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本体特征

第二节　纪录片的本体特征

既然纪录片是电视栏目的一种重要报道形态，那么，就有必要对纪录片的本体特征和纪录片的创作风格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知道，纪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纪录片的英文为Documentary，即“用影片叙述非虚构的故事”之意。纪录片的创作应当遵循纪实主义美学的原则，主要运用纪录的方式，真实地再现生活。纪录意味着创作主体的淡化，对客观生活的尊重。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排除有时应用其他的表现手法，但是这种应用不能破坏纪实风格的整体一致性。我国的纪录片曾经长时间受前苏联纪录片理论的影响，把纪录片看做是“形象化的政论”，脱离了纪录片的纪实本性，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纪实主义的风格成为电视纪录片创作的主流，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才实现了本体意义上的回归。

一、纪录片的界定

纪录片伴随着电影的诞生而产生。1895年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制作的12部有名的短片就是最早的纪录片，如《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但从当代纪录片的观念来看，最早的完整意义上的纪录片，当属1922年美国人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尽管如此，卢米埃尔兄弟最初的拍摄活动仍然代表着纪录电影的开端。他们的两位摄影师（弗利克斯·麦斯基什、弗朗西斯·杜勃利埃）确立了两种纪录片的雏形，分别代表着纪录电影的两个极端：“对现实的描述”和“对现实的安排”。纪录电影的全部历史便是在这两个极点之间形成和发展的。

在世界纪录片发展史上，中国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拍摄纪录电影。最早的一些镜头，纪录了清朝末年的一些社会风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片段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然而这些镜头都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1911年年底，武昌起义时，日本摄影师桉屋拍摄了《辛亥鳞爪录》，这可看做是第一部完整记录中国社会的纪录片。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延安和八路军》（1939年）、《南泥湾》（1942年）等纪录片。这是较早的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完整纪录片，直到1953年7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诞生，标志着我国纪录片拍摄制作的专业化时代的开始。

“纪录电影”——纪录片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26年2月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给《纽约太阳报》的一篇发言稿上。这个名词来自法语，是法国人称纪行电影的用语。后来，格里尔逊给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影片《摩阿拿》（1926年）下定义时用了它。这部影片主要描写了南海各岛土著居民的生活。

近百年纪录片的发展，应当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趋于成熟阶段。然而，当我们试图给纪录片下一个准确而公认的定义时却犯难了。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纪录片不断注入了新的表现因素，社会审美思潮的变化和创作者的探索动机造成了纪录片不同的创作理论和创作风格，也大大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形态。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和探讨，给纪录片一个较为公认的概念，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是纪录片研究的基础。

什么是纪录片？这是一个从纪录片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关于纪录片的著名定义：

迄今为止，我们把所有根据自然素材制作的影片都归入纪录电影范畴，是否使用自然素材被当做区别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关键标准。^[4]

——［英］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

纪录片，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5]

——［美］《电影术语辞典》，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休斯顿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联合编辑

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制作的影片称为纪录影片。……总的说来，纪录影片是指故事片以外的所有影片，纪录片的概念是与故事片相对而言，因为故事片是对现实的虚构、搬演和重建。^[6]

——［法］《电影辞典》，拉·巴桑，达·索维吉

纪录片是这样一种电影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电影制作者放弃了对影片制作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并以此含蓄地向人们昭示该影片在

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美］罗·C·艾伦，《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世界电影》1991年第3期

纪录影片是对某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或历史性事件作系统、完整记录报道的影片。纪录影片所拍摄的内容必须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事实，不允许任何虚构。由于题材和表现方法的不同，纪录影片可分为：时事报道、文献、传记、自然和地理等纪录片。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以上几种关于纪录片的定义基本上代表了中外纪录片理论界的认识。然而，纪录片创作者们的看法与理论界却不尽一致。1993年，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曾就纪录片的定义和编导思想对欧美和大洋洲七国富有经验的著名制片人和编导进行了调查。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23名纪录片制作者在回答“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定义是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时，作出“没有”回答的有19人，占总数的82%；在回答“你所认为的纪录片的定义是什么”时，回答者们则分成了明显的两派：“纪实派”主张节目应该“客观、公正、平衡”，而“表现派”则“强调制作者的见解和解释性”。

由此可见，我们不可能为纪录片确定一个公认的和一成不变的定义，而是应当以一种多元化的思维来看待纪录片这种充满活力的艺术。纪录片发展的历史在不断地丰富它的艺术内涵和表现方法，我们这里试图从本体意义上把握纪录片的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无假定性的真实。真实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纪录片存在的基础。所谓无假定性的真实，是相对于艺术的真实而言的。与故事片、电视剧中的假定性的艺术真实不同，纪录片所面对的客体对象必须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物和人物，不容许虚构事件。“它的基本手法是采访摄影，即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摄影方法，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这里的‘四真’是纪录片的生命”^[7]，而且这种真实能使人从屏幕上感受到，同时也是摄影师有可能拍到的真实事件。

第二，形声一体化的表现结构。电视纪录片记录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功能是通过摄像机这种特殊的电子工具来实现的。现实世界中，客观事物的存在与运动都以形声一体化的完整形态进行，摄像机以一种特殊的记录形态再现了客观事物直观的形声结构和运动过程。这种记录形态强调记录行为空间的原始面貌，强调记录形声一体化的行为活动，使得电视纪录片中人和事物的活动具有了一种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逼真感。正是这种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客观物质现实的复原，才使得纪录片有着其他节目形态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永恒的魅力。

过去，由于技术手段的问题，在用摄影机去记录生活时，声音和图像画面往往被机械地分离了。长此以往，由于“宣传”的需要，电视图像脱离了声音，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变成了一种形象记号，使人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类概念，人物的活动也变成了某项活动的类概念，这样的图像可任由人们去理解与解释，这样就不能准确地还原出现实的真实。我国纪录片自《望长城》的一声“呐喊”，开始了电视观念的一次革命，人们开始重视现场声音在画面中的作用。

第三，情境化的叙事方式。情境化的叙事，就是要使纪录片的图像符号所表现的抽象内容具有一种“可经历”的情景意义。纪录片的创作者既不能像故事片的创作者一样用虚构的方法来安排情节，也不可能将生活完完全全地记录下来，而只能以真实自然的生活流程为素材，通过择取一个个有“意义”的瞬间和片段来“再现”生活的原貌。这种“再现”是建立在情境完整性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情境”，应包含三大要素：1.人物活动的具体时空环境；2.人物面临的具体事件或情况，即过程；3.由此构成的特定人物关系。一部纪录片正是由多个具有一定逻辑联系的“情境”按一定的结构组成从而达到叙事的目的。

以往的电视作品，叙事系统通常是建立在观念表达的基础上，生活内容通常以横断面的方式为主题服务。生活的横断面由于脱离了具体的时间、具体的活动、具体的行为目的，往往变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抽象化了的材料。

二、纪实本性的回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历史回顾

“纪录片的本性，应当是纪实性——客观物质现实的复原。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用磁带和胶片，来记录客观世界纯真的面貌。”^[8]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从诞生到确认纪实风格却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1958年，中国国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成立。中国电视纪录片也由此起步。那时，新闻性节目的摄制队伍由原来电影厂纪录片的摄影师和编导组成，他们是电视纪录片的开拓者。电视纪录片的内容也主要是报道型的，以介绍先进典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领导人出访等重要活动和重要节日为主要任务，同时也有一些表现中国的锦绣山河、人民生活风貌和风土人情的纪录片。这个时期代表性的电视纪录片作品有：《芦笛岩》、《长江行》、《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战斗中的越南》、《收租院》等。在形式技巧方面，受前苏联的“概述片”模式和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的观念的影响，比较注重纪录片的教化作用，画面、音乐都十分注重形式美、造型美，倚重解说词和蒙太奇剪接效果，几乎没有用写实音响。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许多电视纪录片也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被利用为极左路线和帮派宣传服务，出现了一些标语口号、形式主义以至假报道的作品。这个时期的纪录片的内容、形态和风格都受到了社会政治的影响，“责任意识放大，主体意识缺失”^[9]，总体上题材面非常狭窄，艺术形式和手法僵化，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历史文化这些题材被禁锢而不得问津，诸如知识性、娱乐性的题材被贬斥，不得涉猎；在表现形式上，从镜头运用、音乐音响处理到解说词的写作都有烦琐的不容逾越的清规戒律。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纪录片艺术被窒息了。

“文革”结束后，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进入了初步繁荣期，其特点是，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迅速冲破极左的禁锢，涌现出一大批好作品，如《周总理的办公室》、《长白山四季》、《雕塑家刘焕章》等。1979年8月，《丝绸之路》中日联合摄制组开始拍摄活动，揭开了与国外合拍大型纪录片的序幕。以后《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让历史告诉未来》、《祖国不会忘记》……如雨后春笋般地接踵而至。也就在这个时期，电视屏幕上相继出现了专门播放纪录片的专栏，如《祖国各地》、《人物述林》、《兄弟民族》、《地方台30分钟》（原《地方台50分钟》）等。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内容题材涉及广泛，无所不包；体裁形式也突破了单纯报道性的传统新闻纪录片形式，出现了散文式、抒情诗式、音画式、调查报告式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ENG电子新闻采集设备的广泛运用更为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画面加解说词的模式仍是这一时期我国纪录片的主要样式。1991年中央电视台四集（每集分上、中、下三部）大型纪录片《望长城》的问世打破了这一局面。“这部片子全方位地遵循了纪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解决了以往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方式上众多疑惑的问题，改变了长期以来电视屏幕主观意识过强，说教味浓的局面，为中国电视纪录片恢复纪实本性，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成为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0]

在已经过去的十余年中，我国的电视纪录片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随着纪实主义手法的逐渐成熟，中国纪录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世界的瞩目，在海内外受到广泛的欢迎。1991年，辽宁、宁夏电视台合作拍摄的《沙与海》荣获“亚广联”纪录片大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在国际上获大奖，编导高国栋、康建宁。同年，四川电视台拍摄的《藏北人家》荣获四川“金熊猫”国际电视节纪录片大奖，编导王海兵。吉林电视台拍摄的《家在向海》获第五届意大利桑迪欧自然纪录片电影节三项大奖，编导申晓力。1992年在上海国际电视节上，上海电视台的《十字街头》获得短纪录片大奖。1993年中央电视台孙曾田编导的《最后的山神》和陈晓卿编导的《远在北京的家》双双夺魁，前者获“亚广联”纪录片大奖，后者获1993年度四川“金熊猫”国际电视节纪录片大奖。同年，辽宁电视台的《两个孤儿的故事》获日本福冈亚洲电影电视节纪录片大奖，编导高国栋。1994年上海电视台的《茅岩河船夫》又获得“白玉兰”上海国际电视节大奖，编导宋继昌。最为辉煌的是1995年，我国共有8部电视纪录片获国际大奖，它们是《龙脊》、《人·鬼·人》、《壁画后面的故事》、《回家》、《龙舟》等。1997年，独立制片人段锦川的作品《八廓南街16号》获法国真实电影节纪录片大奖，中央电视台孙曾田编导的《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荣获第二届帕努国际传记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爱沙尼亚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大奖。1998年上海电视台的《回到祖先的土地》获“亚广联”信息类纪录片最高奖。1999年沈阳电视台出品的《好大一个家》在第二十届东京影视节上获最高奖；独立制片人张元编导的《疯狂英语》获意大利米兰电影制作人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杨荔钠编导的《老头》获日本山形电影节优秀奖、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2000年上海电视台的《一个叫做家的地方》获“白玉兰”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奖，编导王小平。2001年，湖北电视台的《英与白》获四川“金熊猫”国际电视节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导演奖、最佳音效奖四个奖项，编导张以庆。2002年，《探索·发现》栏目制作播出的3部纪录片接连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红柳的故事》荣获法国儒勒·凡尔纳电影节“科技与社会奖”；《楠溪江》荣获联合国国际环境、自然与文化遗产电影节最高奖项“评委会大奖”；《寻找滇金丝猴》荣获自然银幕电影节“TVE大奖”。《小屋》入围第十届罗马尼亚国际短片电影节并获得纪录片大奖。

2003年（第七届）四川电视节，中国电视纪录片参评获得大丰收：中央电视台的《达巴在歌唱》和四川电视台的《抉择》、云南电视台的《落幕》分别获人文及社会类最佳长纪录片和最佳短纪录片奖。在自然及环境类纪录片评选中，广西电视台的《海边有片红树林》和四川电视台的《萨马阁的路沙》分别获最佳长纪录片和最佳短纪录片奖。纪录片《船工》获第十一届“白玉兰”上海国际电视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人文类纪录片摄影。《丹顶鹤的故事》获得四川国际电视节“2003环境保护电视节目大奖赛”评委特别奖；《龙井纸事》获得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研讨会“学术奖”，《老镜子》获得评审团大奖。2004年（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的《幼儿园》获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创意奖。此外，许多系列纪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广东行》、《毛泽东》、《庐山》、《中华之门》、《中华之剑》、《邓小平》、《我们的留学生活》、《共和国外交风云》等，虽然因为篇幅较大没有机会在国际电视节上获奖，但它们在海内外观众中产生的反响或许更为强烈。

2005年《小小读书郎》获亚洲电视节最佳长纪录片奖。2006年《蜕变》获得第16届东欧“媒体震撼”国际影视节“最佳长纪录片奖”，这是亚洲人首次在这一国际影视节中获奖。

以上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纪录片已跟上了世界纪录片纪实主义的潮流，迈入了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