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学的定量研究

第二节　我国新闻学的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所谓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判断测试各类事物性质属性的研究方法。就新闻学而言，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实的价值、传播者的倾向、新闻和意见的种种性质，都必须用这种方法加以判定。对于定量研究，许多研究者进行了界定。本研究先将一些研究者对定量研究的内涵和基本特征的阐述作撮要概括:

定量分析是指对客观现象进行数字化的测量，经过数字模式归纳、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1]

新闻学的量化指把事件、人物、行为、态度等用数字来描述和分析。^[2]

定量分析方法是依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某些观点加以分析，力求找出共同点。^[3]

在此基础上，笔者综合以上说法，对定量研究作一界定，以方便后文的论述:

新闻学定量研究是指依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新闻观点，运用科学的测量手段，如调查、实验、模型、表格、统计等，对其进行数字描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的研究方法。

一、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为了从定量的角度说明问题，本研究对自1980～2001年发表在《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刊物上有关新闻学定量研究的文章作粗略整理和考察。本研究所谓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是指有关新闻学定量研究的介绍、评述、研究和应用，即凡为定量调查或分析类的文章，一般均算在内。同时，由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相互交叉、融合，新闻学研究已经过渡到新闻传播学研究阶段，二者无法绝对划清界限。因此，这里所谓的新闻学定量研究的文章也包括部分传播学定量研究文章。回顾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现状及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粗具规模，发展较为平稳。主要表现为论文数量增加，相关论文在新闻学研究文章中所占的比重增大。

为了统计的方便，本研究将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归纳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则按年份统计，具体年份为1990～2001年。由于客观原因，一些资料无法获得，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的可靠性。下面是5种期刊历年发表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的数据。

表4-13的数量统计说明，上述这些刊物中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的17篇增加至20世纪90年代的102篇，增长了6倍，文章数量有了较大突破。

表4-13　各年代新闻学定量研究论文的数量

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关注、接受并开展定量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受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启发，纷纷开展新闻学的定量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者大多素质较高，有的还是新闻传播学术界的核心人物，如陈崇山研究员领导的受众调查及其后一系列类似的抽样调查，带动了新闻学的定量研究。他们以敏锐的观察能力，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闻学定量化的许多问题进行各个方面的探索，这是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粗具规模和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新闻学定量研究论文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关注焦点增多。

为了了解学者的研究兴趣、关注焦点，本研究对5种期刊上发表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进行了主题分类。为了研究的方便，分类标准没有强求一致。另外，为了满足统计上的排他原则，每篇论文只归入一个类型。虽然本研究尽量从论文本身的侧重点与习惯上对其进行归类，但选择本身难免主观，这也是所有的“归类”的弊端。

每一类别包括以下内容:

方法评价(Methodology)，主要是定量研究方法的介绍、评述、探讨;

受众分析(Audience Analysis)，包括受众的认知、态度、评价等心理过程，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女性、儿童)在媒介中的形象及其对媒介的影响;

媒介运作(Press Performance/Conununicator Analysis)，包括报道内容、对新闻从业人员(报社社长、电视台、电台台长、编辑、记者)的研究等;

媒介经营(Media Management and Ownership/Economics of Press)，包括媒介的内部管理和外部控制及媒介之间的竞争、新闻事业的改革;

期刊(Periodical)，主要包括对各种新闻专业期刊的定量研究分析的文章;

广告、网络及新技术(Advertisement Internet New Technique);

新闻价值(News Value)，指新闻价值的量化;

传播效果(Media Effect);

传媒教育(Media Education)。

5种期刊发表的论文分类情况见表4-14。

表4-14　新闻学定量研究论文的研究领域

从表4-14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几乎涉及新闻学领域里的所有核心内容，既有新闻学理论方面的(如新闻价值的量化问题)，也有新闻业务方面的，还有新闻教育方面的(如新闻人才的培养)，说明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较多。

在所归纳的主题中，从论文数量来看，关于媒介运作的定量研究明显地占据主流地位。在119篇定量研究论文中，研究媒介运作的文章占31.9%。由此可知，媒介运作是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重点和主体。研究受众的定量文章占22.7%，也是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所在。受众调查是带动整个媒体运作的重要一环，大众媒体对受众调查极为重视，受众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方法选取研究总体中部分对象进行考察，并由此推测总体情况的一种定量研究方法。我国学者第一次使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受众调查是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等单位进行的“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国内称之为“我国新闻史上一次突破性的行动”。从此，我国的新闻学定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闻价值的定量研究，虽然它只占1.7%，但它是传统新闻学研究走向定量研究的最佳例证。新闻是有价值的，而价值又是有大有小的。从理论上讲，新闻价值是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这种量化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描述和分析新闻价值量的大小及变化，可以成为高层新闻理论研究的辅助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范东生进行新闻价值量的研究尝试，提出测量新闻报道的数学公式，这一公式体现出报道价值与新闻的显要程度、变动率及受众的关切系数成正比，与报道的相对时效成反比的规律。

第三，定理研究的方法日益丰富、具体。

对于新闻学定量研究来说，采用定量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是最基本的条件。本研究对5种期刊上的定量研究文章所用的定量方法进行了归类，具体见表4-15(排除了17篇对定量方法进行介绍、评述和探讨的文章):

表4-15　新闻学定量研究论文所采用的方法

从表4-15的描述来看，采用统计分析、抽样调查的文章较多，分别占28.4%、43.1%。统计分析、抽样调查和数字模型都属数学方法，三种方法共占74.4%，说明数学方法是新闻学定量研究的主要方法。数学方法是“用数学语言表达事物的状态、关系和过程，并加以推导、演算和分析，以形成对问题的解释、判断和预言的方法”^[4]。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知识部门，只有在它的主要标准和基本规律得到数量表现和数学表达之后，才是精密的。

在定量研究中，内容分析的发展趋势令人瞩目。内容分析方法是对新闻媒介所载的新闻内容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的方法。通过内容分析既可以对新闻内容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又可以由此而推断和描述新闻传播者的行为、预期新闻传播效果等。所以，内容分析是新闻传播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从本研究统计的情况来看，内容分析方法的数量和比例在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中仅低于抽样调查、统计分析，说明内容分析方法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

另外，实验研究方法开始运用于新闻学研究中，不过数量和比例都不如前几种定量方法。实验方法是一种在一定人工设计的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系统的观察、测量和分析的方法。虽然实验方法在我国新闻学研究中运用还极少，但是随着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会有更多实验研究出现。

纵观新时期的新闻学研究，其所用的定量方法日益丰富、具体。这些方法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定量性、移植性和综合性。其中，大多数方法都是移植数学、统计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方法，把它们应用于新闻学研究中;同时，由于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它的有些研究方法本身带有综合性，或者在实际运用中往往需要同时采用几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不管哪一种，其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定量分析。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和广泛应用，这些方法的大多数已比较规范和成熟，如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内容分析，而且它们各有优势，相辅相成，基本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定量方法体系。

二、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原因

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依靠思辨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闻的党性、阶级性、真实性、指导性等都是靠哲学式的思辨。因此，成果表现方式只是粗糙的定性描述(如以文学描述、哲学思辨形式，对个体新闻实践成就进行总结整理)，手段单一落后，技术含量低。在新闻学研究领域，用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尤其是数学(统计)的方法甚少。同时，由于技术、经费的原因，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偏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使一些研究得不到确切的数据作支撑，其可信性和科学性都受到影响。此外，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政治与新闻界限不清，长期以来，新闻学术界只强调定性研究而视定量分析为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定量研究在新闻学研究中一定程度的缺失。

新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打破了单一的定性分析研究局面，定量研究开始“崭露头角”，并且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现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科背景。

第一，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新时期，由于摆脱了线性因果律的认知方法和经验思维的传统模式，把研究置于现代科学思维的轨道上，从而获得了新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一股“方法热”，文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影响了新闻学，并引发了整个社会思维方式的转换。思维方式的变化，引起观念的变化，知识结构的更新，反过来又促使思维方式的更加科学化、现代化。新闻学开始从政治本位、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学术本位过渡，加上不断东渐的西学的冲击和影响，新闻学研究与过去相比，开始注重选择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新闻学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突破，那就是定量研究提上了日程。定量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改革开放后主办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上。

第二，社会科学科学化趋势的推动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支持。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深感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借助于“数据说话”，数据诠释的说服力和真理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作为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只用定性分析方法加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使社会科学往往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推理分析和描述界定上，其结果往往只能见仁见智，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性、精确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真伪难以得到验证。因而，影响到人们对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认可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当今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更加速了社会科学定量化趋势的发展。传统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主要是思辨方法，资料数据主要是靠人工收集、整理、分析，不仅工作量大，得出的结果往往也比较粗糙、简单。现代社会科学在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资料方面，已经摆脱了手工方式而完全用计算机完成。新闻学研究中常常涉及大量数据资料，如受众调查等。如果没有计算机，要对这些资料作定量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对全国报纸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输入计算机统计分析，并运用现代化技术对全国报纸的基本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如果没有计算机的应用，进行这么大的调查是不可能的。因此，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大规模开展定量研究提供了现实性的支持。

第三，媒介生存、发展的压力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动机。

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以后，媒介业竞争日益白热化，任何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要想成功地解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必须搞清楚自己在整个大众传播市场上究竟处在一种什么位置上，它的运作空间到底有多大。换一种说法，大众传播媒介必须非常重视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的收听率、电视的收视率，必须非常重视读者、听众、观众的兴趣需要。否则，大众传播如果失去受众，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争夺受众成为大众传媒之间激烈竞争的焦点。正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一位新闻学教授所说:“谁不搞(受众调查——笔者)，谁就没有读者，谁就没有饭吃。”^[5]然而，在我国，大众传媒对受众兴趣需要的了解，大多依靠主观臆断和合乎逻辑的推理，较少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其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准确性和可信性。

大众传媒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了解、分析自己的媒介产品内容在受众中的关注度。实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是进行严格、科学的受众调查，同时，结合受众的兴趣、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地改进或改变自己提供的媒介产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激烈竞争为定量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启发。

改革开放后，新闻界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生产线的同时，也引进了不少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的引进立刻引起了我国新闻学界的广泛兴趣。尽管传播学脱胎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受到商业利益、政治制度以及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很大影响，但它的科学性没有被低估。在一定程度上说，传播学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震荡。其主要表现是:引进了一些新的观念，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推广了定量分析的方法。无疑，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引入为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事实上，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某些定量方法也借鉴、移植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实验方法等。

三、我国新闻学定理研究的趋势

1.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更为有效地结合

在新闻学的实际工作中，人们除了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外，还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新闻现象进行考察。定量分析是分析手段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定性分析之不足，增加分析结果的妥当性和可信度。但是定量分析不等于分析的全部，它有其运用范围，也有其局限性。“美国化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太单一，致使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也可指新闻学研究——笔者注)就太单调了。其实，除了定量研究方法之外，还有许多定性研究方法。”^[6]在“刚刚过去的15～20年间，定性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再次兴盛”^[7]证明了定性研究方法的不可或缺。在中外新闻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在运用定量方法时，往往矫枉过正，过分注重甚至堆砌数据，轻视、否定定性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学研究的进展。

应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互为前提、互相补充的关系。没有对事物一定量的认识就不能进行定性分析，因为事物存在总有一定的量，在对事物性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定量分析。这种定量分析又可以使对事物质的认识更精确、更科学。由此可见，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更为有效的结合将是新闻学定量研究的趋势之一。

2.数学化趋势加强

科学认识的一般规律是这样的:一开始对事物进行定性研究，然后再研究其量的规律性，精确的定量研究使人们能够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一切科学研究在原则上都可以用数学来解决有关的问题。只有现在还不能应用的数学，没有原则上不能应用数学的研究领域。”^[8]因此，马克思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目前，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处于数学化过程中，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更加速了各门科学数学化的趋势。

在我国，用数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距离“真正完善的地步”还很远。作为衡量新闻传播学理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数学方法将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

3.团体研究和专业运作加强

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注重个体经验实践的总结，讲究个人单独操作，研究者不乐于或不善于与他人合作研究，这种思维方式和操作习惯在目前的定量研究中同样存在，许多研究者仍然喜欢独立操作，不善于与他人共同研究。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新闻学研究视野的狭窄，新闻学定量研究方法的落后以及研究的预期层次低，从而妨碍新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随着新闻现象的日益丰富，待解决的问题增多，研究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必然增强。同时，随着计算机收集、处理、分析资料的能力的提高，新闻学定量研究的专业水准也会进一步提升。

4.应用领域拓展，重视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

传统新闻学的定量研究多集中在传统媒体(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的行为上。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新闻学定量研究开始涉及网络领域。例如，互联网发展的宏观统计、互联网用户状况调查、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网络受众的定量研究等。

新闻学定量研究的问题多是结合实际，针对具体对象有的放矢，有理有据地进行分析、研究，很少进行思辨、预测，而是“依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某观点加些分析力求找出共同点”^[9]。随着我国加入WTO，媒介竞争的加剧，新闻学定量研究将更加“趋利”、“务实”，注重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