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中公共领域私人化现象透视

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中公共领域私人化现象透视

刘　娜

【摘要】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在中国悄然兴起。这种在西方被称作“脱口秀”的节目以一种崭新的传播理念和耳目一新的形式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在当今社会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传播的方式和手段而存在，同时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日益引起大众文化及传媒研究者的注意。中国传媒作为特定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出现私人化的话语空间值得深思和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私人领域的概念，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公共领域的私人化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国电视　公共领域　私人化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从“公众”与“私人”的描述开始，从根源探寻其逻辑和意义关系。当发生于家庭之外的新闻事件与家庭经济相联系时，私人个体开始对公众事务产生浓厚兴趣。哈贝马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社会是生产和交换的场所，最初被人们称为“经济”，当然它也包括社会的一些其他机构，但是它的存在形成了与国家相区别的部分私人领域。公民社会的运行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它也能够通过公共领域来呈现其对国家的利益。哈贝马斯强调在公共领域中传媒的批判作用，这有别于强调政治分歧的早期出版业，也不同于传媒的商业化发展趋势。^[1]

1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公共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概念。西方社会的“私人领域”形成于18世纪初叶。其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私人财产所有权的确立;人生自由的获得;个人主体意识与独立意识的获得。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市场经济原则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造就了一种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文化意识和社会观念，“私人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应运而生。而“私人领域”在中国出现同西方有所区别。它在中国出现较晚，原因也很复杂，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政治特点相联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具备“私人领域”出现的条件，在传统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家国合一的特点，国家政治原则是家庭血缘关系中所包含的伦理原则的放大和上升，国与家结构相同、功能相似，即规范个体，整合社会。

在现代社会以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泾渭分明的，后者主要用于讨论公共事务。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地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传媒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电视媒体的发展促进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两种类型事件的出现，即经过媒介转换或参与的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学者徐丛青在《论“私人话语”适当回归私人领域》一文中将其归纳为:第一，中心意识形态控制的削弱，私人话语才可能在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中出现。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渗透，媒体传播作到了“私人领域”。第三，世俗化潮流消解着神圣，使一些极端属于“私人领域”的话题毫无顾忌地搬到大众传媒中。第四，商业化因素使媒体为了收视率而越来越需要私人性的暴露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第五，大众传媒中引进了人际传播形式，有利于增强传播效果，但也把一些不愿让别人知道的隐私暴露出来。^[2]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所有制由完全公有制到公私并存，国家控制的放松，宽松的环境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私人意识得以进一步张扬。私人话语向大众传媒的扩张水到渠成。刚刚起步的当代中国“私人领域”主要表现在社会劳动领域，交换、流通领域，家庭生活、休闲娱乐这三个领域。但随着隐私写作和隐私文学的流行，私人话语开始向大众传媒渗透，“私密话题”或“隐私倾诉”、“非常隐私”等就在媒介上衍生与繁盛。^[3]

2　电视谈话类节目中的“公共领域”

“谈话节目”(TalkShow)，英文原指西方广播电视中一种以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谈话现场一起谈论各种社会、政治、情感、人生话题，一般不事先备稿，脱口而出。哈贝马斯认为，大众传媒既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内在机制，然而，大众传媒却又最终颠覆了“公共领域”。在此情境下，文化工业对“公共领域”的消解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公众的消失、公共交往的消失、批判的消失以及批判对象的消失。谈话节目的出现，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公共领域”重建的条件之一，形成社会能够认同的普遍利益。这主要体现在谈话类节目的话语空间上，主持人用商讨的态度、平和的语气讲话，并且尽量制造一种和谐的谈话气氛，就像平时几个人聊天一样，最终达到受众对社会集体利益的认同。在当代，媒体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而在以图像为主要传播特性的电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电视的生命在于对人的关注: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关注人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等。“脱口秀”节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普通大众终于在媒体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它开创了双向交流的模式，使受众拥有了话语权。在中国，谈话节目虽然起步较晚，但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几乎所有电视台都以不同方式创建了这档节目。自从1996年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播出，引发了中国电视的谈话浪潮。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电视界经历了五种形态: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综艺浪潮，90年代早、中期的记录浪潮，90年代中、后期的游戏浪潮，同时，谈话浪潮和电视直播也随之出现。^[4]这期间，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期不但提供了想要表达自己的人群，更提供了可供讨论的鲜活话题。人们在各种谈话中获得了思想的交流，使得思想的多元性在这种形式之下得到了共同的表达。当代媒体的这种平民化倾向，中心权威的“独白样式”话语越来越被各种“对话式”话语所替代。

虽然哈贝马斯的重点集中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公共领域”其最初存在的意义是市民阶层发表观点、与私人空间相对的公共空间，体现了相当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的民主性。^[5]在谈话节目中思想的自由表达，便是社会民主性的进一步体现。而且随着传媒业的进一步开放，政治话题的敏感性和不可触及性逐渐降低，人们已经初步开始在媒介中发表关于体制、制度的各种看法。在这里，社会的“多元”首先就表现为多种声音的呈现——官方的声音、学者的声音、名人的声音和普通人的声音。而在历史的过程意义上看，普通人总是最严重的失语者。在专制下的国家，在政治民主程度不高的国家，是绝对没有普通人的讲台的。现在普通人的声音能够在社会舞台得到呈现，无疑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广播和电视中谈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痛苦和心灵创伤。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这个日益数字化的地球村把人们集合在一起。只不过与以往社区集会议论公众事务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个人生活中的难题，对悲剧、丑闻、人际关系等，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从这一点来看，“脱口秀”这种节目兴起的重要的社会原因就在于，在工业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得越来越小，大众有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一个“公共论坛”，谈话节目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论坛”。在中国，谈话类节目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产生，既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进步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进步的一个突出标志，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认识，信息的交流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咨询传播，还融入了人们情感的交流。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强调“个体”意义上的交流，达到所谓的信息共享，却忽略了更加本质的问题，社会需要交流，以证明各生命群体的存在与价值显现。谈话类节目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这种社会化的大交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交流形式，实现一种多元化的沟通，这也是人们所感受到的谈话类节目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从世界范围来看，“脱口秀”是一种符合当代电视节目发展趋向的节目样式。当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和电子媒介平民化的特质使得这类节目的产生有了客观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大众不满足于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所拥有的越来越小的公共空间而强烈渴望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愿望又为它提供了主观上的某种必然性。虽然中外“脱口秀”的兴起究其根本都离不开这两点原因，但又因为中西具体社会语境的不同，中国“脱口秀”的发展轨迹必然会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风貌。

3　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中的“私人话语”

中国媒体上最典型的“私人话语”形式是“隐私倾诉”。中国纸质媒体上的“隐私倾诉”类栏目开始于1997年5月底《中国青年·青年周末》周五版上安顿的“口述实录”。此后类似的新闻样式成为各都市类报纸与广播电视晚间节目的常态。在这类新闻样式中，记者的角色由话语霸权的主控者退隐为倾诉对象的忠实记录者或倾听者，其所涉的话题包括“情感故事”、“真挚友谊”、“心理困扰”、“成长历程”、“婚外恋”、“两性健康”乃至“同性恋”等敏感话题。如果将私人话语的范围仅局限于“隐私倾诉”，其范围显然过于狭窄。事实上，目前国内流行的各种电视谈话节目中，也出现了许多“私人领域”的话题。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日益模糊表现在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兴起，其中的事件原先发生在私人的领域，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因此，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是以电视为媒介，以“情感”为核心，以人物为主打的一种谈话节目形态。从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到《对话》，从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到湖北台的《往事》、湖南台的《真情》等。这些节目大多是以人的情感为主线，以情绪性的谈话和生动感人的故事来展现情感的美好、人生的变幻。许多私人事件，包括爱情、婚姻和家庭等各个方面的情感或故事，都大量存在于电视媒体的“公共领域”中，使“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呈现融合的趋势。作为“公共领域”的谈话节目中出现“私人话语”，有其合理的逻辑。如对传媒而言，一部分“私人话语”进入谈话节目，无疑扩展了谈话的内容，有利于增强节目对生活的反映能力，加强传媒节目与受众之间的亲和力。对受众而言，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日渐增加的生活压力下，也希望媒体充当泛专家系统的角色，作“私人领域”的公共鼓励者和咨询服务者。

中国电视谈话类栏目中有很多社会热点或重大话题，但也有不少选题关注的对象往往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说的是一些家事，暴露的是嘉宾个人的生活隐私、情感世界。目前火爆屏幕的情感征婚类谈话节目，还有风头正劲的情感倾诉类节目，以湖南卫视的《真情》、江苏台的《情感之旅》为开端，节目中，心态各异的倾诉人通过屏幕将个人的隐私大白于天下，换来的同样是观众各不相同的感慨。从本质上来讲，“脱口秀”这种节目形式都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性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当代电子媒介的平民化性质造成了这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脱口秀”是当代大众传媒社会作用的一个缩影。“脱口秀”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彻底地解决那些不断困扰人们的问题，而在于将这些问题公开化。谈话节目把普通人的悲欢展现出来，让人们知道不仅仅是自己在饱受磨难，别的人也同样在恼怒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而使人们平静下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对待现实。

从中国这几年谈话节目的发展趋势看，电视谈话节目有向人际间自然地面对面谈话方式回归的趋势，同时引进轻松、平和的群体现场交谈形式，是一种从技巧到观念上更贴近生活、融入大众的表征。同时现场观众的参与性、介入性增强，现场成了观众宣泄情感的公共论坛，使更多意欲发言的电视观众各自寻找到了一种替代性满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模糊，不等于两者之间界限的消失。人们之所以想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私人情感，无非是认为大众传播领域为我们个人情感的表达多提供了一个通道，但是他人真的能与我们分享吗?事实上，人类的私人体验其实只会由当事人自己去咀嚼与体味，没有经过提炼就拿到大众媒介上说，非但不会获得同感和理解，而且如果涉及隐私内容，例如一些媒体不恰当地把普通百姓及其私人事件从“后台”推到“前台”，把处在“私人领域”的人不加保护地强行曝光于媒体，其中所涉及的隐私内容、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包括面子问题等，就会或多或少地使当事人处于一种“被监视”与“被控制”的强大公众压力下。另外，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情感谈话类的节目已经变成了“以猎奇为动机，以窥视为目的，以隐私为依托，以媚俗为结果”的荧屏秀场，其态度的诚信度以及内容的真实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更有甚者，一些媒体在当事人并不侵犯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滥用偷录偷拍，侵犯公民的隐私，给当事人带来伤害，这种话语霸权超出了媒介的职业界限，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往往沦落到媒体暴力的边缘。这种“窥视”因为媒体的展示而具有最大程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无形之中帮助观众摆脱来自窥视行为的道德压力之余，也在客观上悄然助长了受众的集体窥隐欲。^[6]这在哈贝马斯所批判的“私人领域”的公开化中有所体现，他指的公开化是由统领“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借助巨大的渗透力量，使一部分人的私生活作为消费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公开。这种公开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服务于媒体自身的商业利益。它一方面迫使被报道者身不由己地卷入公共视野和媒体漩涡;另一方面在发展过度的情况下，则将媒体导向无谓的明星轶闻追逐之中，以过量的名人琐事充斥公共空间，导致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另一种情况是“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侵吞，如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对于家庭事务的干预力度的加强，“公共领域”借助公共舆论对私人生活的猎奇性关注等。

从中国情感类谈话节目的发展可以看到，私人家庭与感情一旦进入电视媒体，就已经被商品经济有效地建构到消费循环之中。当这些情感故事大量地挤占了理性运作的有效空间时，不仅妨碍了公众成熟所必需付出的努力过程，也使得情感类谈话节目为了吸引受众和收视率，其态度的诚信度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此外，私人情感的持久曝光也会使自由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情感状态面临险境，特别是对于成长发育期，人生观逐渐成熟的青少年受众。因此，如何在“公共话语”空间之中求得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也是当今情感类谈话节目不可忽视的问题，不应专注于情感的宣泄，更应该加强对理性的培养和维护，后者也正是我国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品质。当然，谈话类节目会有不同层面的要求，包括谈话的话语选择等。一档好的谈话类节目，能够给观众一些启示，引起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现象的重视。在绝对意义上，任何个体的需求都是很难满足的。所以，如果想真正达到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对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也应该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以达到哈贝马斯向我们呈现的“公共领域”的重建。

【参考文献】

［1］徐丛青:《论“私人话语”适当回归私人领域》，《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

［2］郭小平、蔡凯如:《私密话题:当代中国私人话语向大众传媒的扩张》，《新闻大学》，2003年第6期。

［3］马昌豹:《电视消费与公共论坛》，《声屏世界》，2002年第3期。

［4］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陈文敏:《对大众传媒私密化倾向的反思》，《新闻传播研究》，2007年第3期。

［6］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Boston:Beacon Press，1989．

［7］Williams，Raymond，Culture，London:Fontana，1981．

［8］Williams，Raymond，Communications，London:Penguin，1962．

［9］Williams，Raymond，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Harmondsworth Penguin，1971．

［10］Williams，Raymond，“The Growth and Role of the Mass Media”，in Carl Gardner，ed．，Media，politics and culture，a socialist view，Basingstoke:Macmillan，1979．

［11］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London:Routledge，1990．

【作者简介】

刘娜，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学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方文化研究，中西方广播电视研究。

【注释】

[1]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Boston:Beacon Press，1989，pp.60．

[2]徐丛青:《论“私人话语”适当回归私人领域》，《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

[3]郭小平、蔡凯如:《私密话题:当代中国私人话语向大众传媒的扩张》，《新闻大学》，2003年第6期。

[4]马昌豹:《电视消费与公共论坛》，《声屏世界》，2002年第3期。

[5]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6]陈文敏:《对大众传媒私密化倾向的反思》，《新闻传播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