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其他问题研究
传媒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媒介发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治文明要求在政治系统与媒介系统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同时媒介系统自身也应尽可能维持多元结构或至少表现出包容多元政治意识的雅量(130)。有论者还提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一个现代政府应该采取一种新型的媒体战略:新闻执政(131)。还有论者对我国传媒的治理结构、传媒在促进两岸政党交流与沟通中的作用、新闻控制模式、地方政府对媒介产业的影响、政府新闻发布在危机公关方面暴露出的某些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西方新闻事业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表现在研究范围更加宽泛,不仅表现在国别的数量在增加,还表现在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有媒介成就的探讨,也有对于新闻运作中教训的总结;有对西方新闻事业历史的考察,也有对于现状的关照(132)。也有研究者对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它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意味着方法论著的突破。然而思想根源的矛盾和逻辑推导的漏洞,带来了理论的迷失;科技话语的过多呈现掩盖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使理论出现失衡,并导致了其诠释现实的乌托邦色彩(133)。
一些新闻学的交叉学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闻心理学、媒介社会学、传媒经济学、媒介文化等(134)。研究者们还开拓了不少新研究领域,如新闻图像(135)、新闻叙事学(136)、休闲和创意、媒体的身份研究和媒介地理学、创意和休闲产业、媒介权力、媒介时间(137)、大众传媒的文化民粹主义(138),等,一些新开拓的研究领域未来会成为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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