媒介)可信度的概念、定义、结构、测量方法及与其他概念，如媒介使用、媒介依赖、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人口变项、人际新闻沟通等之间的关系给出了颇为清晰的描述、解释与预测。

在当前多种媒介共容共存的今天，受众尤其是网民对网络的可信度认知(评价)如何，这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而无须任何概念上的争论。然而，人们对于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价，可能因信息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正如学者Flanagin ＆ Metzger所指出的^[67]，网民越来越多地在网络上寻求各种非新闻信息，如娱乐信息和财经信息，信息类型的多样化及网民对于非新闻信息的寻求，表明信息类型可能是一个影响网民对网络可信度评价的重要因素，尽管相对于其他媒介而言，网民可能并未有意识地对自己所获取的信息加以区分^[68]。Flanagin ＆ Metzger的研究则发现，网民对信息的可信度评价与信息类型有关，新闻信息、娱乐信息和参考信息的可信度评价都显著(p＜0.001)高于商业信息^[69]。我们也认为，网络上信息类型的多样化，很可能导致了我国的网民对不同的信息内容产生不同的评价。于是，本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

RQ:网民对于网络上不同的信息内容之可信度评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二)媒介系统依赖理论

经典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分别在社会、组织、群体和个人的层面上探讨了媒介的效果。在最宏观的层面即社会系统层面上，该理论认为社会系统、媒介系统与受众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并认为在社会变动剧烈时期，如自然灾害、政治危机、战争年代等，受众对媒介系统的依赖会加重。近年来，“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转为关注最微观的层面，即受众个人对媒介的依赖，在此层面上研究者们所特别关注的是，受众个体如何建立起了与媒介的依赖关系，并由此种关系进一步预测其媒介接触(Media exposure)或媒介使用(Media use)^[70]。Ball-Rokeach指出，个人对媒介的依赖有三种类型:其一是了解依赖，即个人依赖媒介了解自己与社会;其二是导向依赖，指个人需要媒介提供行动及互动的指引;其三是游戏依赖，即个人依赖媒介提供个人或与人互动时的游戏(逃避、娱乐、消遣等)活动^[71]。“个人媒介依赖”的观念认为，个人从特定媒介上所获得满足愈多，将愈依赖该种媒介。

当前网络正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借由“媒介系统依赖理论”，我们认为，很可能因网民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其需求得到了满足，从而导致了其对网络使用的增多及其对网络的心理依赖。

由此，我们提出了如下的研究假设:

H1:网民的网络使用与其对于网络的心理依赖显著相关，亦即网民对于网络的使用愈多，则其对网络的心理依赖也愈重。

(三)网络依赖与网络媒介的可信度

研究发现多种因素影响了媒介可信度。一般来说，不论对何种媒介，当受众对其使用增加，则对其可信度的评价也随之上升^[72]，即媒介可信度与使用程度相关。同时受众对特定媒介的依赖与其对该种媒介的可信度评价相关，大量研究都认为电视作为人们最为依赖的信息源被认为是最可信的^[73]。不过，媒介使用与媒介依赖不同，其区别源于Rimmer ＆ Weaver的研究^[74]。两位学者发现，已有的可信度研究中测量可信度的题项包括态度题项、情感题项及行为题项，前者似乎比后者对可信度有更强的预测力，这是因为，虽然使用导致了依赖，但媒介使用所关乎的是个人的行为，而依赖却直接指向的是个人对媒介的态度。对此最好的例证便是Wanta ＆ Hu的研究结论，他们发现媒介的使用与可信度并不显著相关，但发现媒介依赖却与可信度相关^[75]。

在当今有关网络媒介可信度的研究中，国外一些传播学者也发现，网民的网络依赖是影响其对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价的一个显著变项。Johnson ＆ Kaye通过对网上报纸、网上新闻杂志、网上候选人资料以及网上专项政治信息的研究发现，网民对四种网上信源的依赖程度与其可信度评价间有重要关系;但他们同时发现，每周上网的小时数与4种网上媒介中任何一种的可信度的关系都不大。不仅如此，网上浏览候选人信息的时间还有与其可信度评价呈负相关的趋势^[76]。这就揭示网民们对网络的使用似乎并未影响到对其可信度的评价。4年之后，Johnson ＆ Kaye再次对有政治兴趣的网民就网上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进行调查后发现，网民的网络依赖并不能预测其对网络可信度的评价，对于网上报纸甚至发现了显著负相关(beta=－0.19，p＜0.0003)^[77]。

Flanagin ＆ Metzger在其研究中采用了“网络经验”(Internet experience)这个比网络使用含义更为广泛的概念，发现网络经验与网络可信度正相关^[78]。

藉由以上分析，鉴于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信息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尚不甚明了，如下假设并试图检验:

H2:网络依赖与网络媒介之可信度显著相关。

H3:网络使用与网络媒介之可信度显著相关。

可信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教育水平、性别、收入、种族等)影响了受众对于媒介可信度的评价^[79]。一般来说，年长以及教育程度高的受众对媒介持最为批判的态度，而年轻、教育程度低的受众更倾向于接受报道的内容并认为媒介值得信赖^[80]。成人中最年轻的一群，即18～24岁之间的年轻人，最倾向于对媒介的可信度持较高的评价。Johnson ＆ Kaye对此指出，这些研究的不少成果同样可运用到互联网上。他们发现，女性比男性更相信网上的信息，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越容易对网上信息的可信度持否定态度，而教育程度与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价呈负相关，收入通常对网络媒介可信度不具备预测作用。Johnson ＆ Kaye后来的研究表明，4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网络可信度的预测作用并不强。年龄仅与网络电视和网络杂志的可信度呈负相关，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仅与网络广播可信度呈负相关，其余所有检验皆不显著^[81]。鉴于此种不甚明了的关系，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网民的人口变项与网络媒介之可信度显著相关。

二、研究方法

(一)抽样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数据搜集手段，抽样的地点在湖北省武汉市城区(网络扩散率为6.4%，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调查于2004年4月20～28日进行。研究采用配额抽样，我们的依据在于CNNIC 2004年度的统计报告中有关网民的个人信息，确定了抽样配额比例，其中:(1)男性网民∶女性网民=3∶2;(2)学生网民∶非学生网民=3∶7;(3)35岁以下网民∶35岁以上网民=8∶2;(4)本科以下学历网民∶本科及以上学历网民=7∶3;(5)月收入2 000元以下网民∶月收入2 000元以上网民=8∶2。

共发放500份问卷，在武汉随机抽取的7所学校(2所小学、2所中学、1所专科学校、2所大学)的170名学生(中学生、大中专生与大学生)及132名学生家长(中小学学生家长)，另加由雪球抽样及判断抽样所得的126名受访者完成了回收的448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435份，占所发放问卷总数的87%，占回收问卷数的97.1%。

(二)测量

除了对于媒介使用时间采用开放式问题外，其余变量都采用相应的陈述，要求受访者在5级李克特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s)选择自己对某一具体陈述的同意程度，变异的范围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采用比较成熟且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具有相当效度的量表来测量。一般来说，媒介可信度需要采用多维测量，且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其结果往往也不一致^[82]。已有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量表所关注的几个核心维度是信赖度、准确性、公正无偏和深度或完整性。据此，本研究构建了以下题项(items)作为测量媒介可信度的量表:“从整体上来看，网络上的新闻信息(或商业信息等):(1)个人感觉值得信赖;(2)基本上是真实的;(3)立场公正，不试图以主观意志影响人;(4)解释得比较全面、完整。”本研究具体测量了网络上新闻信息、商业信息、娱乐信息和参考信息所有4种信息的可信度，所有量表在措辞上是一致的。

网络依赖(Internet reliance):对于网络依赖，已有研究一般都采用直接的单维测量方式，诸如要求受访者在5级或7级李克特量表上标出自己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变异范围即由“完全不依赖”到“非常依赖”^[83]。本研究为了将“网络依赖”这一概念生活化，同时让测量结果更加准确，将其操作化为“网民对于网络的一种心理状态”，据此构建了如下题项:“如果有几天不能上网:(1)我一样会过得很好;(2)我会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即使不影响正事儿);(3)我觉得那日子简直没法过。”其中第一个陈述为反向命题，相对于前两个命题，第三个命题的程度更高，数据录入时再进行加权处理。

网络使用(Internet use):鉴于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介，为我国网民所接触的时间并不长，本研究对网络使用这一变量做了两种不同的测量，其一为“网络使用时间”(实际上为当前的网络使用时间)，其二为“网络使用经验”。对于“网络使用时间”，最为经常的是测量受访者在某种特定媒介上所使用的具体时间，本研究亦是如此。对“网络使用经验”，则综合考虑了受访者的平均每周上网小时数、接触网络的早晚、上网的频率及接近网络的难易，因此在使用开放式问题测量网民的每周上网小时数之外构建了以下3个陈述:“和我身边的人相比:(1)我接触网络较早;(2)我上网比较频繁;(3)我上网较方便。”

人口变项(demographics):采集了有关受访者的最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其中，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被划分为7类，分类的参照标准是CNNIC的统计报告。

三、研究发现

(一)样本描述与信度检验

抽样的最终结果表明情况颇为理想，完成有效问卷的受访者性别和年龄变量的分布与CNNIC(2004)的结果非常接近，其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7.3%、40.2%(其余不详)，受访者年龄均值(Mean)为26.6岁，标准差(SD)为4.87岁，其中18～32岁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5.5%。信度检验表明，对于网络新闻、商业、娱乐和参考信息的可信度量表，其克龙巴赫阿尔法(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70、0.62、0.60、0.62，虽然相对较低，不过这对于探索性研究已经足够^[84]。对自变量网络经验和网络依赖的信度检验表明，其a值分别达到0.68和0.71，如表3-7所示。

表3-7　各测量量表之信度检验

(二)网络不同类型信息可信度的差异

本研究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是网民对于网络上不同类型的信息可信度评价及其比较。图3-1非常直观地表现了受访者对网络不同类型信息可信度的评价，其中，新闻信息、商业信息、娱乐信息和参考信息的可信度在5级李克特量表上所得的分值依次为3.52、2.86、3.19、3.48，而对此更加详细的表述则在表3-8中。

图3-1　受访者对网络不同类型信息可信度评价之比较

由表3-8可知受访者对网络不同类型信息信任程度的评价，分别仅有不到1/5和约1/10的受访者对新闻信息和参考信息持怀疑态度，这个数字对商业信息和娱乐信息达到1/4和1/5强;同时有近3成和1/3强的受访者认为新闻信息和参考信息可信，而仅有分别不足1/5和1/5强的受访者信任商业信息和娱乐信息。当然，更多的受访者(均值为55.4%)对网上信息半信半疑。

为了反映图3-1和表3-9所展示的受访者对网络不同类型信息的可信度评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或者说是显著的差异，我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双尾T检验进行分析。从表3-9可以看出，方差分析之F值高达31.73，显著水平高于0.001。对此我们采用配对组T检验对有可能出现显著差异的组别进行一一比较(见表3-10)。均值T检验表明，商业信息和娱乐信息(t=－7.776)、新闻信息和娱乐信息(t=4.510)、参考信息和娱乐信息(t=3.633)之间皆存在显著(p＜0.001)差异，而在新闻信息和参考信息(t=0.833)之间并无显著差异。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网络上的不同类型信息之间，可信度存在显著差异，新闻信息和参考信息比较可信，其次是娱乐信息，商业信息最不可信。

表3-8　受访者对网络不同类型信息信任程度的比例

表3-9　网络信息类型对可信度之方差分析

表3-10　网络不同类型信息可信度均值之t检验

＊p＜0.001，two tailed.

(三)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以及人口变量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影响

前文假设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里我们对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心理及其人口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网民的网络使用时间与网络依赖两者之间相关系数为r=0.46，显著水平为0.05，网民的网络经验则与网络依赖呈更加显著的相关，显著水平达0.01，因此假设1得到证实。这就表明，不论是当前使用网络还是曾经使用网络较多的网民，其对于网络的心理依赖都是较大的;与此相反，那些使用网络及网络经验较少的网民对于网络的依赖则较小。

通过表3-11的相关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结果，如年龄和网民的网络行为及其对网络的心理依赖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年龄愈小的网民，其当前的网络使用时间愈多(p＜0.001)、网络经验愈多(p＜0.05)、网络依赖愈重(p＜0.001)。性别变量则仅与网络经验有显著关系(p＜0.05)，男性网民的网络经验较多(p＜0.01)，而网民的教育程度(p＜0.01)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愈高(p＜0.01)，其网络经验则愈多。

表3-11　网民的行为、心理与人口变量之相关分析

＊p＜0.05，＊＊p＜0.01，＊＊＊p＜0.001，n.s.=no significant.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2和假设3，我们在网络使用时间、网络使用经验、网络依赖和可信度之间做了相关分析。表3-12显示当前对网络使用越多的网民，越相信网络上的新闻信息、娱乐信息和参考信息，其中对3类网络信息的使用与可信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2，0.14，0.26，且都达到了显著水平。网络经验与网络上四种信息的可信度显著相关，相对于网络使用时间来说，不论是相关系数还是显著水平皆更为明显。相关分析还表明，网络依赖与可信度之间的相关更为强烈，网民对参考信息的依赖与可信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55，显著水平高达0.001，对其余3种信息的依赖与可信度也显著相关。由此，假设2和假设3得到证实。

表3-12　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信息可信度之相关分析

＊p＜0.05，＊＊p＜0.01，＊＊＊p＜0.001.

假设4认为网络信息之可信度与网民的人口变项相关。分析发现，性别(女=0)与网络可信度显著相关，女性网民认为网络更加可信(r=－0.25，p＜0.05)，年龄与网络信息可信度之间显著负相关(r=－0.33，p＜0.01)，表明年龄愈小的网民愈相信网络上的信息，相关最密切的是教育程度与网络媒介的可信度(r=－0.34，p＜0.01)，网民家庭人均月收入与网络信息的可信度显著负相关(r=－0.21，p＜0.05)，如表3-13所示。因此假设4亦得到证实。但受篇幅所限，此处我们未将所有人口变量与网络上不同类型信息的可信度之相关状况予以一一介绍。

表3-13　人口因素与网络信息可信度之相关分析

＊p＜0.05，＊＊p＜0.01，＊＊＊p＜0.001.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初步探讨了我国的网民对于网络媒介之可信度的评价，尤其探讨了网民的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信息可信度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在网络上不同类型的信息之间，可信度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也发现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信息可信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结论显示，网络上的新闻信息和参考信息更为可信，其次是娱乐信息，商业信息最不可信。这事实上印证了隐含在研究问题里的假设，也颇为符合网民们对网络信息既有的印象。这个结论与Flanagin ＆ Metzger^[85]的发现有相似之处，其研究显示，相对于网上的新闻信息、娱乐信息、参考信息，网民认为网上的商业信息更不可信，而前3类信息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已有的关于信息认知和劝服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带有说服性目的信息的可信赖度较低^[86]。本研究的结论“网络上的商业信息最不可信”，实际上支持了劝服研究的既有发现。网上的娱乐信息不怎么可信，可能反映了多数网民对于网上娱乐所持有的“游戏”态度，即浏览娱乐信息时根本不抱有信任的观点，只不过是为了一种聊胜于无的消遣而已，娱乐才是目的，是否真实可信并不重要。

假设检验表明，网络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可信度显著正相关，且相关较密切。控制性别变量发现，网络经验与网络可信度的偏相关系数为0.24，p＜0.001，r²=0.06(N=424);网络依赖与网络可信度的偏相关系数为0.35，p＜0.001，r²=0.12(N=424)。这个发现支持了可信度研究的既有结论，即不论对于何种媒介，当受众对其使用增加时，则对其可信度评价也随之上升^[87]。

本研究发现，不论对于网上何种信息，相对于网络使用时间和网络使用经验，网络依赖与可信度之间的相关性更强，这也证实了既有的结论，原因在于媒介使用所关乎的是个人行为，而依赖却直接指向的是个人对媒介的态度^[88]。此外，本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包括使用时间和使用经验)与网络依赖之间显著相关，即网民对网络的使用愈多，则其愈发依赖网络作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媒介。显然，上述结论对“媒介系统依赖理论”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人口变量皆与网络信息可信度显著相关，这与既有的发现并不一致^[89]。女性网民、年轻网民、教育程度低的网民和家庭收入低的网民认为网络更加可信，这似乎很容易理解，男性网民往往对网络持怀疑的态度，而年轻网民、教育程度低的网民和家庭收入低的网民的识别力较低。这些显示了媒介可信度理论对于网络的适用性。

除了上述实证价值，本研究的另一贡献在于深入考察了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与网络使用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和网络信息可信度间的关系。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有关网络媒介可信度的研究较为少见^[90]，而在我国，有关网络媒介的可信度实证研究则更寥若晨星^[91]。此前几乎所有的可信度研究，对于媒介使用和媒介依赖的测量，皆存在诸多局限，如对于媒介使用的测量仅仅关注受众的媒介使用时间。本研究则充分考虑到对于我国受众而言，网络是一种相对新兴的媒介，因此注意到了网民的“接触网络之早晚”，“使用网络之频率”，“接近网络之难易”三个层面(这些层面皆在此前的媒介可信度研究中没有被触及)，并由此构建了“网络使用经验”这一变量，而将网民当前的网络使用绝对时间视为与之分离的另一变量。如此操作的优点在于，“媒介使用时间”仅仅考虑到了网民当前的使用状况，即“当下性”，“网络使用经验”则更多兼顾了网络使用的“历史性”。如此，我们对于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最终结论的得出和解释亦更有说服力。

对于“媒介依赖”这一变量的测量，如前所述，一般都采用单维度测量，诸如要求受访者在5级或7级李克特量表上标出自己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变异范围即由“完全不依赖(don’t rely on at all)”到“非常依赖(heavily rely on)”。本研究为了将“网络依赖”这一术语生活化，同时让测量结果更加准确，研究者将其操作化为“网民对于网络的一种心理状态”，并认为依赖程度高者，会在心理上将其视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倘若因故不能接触网络，必然引发特定的心理感受，并由此建构了“网络依赖”的测量量表。不过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一量表还有待于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改善(因信度检验表明Cronbach's alpha值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诸多局限，如抽样方法并未做到科学化，样本量较小，分析方法尚有待完善等。今后的研究可就媒介依赖(尤其是网络依赖)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查，因网络依赖的类型不同，可能会导致对于网络不同类型信息可信度的不同评价，譬如对于网络新闻信息的依赖，可能对网络上娱乐信息可信度的评价影响并不大。此外，根据媒介替代理论^[92](Media displacement theory)的观点，网民对传统媒介的依赖，可能会影响其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认知。因此，今后的类似研究可就网民的传统媒介使用、依赖与其网络使用及其对网络的可信度评价作出更加细致的探讨。当然，还可以与传统媒介的可信度进行比较研究。若能如此，对于网络可信度的研究则可更加深入、更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